票友白先勇 复苏昆曲记
12月8日至10日，北京国家大剧院将演出青春版《牡丹亭》第200场，就此封箱。白先勇说：“这应该是一个句号，青春版《牡丹亭》的使命已经完成。”
本报记者 李怀宇
“现在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看过青春版《牡丹亭》的，一种是没看过的。”一位北大学生看完青春版《牡丹亭》后在网上写道。这句话让青春版《牡丹亭》的总制作人白先勇惊喜不已，在不同的场合引用。2011年12月8日至10日，北京国家大剧院将演出青春版《牡丹亭》第200场，就此封箱。白先勇说：“这应该是一个句号，青春版《牡丹亭》的使命已经完成。如果以后国外有重大的演出邀请，可能会去演出，但是基本上可能会是最后封箱的一场。”
九岁就有了昆曲梦
昆曲是白先勇的一个梦。
九岁的时候，白先勇在上海美琪大戏院观看梅兰芳回国首次公演，那一出恰是《牡丹亭》里的《游园惊梦》。从此他与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小时候并不懂戏，可是《游园》婉丽妩媚、一唱三叹的曲调，深深印在白先勇的记忆中。许多年后，白先勇一听到这段音乐的笙箫管笛悠然扬起，就不禁怦然心动。白先勇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干脆就命名《游园惊梦》。
后来白先勇认真研究过昆曲的历史：他至爱的《红楼梦》，元妃省亲，点了四出戏都是昆曲。曹雪芹成书正是昆曲鼎盛之时，上至王卿贵族，下至市井小民，对昆曲的热爱由南到北，举国若狂。张岱在《陶庵梦忆》里记载了每年苏州虎丘山中秋夜曲会大比赛的盛况，与会者上千。当时昆曲清唱是全民运动，大概跟现在唱卡拉OK一样盛行。由明万历到清乾嘉之间，昆曲独霸中国剧坛，足足兴盛了两百年，其流传之广，历时之久，非其他剧种可望其项背。然而到了民国初年，昆曲没落得几乎失传，职业演出只靠数十位“昆曲传习所”传字辈艺人在苦撑。抗战胜利后，白先勇那次观看的梅兰芳演出，不过是灵光一现。
1949年以后，昆曲的命运随政治风云起落，在“文化大革命”中更遭浩劫。白先勇回忆：“那时我在国外看了好多香港传过来的报道，也看了外国电视的报道，红卫兵把我们的千年佛像，一个榔锤就打掉了。那时候觉得好像我们的中华文明都要完了一样，所以感到极度悲观、悲凉，老在想，我们老的文化没有了。”单以昆曲而言，海外一脉传承文化不绝如缕。1968年，张充和带着女弟子李卉到哈佛大学表演昆曲。当天演唱的是《思凡》和《游园惊梦》。曲会结束后，余英时即兴赋七绝二首，表达对祖国文化正在受难的感慨，其中一首为：
一曲《思凡》百感侵，
京华旧梦已沉沉。
不须更写还乡句，
故国如今无此音。
余英时跋云：“张充和女士莅康桥演《思凡》、《游园》二出，及门高弟李卉饰春香，盖初试也。观后感赋两章并以志盛。一九六八年四月卅日余英时稿。”张充和又和余英时诗二首，其中一首为：
横流葭苇总相侵，
再整衣冠再陆沉。
此曲微茫如可听，
恹恹如缕赖知音。
1987年，白先勇重返上海，恰逢“上昆”演出《长生殿》的最后一场。白先勇回忆：“我看到了昆曲这项中国最精美、最雅致的传统戏剧艺术，竟然在遭受了‘文革’这场大浩劫后，还能浴火重生，在舞台上大放光芒。当时那一种感动非比寻常，我感到经历一场母体文化的重新洗礼，民族精神文明的再次皈依。”从此，白先勇思考着如何复兴昆曲。
古典为体，现代为用
尽管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昆曲为“人类口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昆曲在中国已现式微之势。2003年，白先勇以苏州昆剧院为班底，汇聚各界精英重新制作了青春版《牡丹亭》。当时最大的挑战，便是如何将昆曲的古典美学与21世纪的审美意识接轨。白先勇的原则是：尊重古典但不步步因循古典，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可说是“古典为体，现代为用”。严格遵守昆曲传统的念、唱、作，并适当地运用现代剧场的灯光舞美，以不妨碍昆曲表演为前提，不露痕迹地溶入现代元素，使整出戏既有古典美又有现代感。当时昆曲传承存在着严峻的断层危机，一线的昆曲师傅都已届退休年龄，如不赶紧将他们的绝活传授给青年演员，昆曲便面临失传的危险。青春版《牡丹亭》希望借着排练一出经典大戏，将昆曲大师张继青、汪世瑜等的艺术传给“苏昆”的青年演员。
在选角上，白先勇大胆地起用了与《牡丹亭》剧中人物年龄相符、形貌俊丽的青年演员担纲，杜丽娘由沈丰英饰演，柳梦梅由俞玖林饰演，此举很快就吸引了青年粉丝。在白先勇的牵线之下，俞玖林拜师于汪世瑜门下，而沈丰英也由张继青正式收为门徒。
白先勇以名人效应吸引了一大批朋友投入到《牡丹亭》的工作，王童（美术总监、服装设计）、林克华（舞台、灯光设计）、吴素君（舞蹈指导）、董阳孜（书法艺术），都是一时之选。这些人几乎是不计报酬地工作，青春版《牡丹亭》也制造了一个新名词—“昆曲义工”。
白先勇透露，其间他四处募捐，所得3000万元人民币均投入制作。他本人倒贴了不少钱， “我自己是义工，还有好多我的朋友也被我拉来当义工，像董阳孜的书法、奚淞的画、王童的服装设计，这些都是老朋友，跟他们不好算啦。用中国大陆的话—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对文化大业的参与。我们那个年代留下来的那一伙人，不为名利”。这种无私的投入，在当今戏剧界具有不可复制的元素。
经过近一年排练，青春版《牡丹亭》于2004年4月公演。白先勇特别注意到“表演艺术，没有青年观众便没有生命前途”。青春版《牡丹亭》在中国高校及美国西岸的名校巡回演出，获得青年学子的热烈喜爱。2006年9月15日至10月10日，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国西岸巡回演出，由名校加州大学四个校区联合大公演。四轮十二场，场场满座，美国戏剧界认为这是自1929年梅兰芳赴美巡回演出后，中国传统戏曲的美学，对美国文化界、学术界造成最大的一次冲击。白先勇坦言：“我们在美国、英国演出，有些留学生看了掉泪。我听西方的歌剧、音乐演奏会，也很感动，但结论是，这是西方的，只是一种尊敬。而他们看完昆曲以后的结论是，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在北大演出时，我觉得大学生脸上都在发光，好像参加了一场古典文化的仪式。我们的文化不仅是一个放在博物馆的化石文化，是活的。”
暂别昆曲
青春版《牡丹亭》引起的“昆曲热”，效果超出了白先勇的预期。白先勇几乎逢人必谈昆曲。每次都热情地回顾昆曲受欢迎的盛况，无论是北京、上海、苏州、广州、深圳，还是美国、英国、希腊、新加坡，他无不讲得眉飞色舞，由衷感慨：“昆曲完全是普世的，我想它在文化上达到了美学的高度，能够打破国籍、语言、文化背景的界限。”
2008年，白先勇又推出新版《玉簪记》。他认为昆曲的复兴要从教育开始：“我们想办法把昆曲在校园生根，第一步是在校园巡回演出，引起学生的兴趣，第二步是在校园里面普及昆曲教育。”青春版《牡丹亭》的主要演出场所是各大高校。而白先勇在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开设昆曲课。在台大开课时，竟有2400人报名。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郑培凯是白先勇的好朋友，多年来对昆曲的传承有所建言。他说：“我反对现在大多数昆剧团搞的那种大戏，花很多精神在舞台设计、灯光舞美上，青春版《牡丹亭》也算是大戏，方向却不同，舞台基本空灵，做得非常好。白先勇给我的任务，是思考与探讨昆曲的文化意义，和涉及开创或复兴中国文化前景的问题。我对戏曲研究的体制不是顶乐观的。我觉得中国有一些体制实在太令人失望了，对整个文化的发展，尤其对某个特殊领域的艺术的发展，完全就是扼杀。”
白先勇是文学家，近数年间的声名却几乎与昆曲画上等号，他的文学和传记创作也因昆曲而一再耽搁。“我对昆曲投入了太多时间和精力，还有我的朋友关系也用光了。我很累了，也希望有其他人出来接班。”白先勇说，“我希望唤起华人世界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对传统美的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化处在衰微的境界，一下看到有一个东西在放光芒，远远超过一出戏的意义。”
专访白先勇：把古老的昆曲变成了时尚
本报记者 李怀宇
七年，青春版《牡丹亭》即将演到第200场，关于它的讨论七年里从未从报纸上消失过，难以想象这样的待遇安在其他传统戏曲演出上。这一切，都难脱白先勇的名字。这位民国将军的儿子、著名的现代小说家，几年来所有的新闻，都关于昆曲—这词曾频频出现在他早年最知名的小说里，《游园惊梦》、《永远的尹雪艳》等。
把昆曲变成时尚
时代周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将演出的青春版《牡丹亭》第200场意义何在？
白先勇：这次200场有重大的意义，一个昆曲的现代剧能够演200场，这已经破纪录的了。可见它生命的强韧，印证了昆曲艺术的美学达到某种高度，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和喜爱。这200场，我们从2004年演出到现在，快八年的时间，全世界都走过了。我们的观众有三四十万人次，更不简单的是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满场的。这些场不是小场的，都是一千人以上的。
更特殊是《牡丹亭》把年轻的观众召回到戏院来了，本来传统的戏曲是几乎没有年轻观众的，我们的演出在各个大专学校，中国大陆重点大学都去过了，全世界各地的大学都巡回演出过，得到了广大的大学生的欢迎。比如我们去北大演了三次，那是很大的戏院，2200座，每场都是满的，空前的热烈。不光是北大，台大、港大都如此，到美国的加州大学四个校区演出也是一样，可见对年轻观众有号召力。尤其是中国大学生观众重新发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美、传统文化的力量，这是很重要的。以前昆曲在青年心中好像都是非常古老遥远的艺术，现在反倒变成一种时尚了。大学生把看昆曲变成一种时尚，这倒是很难得的现象。
我想，昆曲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中国式的“情”。昆曲很重要的两个要素一个是美，一个是情。昆曲叙述的很多是爱情，也有亲情、友情，很多中国人表达情的方式，打动了中国的观众。
我们在美国、英国、希腊演出的时候，西方的观众也是一样的热烈。西方观众对中国戏曲的了解止于京剧，对昆曲很少认识的，这次《牡丹亭》出国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昆曲的生命，如果制作、宣传、演出各方面到位的话，有复兴的可能。这是很多人的善意促成的。大团队里有很多艺术家，还有很多知识分子、企业家参与，没有他们支持，寸步难行。
时代周报：在2004年之前，是什么样的动机促使你来做昆曲《牡丹亭》？
白先勇：我一直觉得昆曲是很了不起的中国表演艺术。在2004年之前的一二十年，我也有机会到处宣传昆曲有多么的美。我看到昆曲危机很大，因为老一辈的演艺人员慢慢到了退休的年纪，而观众越来越老化。青春版《牡丹亭》的意义就是要它回春，训练年轻的演员，培养年轻的观众，让昆曲恢复青春的生命。尤其是《牡丹亭》，作者汤显祖很了不得，在昆曲中是经典的经典了。我感觉还没有一个版本把原著的精神，“美”跟“情”这两个字十足地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再试一次，集两岸文化精英、戏曲精英一起来打造这么一个剧作，现在回头看看，还蛮有文化的使命感。
“不得了的艰难”
时代周报：你是一个文学家，当时怎么把昆曲界一流的人才都团结起来的？
白先勇：我本来对昆曲有很大爱好，在青春版《牡丹亭》之前，我也试过两次小规模的制作昆曲，不过是折子戏。之前我常常看昆曲，所以跟昆曲界的老师傅们都很有交情的，一直看他们的戏，跟他们讨教，也是一二十年建立起来的友谊，在《牡丹亭》时发挥效用了。我在文化界也那么久了，跟艺术家都是朋友，跟舞美、服装的设计家都是朋友。很重要的一点，我触动了大家的文化使命感，大家都觉得要替中国文化做事情，但是没有一个凝聚点，没有一个平台，我所谓的登高一呼，刚好触动了他们的使命感，都聚了起来。他们对我的信任，我也很感激，这些都是一流的艺术家，平常都请不动的。
时代周报：2004年开始演出到现在是七八年的时间，当中有什么甘苦？
白先勇：甘苦说不完了。我最高兴的就是看到，在北大或在其他大学，学生看戏看到晚上11点钟了，天寒地冻都不走，几百人在前面，好像曲终人不肯散，那种受了文化陶冶的兴奋的感情，最感动的是那一刻。我觉得中国的年轻人，至少一生中看一次中国文化的美在什么地方，这是最值得的一点。
要说到艰难，是艰难到无比。昆曲是精致得不得了的艺术，绝对没办法也不可以随便粗糙的，所以一开始我们花了多少心血，2003年一整年的准备。从一招一式训练年轻演员开始，老师傅真是全心投入训练这些演员，不是一朝一夕，那是整一年打的根基，早上九点下午五点，有时候还开晚班到晚上11点，磨了又磨。在舞台设计、灯光设计、服装设计，每一个小节不晓得开了N次会，每个地方都花了功夫。我们四个人磨剧本磨了五个月。演出也是不得了的艰难，演出前面的宣传，演出中间怎样调度，都是说不完的繁琐，要把票卖光，要宣传到位，要和各种人打交道。说真话，全凭自己奋斗，也没有太多外界帮忙，我自己去募款，也是不得了的艰难。
时代周报：你怎么募捐到这么多款？
白先勇：就是去触动那些企业家，我想他们也看到这件事情在文化上的大义在哪里。我们投进去快到3000万人民币了。我们到处去演出，到美国、英国都需要钱。我们的目的完全不在商业，因为昆曲的意义不在商业，不是普通的综艺节目或者演唱会，不是那么回事儿。昆曲演出等于展览了我们的青铜器、秦俑，把我们中国最美的文化瑰宝展现在世人眼前。不能去计较收多少门票的，不能说是赚了还是赔了。
时代周报：这七八年的时间总共投入3000万人民币，票房上有没有收入？
白先勇：票房的收入都给当地的主办单位或剧院。再有余就给演员、剧院。演员最辛苦，他们收入也有限，所以我们能够有剩余的收入就都给他们了。我自己是义工。
时代周报：你是没有收入的？
白先勇：一毛也没有，我还贴了很多，我自己的稿费、演讲费都贴进去了，因为做这件事完全是文化上的意义。
时代周报：你的那些朋友呢？
白先勇：那些朋友都是义工，跟他们不好算钱的，因为像服装设计王童大导演，他设计一个东西我们的预算就没了，给他设计费就不得了，有些是象征性拿一点，或者是根本不拿钱。像大书法家董阳孜，她两三个字在台湾就是上百万台币，她给我们不知道写了多少字，一分钱也没拿。像奚淞画的观音佛像，一幅观音好多钱，但是他们不能算的。我最感动的就是这一点，他们的文化使命感跟我是一样的。
时代周报：在中国演出昆曲有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白先勇：所谓阻力是制度上的东西，比如在中国还没有一个昆曲专属的剧院，我们到处跑码头非常辛苦，而且花钱也很多，这是制度问题。当然，我们更希望政府多帮一点忙。文化部倒是很支持，这次到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是文化部主办的，原来他们不会为一个剧目出面来举办，这是破例的了。
时代周报：在国内，你所知道的昆剧团的现状怎么样？
白先勇：大家都很辛苦的，当然整个传统戏曲都有危机，西方的通俗文化像洪流一样冲进来了，而且国内的票也卖得那么贵，剧院开销那么高。
青春版胜在古典现代结合
时代周报：青春版《牡丹亭》在海外演出之后，你发现昆曲这种古老的表演艺术，跟西方现代的表演方式有没有碰撞的地方？
白先勇：肯定有的，我们在美国演出，美国人对昆曲基本上是不了解也没接触过的，大概99%西方观众没看过的，看我们三天共九个小时的戏，还要买两百美元一套的票。在柏克莱演出的时候也是两千多的位子满满的，演出之后起立鼓掌。他们对那种抽象的表演方式很感兴趣，我们昆曲那种写意式、抽象、象征性的表演，现在他们的现代戏也有很多象征性的东西。而且我们昆曲的美学是极简美学，舞台设计是极简美学，他们有些现代的戏也是极简、象征性的。还有一点是，《牡丹亭》讲的是爱情，生死，死去活来，他们的那些戏剧里面也有的，情况是共通的，表现方式不一样。因为不一样，他们就更感兴趣。在英国演出，我觉得是特别的，在伦敦的英国人看戏是非常内行的，他们眼中本来只有莎剧，等于是到他故乡去了。
时代周报：《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好像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白先勇：他们是同一年死的，1616年，所以《牡丹亭》在英国演出是指标性的了，因为伦敦是世界的演艺中心，在那儿演出受到那么大的肯定是不容易的。我们在雅典演出一样受欢迎，雅典是希腊悲剧产生的地方，他们对戏剧当然了解了，我觉得昆曲的美学高度是世界性的。
时代周报：在青春版《牡丹亭》之前，为什么中国昆曲处于式微的境地？
白先勇：有很多原因，本来昆曲在19世纪已经衰落式微了，因为战乱，而且京剧的兴起。还有一点，朝廷的品位也改了，像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喜欢昆曲的，朝廷里面所谓供奉，相当于是皇帝的御家班子，演的都是昆曲。到了晚清，皇帝改听皮黄了，像慈禧太后喜欢京戏。所以，领导人也有关系，如果中国的领导人喜欢昆曲，昆曲也就兴起来了。
时代周报：后来昆曲有没有民间的基础？
白先勇：因为昆曲的词义比较深，它是诗，是有点曲高和寡的倾向，皮黄比较容易懂，偏向民间。但事实上，大家都是对昆曲能够接受的，何况现在受教育这么多，我想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在提倡和制作方面很成问题，因为制作方面来说，一个表演艺术一定反映当时美学的，如果不反映当时美学一定会衰落，如果没有观众，表演艺术就会死亡的。如果制作的时候还是非常守旧的，不跟着时代变迁，肯定会遭到淘汰的。像我们现在的表演艺术，是新式大剧院，灯光、舞美都是现代化的电脑控制的。我们青春版《牡丹亭》最成功的地方是把古典跟现代结合起来，结合得比较成功。现代跟古典怎么结合，是21世纪要研究的问题。我觉得不光是昆曲，我们的绘画、音乐、文学各方面，都是传统跟现代怎么结合起来的问题。结合得好，让古典有现代的生命，如果光是现代化，把西方的横移过来，自己没有根基，这是站不住脚的。
昆曲属于抒情诗传统
时代周报：现在是娱乐的时代，电视、电影、各种新媒体的出现，对昆曲的冲击到底有多大？
白先勇：肯定有的，像大部分人看好莱坞的电影，但反过来说，因为昆曲有美学的高度，那是另外一种艺术，那种境界跟视频上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是一种高级的艺术境界。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互相刺激，看了这东西再去看那东西又觉得不一样的。而且，昆曲的表现方式也不能够是传统的表现，以前老的舞台“一桌两椅”那种很陈旧的方式可能是不适合现代观众了，但是声光电弄得一台，那也是不对的。怎么把传统跟现代结合起来是很大的学问，也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因为昆曲主要是一个表演艺术，一切的配件，舞美也好，服装也好，都要为表演服务。所以，它的舞台设计绝对不能繁华，基本上是抽象极简的艺术，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把握得很好。
时代周报：你在2003年制作青春版《牡丹亭》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后来这样的反响？
白先勇：有点出乎我意料，没想到反响那么大，而且那么久。有些老观众也很喜欢，因为我们把最经典的折子、经典的唱段是完全保留不去改动，所以老观众看了觉得这些都在，又觉得很新鲜。对年轻人来讲，很多人第一次看，就爱上了昆曲，这种故事很多，有些年轻观众追着看，我们到哪里演出就跑去哪里看。
时代周报：现在做了七八年昆曲，对你的文学事业有什么促动？
白先勇：我写过一篇小说，叫做《游园惊梦》，那就是我从昆曲得到的灵感，所以我的文学跟昆曲蛮有关系的。这些年来，我花了太多时间在上面，我最近又回到写书。创作方面我自己也说不准了，也许有一天我写的时候也用上，经验很宝贵。我自己花掉太多时间，按理讲，昆曲不应该由我来做的，我不是昆曲界的人。
时代周报：但是为什么昆曲界没人做这个事呢？
白先勇：有心要做，可是这个是不容易的，我也是因缘际会认识这么一批朋友、媒体帮忙的，单独成不了这个事，这要结合很多很大的力量。
时代周报：昆曲跟中国的文学是结合得非常紧密的艺术？
白先勇：它是我们抒情诗的传统，它是唐诗宋词元曲一个大传统下来的。舞台上，我觉得应该有一种新的呈现，想办法抓住现在的观众，这是最要紧的。
时代周报：你多次讲到中国文艺的复兴，你认为昆曲是文艺复兴里面一个重要的指标？
白先勇：因为它是有六百年历史的古老剧种，它能不能复兴，能不能感动我们内心，我觉得是蛮要紧的一个指标。它还能够触动潜伏在我们内心中的文化的因子、DNA。昆曲是能够表现中国文化的美学的，它是一种抽象、抒情、写意的美学，非常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美学这一套东西。很多西方文化复兴的时候也是从戏剧开始的，像英国的文艺复兴，戏剧复兴也是很重要的，莎士比亚就是出现在文艺复兴最高潮的时候，爱尔兰的文艺复兴也是从戏剧开始，雅典文艺的高潮根本就是从希腊悲剧开始。
我的梦想，希望中国的文艺复兴在21世纪发生。这个世纪对我们太重要了，对我们文化来说，是最好的一个机会了，因为长期处于太平时代，没有战争，没有内忧外患。战乱的时候是不可能有文艺复兴的。现在经济上的条件一切都有了。文艺复兴是一个很漫长的路，我现在做昆曲，等于是留一个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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