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枫：稀土没有卖成白菜价

2019-08-14 11:39:43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崔烜发自北京

“盲目地说当年‘把稀土卖成了白菜价’，‘卖出了土价钱’，这种看法我们老稀土人不同意。”红枫是原国家计划委员会稀土办公室的处长，从1983年开始，科研出身的他经历了中国稀土行业改革开放后的整个发展历程，尽管为稀土付出了一生的精力，但与许多老专家类似，对于稀土行业两年来的价格繁荣，他并不看好。10月25日上午，68岁的红枫在晴朗的北京接受了时代周报的专访。

稀土出口是为了外汇

时代周报：这两年，在国家收紧出口配额之后，有一种很流行的看法，认为既然中国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稀土，而稀土又是高科技产业所必需的资源，完全可以卖一个很好的价格，甚至可以完全不出口，为什么却一直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外国，自己却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

红枫：在改革开放之初，当时的外汇非常短缺，一整年的进出口总额1000亿美元也不到。当时能够出口换回硬通货的工业产品几乎没有，质量差，外国不认可，而主要靠农产品和一部分国外紧缺的资源，比如说钨。尽管当时钢铁、铝、镁、锌的产量都很大，但自己都不够用，没有能力出口。所以当时稀土是被赋予了一个聚财的使命，开采比较容易，投资也不太高，国内的用量也很小。

时代周报：也就是说，稀土以较低的价格出口，是当时为了获得外汇主动作出的选择？

红枫：当年中国的稀土实际上是求着别人来买。一开始生产成本很高，分离技术又落后，外国人都不要。

我记得早在1975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国务院就已经成立了全国稀土领导小组。后来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技委员会主任的方毅主抓包头、金川和攀枝花三大资源的综合利用。我有幸参加了1978年和以后的多次会议和会议的一些筹备工作，当时方毅就提出，我们不但要做第一稀土资源大国，还要做到稀土第一生产国，稀土第一应用国，稀土第一出口国，这就是所谓的“三个第一”。

要实现“三个第一”，就要把生产成本降低，例如要把氯化稀土成本从近10000元/吨降低到3000元/吨。后来，全国的科技力量就围绕着稀土来奋斗，三个五年计划，“六五”、“七五”、“八五”，科委都设立了专项的资金支持，很快就见效了。1978年我国稀土产量稍高于1000吨（基本上是稀土硅铁合金，即1#合金），8年后的1986年达到11860吨。

外国人帮忙推销稀土

时代周报：后来国外的稀土矿都停产了，是由于中国稀土崛起的原因吗？

红枫：中国生产的稀土产品价格比他们低，竞争不过，自然会停产。

现在有些说法说是外国人要掠夺中国的资源，故意让稀土卖得很便宜，自己的稀土矿却保护起来不开了，这不符合历史。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们有针对性地向日本和欧洲大力促销稀土。对于外汇资源短缺的中国，我们是在求别人买我们的稀土产品、多买一点更好。当时的日本还是一个稀土冶炼分离大国和强国，我们千方百计地动员日本钇公司、日本三德金属公司等打消顾虑，改用我们的江西矿。当时的欧洲各国信不过我们的稀土产品，因为他们有法国的罗纳普朗克公司稳定的、高质量的稀土产品供应。

正当我们为难时，荷兰政府一个叫做“促进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组织”给外经贸部发来一份信函，邀请我们去推销中国稀土产品。

我当时以稀土专家名义，和五矿公司主管稀土产品出口的一位处长一起访问了荷兰，并在他们派出的稀土专家陪同下，访问了壳牌石油、飞利浦等世界知名企业以及相关的钢铁、石化、陶瓷等产业企业，用英文录像资料向其宣传稀土应用，宣传中国稀土产业、产品，用从国内带去的耀龙牌稀土样品请他们试用。目的无非是推销中国稀土产品，促使中国稀土产品走进欧洲，走进世界。

无疑，那次有中荷两国政府影子的荷兰之行对中国稀土产品进入欧洲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时代周报：国家商务部近几年逐年缩小稀土的出口配额，稀土价格得到了扭转，但因此我们却不断引发欧美国家的不满，以致这么一个产值不到400亿的产业成为了外交的焦点，你觉得应当减少稀土出口值得吗？

红枫：现在包括政府和企业的很多人都不尊重历史，盲目地说当年“把稀土卖成了白菜价”，“卖成了土价钱”，这种看法我们老稀土人不同意。

现在对外汇不急需了，政策确实应该调整，但并不应该以现在这种方式进行调整。

比如说，稀土是可以少出口了，甚至可以不出口了，只要进行内部调整就可以了，但请不要把这些话放到嘴上。之前跟外国说，我愿意不出口就不出口了，这样做有害无益。现在商务部对外解释的理由是一个是国内市场扩大了，要保证供应，稀土开采对环境破坏严重，要进行整顿，改善环境。这些理由都是正确的，但是这些道理都说晚了，一开始的时候都把话说很硬，造成的影响很坏。因为中国的资源是有赖于别人的，石油、铁、铜，甚至还有煤，对国民经济起支柱作用的大宗商品都有赖于进口。

有求于人是不能这么硬姿态的。稀土是战略资源不错，难道铀不是吗？澳大利亚和哈萨克斯坦是不是可以宣布铀矿不出口呢？

矿权整合多年难成

时代周报：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多年来我国国内小矿林立，互相压价，导致稀土价格远远低于它应有的价值。而近两年国家提出提高稀土矿的环境门槛，也是针对这些小而乱的中小矿企所采取的整顿行动。

红枫：以前确实要脱贫致富，当时发的采矿证就特别多，最开始是省一级就能发证，但在1992年采矿权曾上升到地矿部。但操作起来又比较困难，因为矿都很小，矿权又有年限，到期又要重新申请，工作量特别大，上面很难应付这些工作。最后一些省比如江西就又把发放的权力下放了，但都是要备案。

我们当年做产业规划的时候，一开始就考虑过让大企业来专门开矿，但是当时很难顾得上

时代周报：现在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是让大国企如包钢稀土、五矿集团等下去整合稀土矿权，以图实现统一管理，你觉得这种方案可行吗？

红枫：我赞成矿权的整合计划，但实际上又很困难。有些省的领导就曾经说过，这是牵涉到不同利益群体、利益集团的计划，还得靠平衡利益的方法来解决。

1998年的时候，刚成立的国家经贸委提出要组建两到三家大型稀土公司，国务院总理也同意了。

但我当时就认为，很难做到，因为牵扯到的利益关系太复杂了。按照《矿产资源法》，矿产归国家所有，但这只是一句很好听的话，资源实际上是归属地所有。而这些稀土矿的所在地基本除了资源之外也没什么工业，改革开放以后就靠卖资源，如果国家成立大公司把矿权拿走了，对地方没有什么好处。

更重要的是，这些大国企是不甘于单单控制矿产资源，他们本身都有很强的分离技术，他们更希望将矿产垄断了，自己来进行分离，应用，将整个产业链都整合起来。这样跟原来的整个产业链都是一个竞争关系。

我当时的建议就是资源跟分离必须脱钩，大公司必须只到选矿为止，包括包钢，因为如果一个企业既有开采企业又有分离企业，他们必然会把矿产卖给自己的企业，别人是分不到的，整个产业链就死掉了。

时代周报：7月中旬时，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对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万里时表示，稀土元素价格上涨将引发通货膨胀，这不是中国经济需要的，中国将考虑采取措施应对稀土矿价格的上涨，但进入8月，稀土企业就号召停产来保证稀土价格了，最近包钢也加入了停产的行列，你觉得现在的稀土价格是在合理区间吗？

红枫：停产是没有用的，本来这几年稀土价格就已经虚高了。

几年前，我曾对一个稀土企业说，现在氧化钕只有3万-4万/吨，价格太低了，合理价格应该是7万-8万/吨，当时确实价格偏低。但现在氧化钕已经是100万/吨了，考虑到通胀的因素，合理的价位应该是30万-50万，明显虚高。

太低或者太高的价格都对稀土整个产业不利。

稀土价格猛涨，造成了什么情况呢？开采企业是猛赚一笔，但做磁钢的却买不起，做荧光粉的买不起，做电磁的买不起，要不停产，要不只能考虑其他的代用产品。上游是赚钱了，但整个产业链都死掉了。到底是你上游一个人赚100万好呢，还是整个产业链赚1个亿好呢？强行拉抬价格的结果是，为了赚100万把整个产业链都坑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