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弗里德曼：“世代冲突”或增中国话语权

如果说欧洲和美国的危机有一个共同点，那么必定是人们强烈地认为“这是婴儿潮一代人干的事”。

我本该呆在华盛顿，看那里上演的债务好戏；但我去了希腊，这里同样也有好戏看，只是规模小一些罢了。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可算是这场全球债务灾难的缩影。先从阴谋论说起吧，对于这一点，卡耐基基金会学者大卫•罗斯科普夫评述得最好：“冷战结束后，我们本以为将发生一场文明冲突，但结果是我们正经历一场两代人的冲突。”

如果说欧洲和美国的危机有一个共同点，那么必定是人们强烈地认为“这是婴儿潮一代人干的事”。世人对过去50年间成熟的一代人，也就是我这一代人的最深印象，是我们曾从父母那里获得惊人的物质奖赏和自由，以及我们给下一代人的惊人的债务负担和约束。

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希腊副总理索多罗斯•潘加洛斯提及助推了希腊信贷的混乱局面的欧盟贷款和补贴时表示：“我们都有份（包括人民和政客）”时，希腊的年轻人反应会如此激烈。对于现在五十多或六十多岁的婴儿潮一代的希腊人和政客们来说，这句话确实有理，但那些刚成年的希腊人非常清楚，除了一张账单，他们什么都没得到。

当你走在雅典中心的宪法广场时，你会看到年轻人们每晚在这集会，讨论这场危机，抗议强加给他们的未来。广场附近的银行门面已经损毁，风中摇摆的只有两大横幅。一条写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度雇员”并印有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的照片，另一条写着“高盛年度最佳员工”并印有前财长乔治•帕帕康斯坦季努的照片（尽管他们都在努力解决问题的）。横幅附近是一张婴儿的图片，婴儿说：“爸爸，当他们在出卖我们国家时，你站在哪一边？”还有更直白的：“向愤怒屈服，”“这是阶级斗争，不是民族斗争，”最后是：“生活—不只是为生存。”这话仿佛能预知这些希腊年轻人的下一个十年的境况。

二月埃及人民在开罗解放广场的呼声和今天希腊年轻人在宪法广场的呐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公正”。你听到这个词的次数要多于“自由”，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人民都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财产被窃取。埃及和希腊的资本主义在过去十年畸形发展，裙带关系、非法操作和腐败问题非常严重，一些人只因更靠近权力而变得惊人的富有。所以这里人们不只渴望自由，更渴望公正。或正如罗特科普夫所说：“不仅需要解释，更需要问责。”

“我们没心思嘲讽这场危机。”希腊小说家克里斯托对我说。“每个人的脾气都很差，感觉人们彼此针锋相对。如果经济每况愈下，我很担心接下来发生的事。”

最近，当罢工的希腊出租车司机们终于挤出一条路，涌到国家基础设施部长的办公室时，他们发现，这里早已挤满正在罢工的该部门雇员。想找部长？请排队。

这让我想到了希腊和美国的另一个相似点：必要措施变得无法落实，婴儿潮一代的政客们在当今互联网时代没有足够能力应对这么大的难题。漏洞太深，力量又太分散。唯一的出路是齐心协力——执政党和反对党联合起来，一起承受痛楚和采取必要措施。但在这里或是华盛顿都不可能发生。到处都是像埃里克•坎特斯（美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这样婴儿潮一代的鲁莽政客，对他们来说，再严重的危机都比不上政治野心和意识形态。

但有一个成熟一点的国家做到了。中国一直在通过购买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国债来稳定这些中国的出口市场。“这是脆弱时期，但我们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在一月对英国《卫报》表示。

美国原本应该发挥作用，但如今却难以再承担。那些认为这场经济危机不会加剧全球权力转移的人，一定没听过这样一条黄金定律：有钱人说了算。“我们习惯让美国人为欧洲出谋划策和领导欧洲，”希腊资本运营者瓦斯里斯•卡拉萨斯说。“可是，当我们同坐一条船时，事情会变得怎样？”

美国梦和欧洲梦正变得悬而未决。要么我们削减开支、调整税收和投资未来，使我们的国家回到更持久的发展道路；要么我们将看到一个情景：民主国家们为愈渐缩小的蛋糕而相互争斗，中国则对如何分蛋糕拥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

马欢 实习生 黄建豪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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