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选院士的罢选“突围”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11-08-24 23:40:45
  • [摘要] 饶毅“从今以后不候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断绝了今后当选院士的可能,却赢得了自己的出路—他在用实际行动拯救岌岌可危的中国学术公信力,这比苟且当个院士更有价值。

     

    饶毅“从今以后不候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断绝了今后当选院士的可能,却赢得了自己的出路—他在用实际行动拯救岌岌可危的中国学术公信力。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饶毅的作为是种表率,在体制中坚守底线的同时敢于发表自己对不合理体制的意见,向公众推广、普及基本的教育常识和学术常识,这比苟且当个院士更有价值。

    本报记者 吴娟 实习生 周奕彤

    8月17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对外公布,便使这个机构再一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年轻有为的海归教授饶毅发表公开声明从此罢选院士。

    就在今年5月,有关“院士选拔”已经接受了一波舆论的疾风骤雨。那一次是因为,在中国工程院公布的2011年院士候选人名单中,有“23名政府高官或央企高管入围”。

    饶毅罢选

    饶毅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正赶往澳大利亚的大学做演讲。在国内,他的主要职务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在此轮中科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中,他名列其中。然而,在第一轮遴选中,就被淘汰出局。

    面对这一结果,就在名单公布的当天,饶毅在科学网的博客上,写了一篇名为“从今以后不候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此文一出,举座哗然。

    文章称,“鉴于推崇中国科学院前身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学方面代表性科学家林可胜等、敬佩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如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等、尊重50年代以来在国内艰苦环境中坚持做好科学研究的院士、感谢其学部委员(特别是冯德培、邹岗等)在80年代对我的支持和现有院士近年在我回国工作后多方面的支持,我于2011年初接受推荐候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在表达了我的尊重和感谢后,从2011年8月17日后将不再成为候选人。”

    根据饶毅所说,这个结果他早就预料到,并在今年3月份就已经写好了这篇博文。只是等着结果公布就公开发表声明。至于原因,他说“学生物的都知道”。

    同时,他明确地表示,他的目的并不是做院士,“即使不做院士,也不会影响我做研究和教学。”

    其实,就在此事发生的前两天,饶毅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改变科学界浮躁的一个步骤—回国博士后从助理教授做起》的文章。

    文章一开始就追问:“在中国科研经费相当多的今天,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至少在生命科学方面,难以达到中国近代史上的高峰?为什么普遍人们觉得目前中国科学界比较浮躁?”

    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科学工作者增加支持的情况下,降低职称”。他认为,博士应当从助理教授起步,而不是博士后一做完,就能名正言顺地成为教授。提高教授门槛,留住真正愿意做学术的人才。

    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科学家,大胆批判,鲜明亮出自己的立场。饶毅并不是第一次对国内科学界提出批判和建议,早在2004年,就曾和科学家鲁白、邹承鲁联名在《自然》增刊发表文章,公开建言改革中国科技体制。2010年,两个院长—北大生科院院长饶毅、清华大学海归生科院院长施一公共同在《科学》杂志发表社论,名为《中国的科研环境》。他们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和研究起到应有的强大的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水土不服?

    饶毅2007年回国,是北京大学公开招聘的生命科学院院长。回国之前曾任美国西北大学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担任多个国际学术杂志编委。

    当时,人们将饶毅回国与当初钱学森回国相提并论—他们成名于海外,获得巨大的科学成就后回国效力。

    回国的前两年,饶毅根据在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做出的工作,在顶级学术刊物《细胞》上发表了论文。这是该刊25年来第一篇来自中国的论文。

    对于饶毅的落选,比饶毅晚两年回国,现为美国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部副总裁的神经科学家鲁白—他们曾在1999年共同建立了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对时代周报说,“这将会是科学界的一个历史事件。”

    他对饶毅在科学上的成就非常了解,“饶毅是在神经科学领域中作出过重要贡献,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相当声望的科学家。这一次很多人评价院士落选事件,甚至开始质疑到饶毅的科学水平。”他在看过院士增选的名单后说,“饶毅绝不会比其他的院士水平低”。

    鲁白认为,对一个科学家学术水平的评价,不能简单地靠论文的数量、影响因子、获得头衔来衡量。生命科学的评判标准是,“有没有重要的原创性发现,开创一个新的领域;有没有解决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生物学问题;有没有做出对本学科甚至对社会有巨大影响的科学思想、理论、技术、方法等方面的突破;有没有对人类的疾病提出新的认识、新的治疗;有没有做出对实际应用有巨大和明显意义的工作,等等。”

    但作为学术共同体的院士们,“是应该知道这个标准的。科学院选院士,应该是根据这几点要求”。他觉得饶毅出局的结果,会有两个负面意义,“我们不应该简单地从饶毅个人有没有被选上院士来看该事件。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出口、廉价的劳动力,等等。但今后中国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要靠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的主力军是广大学生,青年学者。当这些青年学者看到,一个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优秀科学家居然不能进入中国科学院,他的科学水平不被承认,他们会怎么想?其次是,近年有大批海外华裔的科学家,在考虑要不要回国工作。饶毅作为生命科学领域无论按什么标准都是领先的学者,他却不能入选。这些观望的海归们会如何看待此事?”

    “一般科学家的成就并不能用过于量化的方式来评价,但如果要用大众更能接受的方式解释,像《自然》《细胞》《科学》这样顶级的学术刊物,因为评审专家的水平很高,如果你不是有相当的科学突破,是很难入其法眼的。他要看你的原创性和重要性,你的研究发现对这个领域有多大影响。”

    尽管,“不能用量化的方式评价科学家”,但仍有一些公认的指标表示对科学家的认可程度,“比如饶毅经常被哈佛、耶鲁、斯坦福等大学邀请做学术演讲;经常被邀请参加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并发言;经常被邀请为专业学术杂志写综述。”

    据鲁白介绍,归国之后,饶毅发表过三篇论文,一篇刊于《自然》,两篇刊于其子刊《自然神经科学》。他试图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描述饶毅的科学成果。“社会生物学过去是现象描述,而饶毅的这几篇论文研究,开始用基因和分子细胞水平来解释社会生物学,这在社会生物学里是相当前沿的研究。”

    鲁白介绍,在美国大学,教授按照级别分为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讲席教授。华裔科学家做到讲席教授然后回国效力,饶毅是第一人。饶毅当年回国成为北京大学生科院院长,第二位科学家施一公回国,成为清华大学生科院院长。

    饶毅回国还闹出过一段国籍小插曲。这个故事在当时被《纽约时报》报道。饶毅不仅选择回国,还到美国大使馆要求退出美国籍。结果大使馆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从来都是人们加入美国籍,还从没遇到过要求退出美国籍。几次三番,饶毅才如愿退出美国籍,重新加入中国籍。

    在这期间,因为国籍的问题,很多国外大学请饶毅演讲都未能成行。

    饶毅、鲁白、施一公同属被美国主流社会认可的一批华人科学家。据鲁白介绍,在选择回国之前,他们都曾在一起商议过回国之后的选择和困境,及应对的办法。在美国多年形成的科学思维与国内情况有冲突时,很多人指责这些海归科学家“不懂国情”。鲁白说,“我们多次讨论,觉得还是要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要是随波逐流就不要回国了。我们的价值就在于对于科学的理念和思维不同。”

    他们分明地感到中国科学界的进步,也同时看到,“氛围不好,浮躁。”很多科学研究都直接和经济效益挂钩,“如果你在《自然》上发一篇论文,就会有直接间接的好处;如果你选上院士,更会带来很多利益。滋生出大量学术造假、夸张宣传、学术腐败和拉关系等等。”

    2004年,由饶毅发起,鲁白、邹承鲁联名在《自然》增刊发表文章,公开建言改革中国科技体制,建议中国科技部只管政策,不管经费。

    那一次,“很多人说我们炮轰科技部,要撤销科技部。其实,我们是认为,制定科技政策和科研经费的分配应该归属于两个不同机构。”

    谁监督院士评选?

    对于院士制度的诟病由来已久。2005年,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院士在“院士圆桌会议”上,建议取消现行的院士制度,并对与会的十三名院士提议,在适当的时候共同提一个议案。

    当时,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教授首先发起对现行院士制度的批判:“现在社会把院士捧得如此之高是站不住的,总要掉下去的。”

    周光召则鲜明地表态:“我一直都不赞成院士制度。”

    今年5月,2011年院士候选人名单中,“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农业部国家首席兽医师(副部级)于康震、中石化集团董事长傅成玉、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张晓鲁”名列其中。

    如果追溯以往,院士中包括“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原办公室主任张基尧、交通部原总工程师凤懋润和安监总局原副局长闪淳昌等人,共有23名政府高官或央企高管入围候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因此,院士制度被人们笑称为“高官高管俱乐部”。

    专门调研过院士制度课题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告诉时代周报,院士制度是中国特色特有,在欧美的学术制度中,找不到与之对应的翻译词语。因为国外一般都叫会员,科学共同体的会员。

    他介绍,通过院士章程可以看到,该制度有两大要害,或者说软肋。“首先,它是国家设立的学术称号。而学术必须与政治分开。应该由学术共同体制定,学术的归学术,政治的归政治。它应该是非政府组织。这样,国家就不能干涉学术,这是关键。其次,中国的院士称号被称为‘中国最高科学称号’。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会有的现象。比如美国科学学会,它只会说‘之一’,不会说‘最高’。不同的学术机构要相互尊重,不进入院士的不一定没有成就,院士也不一定比非院士成就高。”

    他认为,学术上不应有上下级关系,要提倡平等。“一旦有最高,所有人就要削尖脑袋往里钻,进去就成了最高了。”顾海兵还曾在一所医院看到,一幅巨大的红色横幅写着“热烈庆祝我院某某某当选为院士”。各级机构、部门因为评选院士积极活动,“因为一荣俱荣”,在任何地方,只要院士一出场,“神来了,谁也不敢再发表见解了。”

    他说,现在的院士选举推荐,有三个层面,一是院士推荐,二是科协推荐,三是各级政府推荐。“各部委、省级政府、各大企业和团体均有资格推荐候选人。实际上,推选过程基本上是按行政级别来推荐的。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高官入选的原因。”

    而且,据他介绍,每一轮院士评审完毕后,其中的矛盾都更激烈。由此引来更重要的问题是,“谁来监督中科院和工程院?”他建议,应该由人大组成独立调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否则,“院士选拔暂停十年,又如何?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奖励科学上的成就。或者改变名称,不要称院士,改称会员,科学委员会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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