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学者做官，从头再来？

2011-09-22 03:18:55

来源: 时代周报

陶短房

北京市委组织部近日公布对64名干部的任免公告，其中包括多名经济学家、中科院院士等的挂职，其中就包括挂职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的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

消息传出后，引发公众热烈争议，总的来说，支持的声音似远不如质疑、反对的声音响亮。许多人不仅担心繁琐的行政工作会影响学者、专家的专业研究和学术水平，更担心他们在官场这个大染缸里厮混，非但不能净化官场，反倒会被同化成又一群浑浑噩噩的官僚。

事实上，学者、包括经济学家当官，古今中外都不乏其例。中国历史上有出将入相的大学者杜预、张衡，大发明家马钧、沈括，国外的经济学家则有著名的“高盛旋转门现象”，许多美国政要出身于经济学家，从政坛退下之后则或栖身教坛，或“旋转”回高盛，如大名鼎鼎的柯赞、鲁宾、鲍尔森等均是，人们并没有过多大惊小怪，至于学者、经济学家出身的议员、行政首长就更多，何以到了中国，学者、经济学家当官，就会引发如此多的争议、甚至非议？

国外的学者、经济学家当官之所以争议不大，和官员选拔方式及官员的职能、属性有关。

大部分在国外从政的学者、经济学家，其从政之途或是通过选举，走民意代表路线，更多则是通过专业遴选，成为相应机构的专家型官员，如“高盛旋转门”里转来转去的经济学家固然很多，但他们所任职的政府部门，不是财政部，便是联储委、证监会，有个别学者型人物被选为外交官，则所赴任的国家，多半与其研究方向有密切关系，即“他比别人都合适”。

而在中国，许多经济学家、学者的任职，却是从原有的学科、教职剥离出来，转而从事与本专业并不相干的行政管理工作；有些当官学者当的是诸如校长、研究院主任或相关对口部门负责人之类看似关联度挺大的行政职务，但实际上却不得不将主要精力转入非专业的行政工作，事实上也还是被剥离。

可想而知，如此一来，在中国，学者、经济学家当官，在很大程度上等于暂停搞学问、重新学“做官”，这样的结果，往往不是如国外那样，让专业人才和专业工作互相促进，相得益彰，而是令学术界少了一个有丰富经验的专才，让官场多了一位稚嫩的“菜鸟级官员”，对两方面而言都是损失和遗憾。唐朝宣宗时，有个著名医生刘集被皇帝赏识，准备提拔为管理盐铁专卖业务的官员，负责人事任免的柳仲郢就指出，医术精湛应该提拔为医官，转职管理盐铁专卖“何以课其殿最”，如今许多挂职当官的中国当代经济学家、学者，行当跨得怕未必比这位刘集更小，引发争议也就理所当然了。

关键在于，政府和官员的属性，究竟是服务机构、服务人员，还是管理机构、管理人员，政府究竟应以服务功能为主，还是以管理功能为主。倘是前者，经济学家即便当官，也会被安排到更利于发挥专长、为社会服务的位置；倘是后者，这一考量便在很大程度上不被重视。李稻葵本人在回应质疑时表示，挂职不影响教学科研，自己也会尽量少占用公共资源，这恰加深了公众的疑虑和非议：人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发挥专长的“社会服务员”，而不是一边在非专业领域半心半意地当官，一边在专业研究领域半心半意搞科研教学的“两栖人”；人们宁可官员占用一些公共资源，却能充分发挥才能，服务社会、大众，也不愿看到不多吃多占、却用非所长、尸位素餐的“职称型学者官员”。

柳仲郢反对名医当专卖管理官员，一个重要的理由，是担心学术和权力的异化，造成“官僚学术”和“学术权贵”，而即便在管理相对严密的美国，“高盛旋转门”引来非议最多的，同样是担心这些时而是经济学家、时而是官员的“旋转人”，会“官学不分”，造成学术霸权，权学互通，甚至权术和学术的“双寻租”，在当代中国，“专家教授”因屡屡陷入“替权背书”、“替钱说话”的是非而声誉下降，人们自然更有理由怀疑，进入体制内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士，在当官之后究竟是实现官、学、民“三赢”，还是会让官场多一个平庸的官僚，学术界少一个有能力的专家。

要消除这些疑虑和争议，学者、经济学家个人的操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促成服务型政府的早日转型成功，在一个把服务功能当成主要职能的现代型政府机制里，经济学家等学者型人才仍会受到重视，却不会被安排去“从头学做官”。

作者系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