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的“京黑”人生

2011-07-14 07:15:14

来源: 时代周报

她是黑户。18年。因为是超生的二胎，她办不了户口；因为是“黑户”，她没上过一天学。为了她的户口，全家从她还在襁褓时上访，最终变成了“敏感人群”。这是一个关于户籍的悲情故事。

本报记者龙婧发自北京

每次走在明晃晃的太阳下时，李雪总会盯着影子反复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吗？”

现实中，她是活生生的自然人。但在法律文件中，没有她丝毫痕迹。

她是黑户。18年。

因为是超生的二胎，她办不了户口；因为是“黑户”，她没上过一天学。为了她的户口，全家从她还在襁褓时上访，最终变成了“敏感人群”。

这是一个关于户籍的悲情故事。

超生带来家庭厄运

故事地点在南二环永定门外一个破烂大杂院。

低矮的平房、错乱的门牌号、隔着老远就能闻见味道的公共厕所；七绕八绕的小巷，让第一次走进来的人永远都会迷路。

李雪和父亲李鸿玉、母亲白秀玲、姐姐李彬就生活在这里。

李家是民国时建的老房子。三间正房倒了一半，玻璃窗户因为下面的土墙倒塌而悬空，野草在屋顶上疯长，蜘蛛在房梁结网。父母住西厢房，两姐妹住在两间坡顶房。

一对夫妻都是老北京、残疾人。李鸿玉有“先天性肌肉强直”。他经常痉挛，犯病时拳头握住松不开，眼珠子往外突，甚至吃饭咀嚼几下后突然不能张口，腮帮子往下陷。白秀玲从小患小儿麻痹症，这让她的左腿比右腿细且短，走路时左脚总要在地上画圈。

但姐妹俩都健康漂亮，如母亲一样面容清秀。

李雪是父母计划外的产物。

白秀玲发现怀孕时，曾计划打掉她，但在去医院的前几天，腿脚不灵便的白秀玲做菜时一个没站稳，菜刀插到了左大腿上。“小儿麻痹症本来就容易皮肉不合，还感染了。”伤口很难愈合，白秀玲一躺就是几个月。等伤好了再去医院，肚子大得只能引产了。

夫妻俩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李鸿玉说，生下来还有个原因，他们曾经听说，残疾人夫妻可以在隔4年后生二胎，而李彬是1985年出生，已经过了整整8年。

1993年8月，李雪出生了。在那个狠抓“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的年代里，不到半个月，尚在坐月子的白秀玲就接到了她所在釉料厂的开除通知。

李鸿玉去妻子厂理论，没人理他，他嚷嚷说不能随便开除残疾人，工厂领导挥挥手让他去领三个月工资。“我没去！我不理亏！”李鸿玉至今提起来一脸愤恨。

不幸接踵而至

母亲被开除只是李家人不幸命运的开始。

女儿满月后，李鸿玉抱着李雪去上户口，他所在辖区的永外派出所拒绝了他。理由是，按照《北京市公安局派出所办理常住户口登记工作程序》，要有出生证、母亲的户口和身份证、生育指标证明，孩子才能落户。李雪没有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生育指标证明。要这个证明就要先交超生二胎的罚款（社会抚养费）5000元。

李鸿玉不肯交。

当年他们夫妻俩月收入才几十块钱，5000块无疑天文数字。更重要的是他觉得，女儿户口跟罚款是两回事，无论罚款交不交，都得给孩子上户口。“我们大人违法了，你罚大人，扒我们房子强制执行都没关系。但这跟孩子没关系。”李鸿玉梗着脖子一再强调，“处罚跟孩子两码事。”

他认死理儿。

1983年他拿着假条去看病，被厂里算了迟到，扣了5块钱社会福利，他不服，从厂里找到北京市总工会，找到二轻局，愣把5块钱要了回来。5块钱要到，他也从“划皮子”的工人变成了“扫厕所”的，过了两年，下岗了。

夫妻一人抱着还在襁褓中的李雪，一个拖着上小学没多久的李彬，开始四处讨要户口。计生委，信访办，后来又加上了法院、检察院，一趟又一趟，大家都烦了，直接往外轰。

“我最初特怕，犯怵。”李彬被父母带着去讨要妹妹户口时才8岁，这种遭遇让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很自卑，但被轰出来和羞辱的次数多了，她的心态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都很坏！”李彬哼了一声。

黑户孩子没学上

为了上访，家里穷得叮当响，有时候，一家人凑在一起，还不足10块钱。一家人最怕的就是过节。“别人过节，我们跟过难一样。”李彬说。

但到了李雪上小学，户口还是没有解决。

居委会曾经给他们出过证明，希望学校能网开一面，让李雪先读书。但没户口，学校连赞助费都不肯收。白秀玲带着李雪去了两三趟，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李雪跟在妈妈身后面哭：“他们都去上学了，我为什么不能上学。”当妈的只好返身抱住小女儿一起哭：“你不能上学啊，你没户口啊。”

八九岁时，李雪开始变得特别自卑。胡同里其他孩子探讨的话题，比如当年大火的流星花园，比如学校，她一个都插不上嘴，只能站在一边听。因为没有共同话题，渐渐的，没孩子跟她玩了。她只好玩她养的那只叫“虎子”的狗，比如把它捏成个“沙皮”。

能回想起她比较长久的朋友，是5年前曾经随父母租住在他家院子里的一位浙江小姑娘何玲和一个叫丹丹的四川姑娘。“也只是说得上话。”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何玲会告诉她一些外面的事情，丹丹有时候会教她说说四川话，比如“瓜娃子”。

三个小姑娘会一起坐在椅子上，看书写字。

这是唯一肯耐心跟她说话，让她觉得平等的朋友。

李雪说，丹丹搬走时对她说，你在家里呆着多没劲啊，干脆去我们四川玩吧。李雪笑得很勉强，“我不能坐火车。”

她现在还有一个说得上话的，是她家对门一个上高中的小姑娘。“基本是我听着，她说。”李雪说，有时候说到影视剧，她还能接两句，但一说到学校，她就接不上话了。“其实，我现在反而跟你们说得上话。”她低着头摆弄书桌上的书，那些书，全是关于法律的。

最远去过香山

李雪还养了一条狗，叫布丁。这是一条流浪狗，很小的时候钻进他们家，布丁很胆小，腿也不好。有人来，它总是第一个钻进床底，死也不肯出来。

布丁跟李雪有点像，他们几乎都不出门。

家人不怎么让小女儿单独出门，因为孩子没有户口。万一遇上什么事情，怕麻烦。年纪渐大，李雪自己也不愿意出去，因为“害怕警察查身份证”。这18年里，她每天生活，基本就是陪着妈妈去家门口的菜市场买菜。

偶尔，李雪会去首都图书馆借书，每次递上借书卡时，小女孩的心都快从嗓子眼儿跳出来。因为，那张借书卡是姐姐的。

作为北京人，但她从来没有去过故宫、颐和园。

她最远去过的地方是香山。

因为老上访，她家变成了敏感人物。一有重大节日或者会议，家门口都会被警察团团围住，姐俩出去买菜，身边都能跟上4个女警察。十七大时，一个看守她家的年轻警察闲得特别无聊，于是对她说：“我带你们去香山玩吧。”李雪很兴奋，一下就爬进了警车。但到了香山，她又突然觉得羞愧起来。“感觉我和爸爸像犯人。”李雪说，去香山没买票，警察亮了亮警官证就走进去了，他们跟在后面，一句话不敢多说，像个被抓住的贼。以后警察再说带她家去哪里玩，大家就死也不从了。

她去得最多的是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但不是去玩，而是发传单。“就是有我故事的材料。”李雪说，看到有记者模样、官员模样的人就递给他们，希望能出现奇迹。她并不害怕广场的便衣把她抓走，反而很害怕材料被人拒绝，这会让她觉得尴尬而羞愤，但理想跟现实永远是两回事。羞愤感时刻萦绕着她。材料每次有人接下，她就感激得跟什么一样。

有一次在长安街上发材料时，警察把他们一群上访的人都截到了车里，拉到了一个在马家楼的收容所。弄清楚她是北京人后，李雪被轰了出来。“那地儿我不认识，特别害怕。”李雪说，她当时就站在马路上，哇哇地哭起来。

拐弯的人生

官司一打就是十多年。

他们从计生委告到公安局再到永外派出所，每次都是败诉告终。法院给出的理由，要么“已经过了行政复议期限”，要么是“事实不清楚没有法律依据”。

其间，李鸿玉曾经想找个律师，但一询问，律师费很快就吓退了一家人。他也去找过法律援助中心，但人家明确表示，行政官司不提供援助。最后，他能做的，也是央人帮忙写写诉状，但收费也越来越贵，从50块涨到了200块。

最后，他命李彬自考法律，以便帮妹妹打官司。

26岁的李彬至今没有谈过恋爱。“我家这条件，没人会找我。大家都很现实”，她说对爱情几乎没有抱过幻想，也似乎从没意识到自己长着一张清秀的脸，她房间里，你只能看到只有几支笔和几本书。女孩子的化妆品及高跟鞋难觅踪迹。

李彬对李雪很好，她教妹妹认字，教妹妹基本的数学，还带她去逛图书大厦。怕妹妹闷，她还偶尔团购电影票，带妹妹去开眼界。

她学历只有初中，这样她找工作相当艰难。原因是考高中那年，父母因为上访被打伤了，妹妹小，她只好一个人照顾了两个月，连书也没看。稀里糊涂去考试，自然没考上高中。但那个成绩还是能让她上中专，但4800元的学费，还是让她在被子里哭了一场后放弃了。

也许是8岁就开始陪着父母为妹妹的户口上访，李彬的话很少。但在这个家，她却是主心骨。房子漏了她上房修，她负责给家里煤气罐加气，后来开始自考法律后，她开始帮李雪写状子。她写好，李雪签名、然后李鸿玉签名。

官司每次都输，李鸿玉会觉得窝囊。有时候，一出法院门，李鸿玉会破口大骂李彬。“事情都写不清楚。”李彬气得浑身发抖，但第二天还是一样过日子。

李彬最怨恨的就是计生办和警察。她觉得妹妹的一生都被毁掉了。“我有时候都不敢想她以后怎么办。我们不可能陪她一辈子。”李彬说，妹妹没上过学，没文凭，即使户口解决了，她的简历还是一张白纸。

“你会不会觉得你妹妹的出生，改变了你们家？”

“当然完全不一样了。”

“你会觉得妹妹拖累全家了吗？”

做姐姐的抬起头，轻轻说：“她已经够惨了，我们怎么可能再去埋怨她，我们是一家人啊。”

从不说“生日快乐”

15岁时，李雪的遭遇被《中国青年报》报道后，李家开始迎来了一拨又一拨的中外记者。

这让李家似乎看到了曙光。

每次记者上门，全家人总是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连被子都用花布罩起来。然后，他们再把这十几年关于户口和官司的材料堆在桌上。

李鸿玉坐在一旁，不时发出指示：“你拿那个26号文件给她看看，你拿……”李雪随着父亲的话语熟练地翻出起诉状，递到面前，眼神直勾勾看着你。

比起15岁时的不擅言辞和内向，李雪变得口齿伶俐很多。她一遍遍用不属于18岁姑娘的絮叨告诉你，《户口登记条例》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法规及相关法律法规汇编》第几条，她应该享受上户口的权利，她还会指着书上的文本样式告诉你，这个处罚通知书跟那个不一样。

她眼神直勾勾盯着你，一遍遍重复，直到来客点头说，“好！”

官司至今没有什么进展。再次一审二审败诉后，李雪他们已经上诉到了最高院。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我就等着法院判。”李鸿玉用力拍了拍床。

这期间并不是没有过转机。2004年时，派出所曾经通知他们，如果把5000块的社会抚育金交齐，就给李雪上户口，李鸿玉坚决地拒绝了。“交钱就是承认我们错了。”2009年法院调解时，永外派出所答应如果李家写一份承认自己错误的材料，就给他们办理户口。这个要求也遭到了拒绝。“我们不能承认，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李雪在旁边拼命点头赞成父亲：“他们哄骗我们太多次了。

的确，按照《户口登记条例》，婴儿应该无条件登记户口，但因为“计生一票否决制”的存在，各地在执行过程中通常都会打相当的折扣,一般是按最低限度征收超生罚款。

李鸿玉坚持不肯交这笔罚款。尽管很多人都劝过他，“胳膊扭不过大腿”“孩子比较重要一点。”

“因为他家的态度，现在此事完全成了个死结。”永外街道办事处负责宣传的韩光堃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当初公安部门确实是难为了他们,但是后来政府确实想帮他们,他却不接受,“提一些不可能的事”。比如补偿孩子没受教育的赔偿、请家教什么的。不仅如此,和政府的对立,使李雪丧失了两次人口普查“户口登记大赦”的机会。韩认为李雪的户口已经成了谁也解决不了的“死结”。“这是一对不负责任的父母造成的。”

“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们家小雪已经被她耽搁了，她妈妈工作也被开除了，为什么反倒我们错了。”李鸿玉气哼哼，“如果当年不开除她妈，每个月扣工资也都扣完了。”

每当有人指责李鸿玉因为自己倔耽误了李雪，李鸿玉就会变得暴怒：“是他们错了，为什么你们要来指责我？”他坚持认为永外派出所应该对李雪负责：“谁不给上户口谁的责任。”

但他也愁孩子的将来。“每天都在想怎么办？”然后，他就会越想越难过。但最后，他只能对李雪说，爸爸没本事，帮不了你。你现在好好学习，有了户口后，去自考个文凭，这样能养活自己。

这个时候，做女儿的就拼命点头。

李雪说，她一个人坐着的时候，也会想很多东西，因为没有户口，想着自己也许以后不能找工作，不能住旅店，不能坐飞机，甚至不能结婚，就怔怔地落下泪来。但她从不在父母面前流泪，从懂事的那刻开始，她已经渐渐懂得，这个家变成这样，都是因为自己的出生。

“我不觉得是我拖累了父母，出生不是我能选择的。”李雪会这样回答每一个提问者，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18年来，她从不曾说一句“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