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的中国富豪在温哥华

2011-06-30 04:32:06

来源: 时代周报

在加拿大这边所聚集的移民有很多都是国人眼中“很有钱的人”，他们中很多人不可避免地带有“原罪”，“原罪”算是那些有钱富人移民出国比较主要的原因吧。

本报记者谢培实习生闫锐鸣

《局里局外—温哥华的中国富豪》的序里有这么一句话：“在言谈中，他好像对自己中途跑去经商，做了文学的‘逃兵’，而感到一丝的羞愧。”

“他”是本书作者柯兆龙，1959年出生，“文革”开始那年读小学一年级，“文革”结束那年读完中学。这十年中，除了同大多数学生一样“混日子”外，柯兆龙还成了个“文艺青年”，学吹了4年竹笛，写了一些让自己记忆深刻的短文。恢复高考后，柯兆龙考上了大学，毕业后不久便成为纺织厂年轻有为的车间主任，白天领导数百名纺织女工，因为路程遥远晚上就在办公室打地铺写小说。他写了一个大学毕业生踏上社会后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故事，当时上海《萌芽》副主编俞天白接到投稿后评论说：“开头很精彩，后面不怎样。”

被拒绝后，柯兆龙还是在《萌芽》上发了篇微型小说，又在一些报纸上登了些豆腐块，再后来就辞职进入学校一边教计算机一边写作。1988年，一方面是因为遇到了瓶颈，更可能是因为忙着谈恋爱，他停止了写作。

“文场失意”的柯兆龙在事业方面相对顺畅。1990年，他进入司法机关工作了五年，在卷宗上阅遍人生百态；1995年下海经商；2000年办理“企业家移民”，在加拿大开公司，生意成功的2009年，柯兆龙重拾旧笔，花了九个多月，写出长篇小说《局里局外》。回首曲折的文学路，柯兆龙说要感谢初中时为自己种下文学种子的语文老师、大学毕业后为自己指出问题的《萌芽》副主编俞天白、知天命之年为《局里局外》提出不少宝贵意见的易中天老师，但最想感谢的还是太太，柯兆龙说：“她为孩子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将孩子培养得很优秀，并将家庭经营得很出色，我很感谢她。”他还说：“我现在对自己的定位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对家人朋友完全负责，然后尽我所能做一些有益社会的事。”

时代周报：2010年动笔写《局里局外》的原因是什么？

柯兆龙：我移民加拿大已差不多有11年。在温哥华，我身边的朋友大多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波移民潮中的投资移民，我身处其中，既看到他们生活的表面，也了解到其内在所想。他们悲欢离合给我很大触动，他们的家人、小孩，在原居住地的生意都是我一直留心观察的对象，我总想为这些写些什么。真正促使我动笔的是我的小女儿，以前我每次回国她都会和大女儿一道写信说有多么想我，希望我早点回温哥华，但2009年突然有一天她说她不会再想我了：“你在我4岁就离开我了，现在我已经习惯了。”这对我触动很大，内心如同火山迸发，让我得以将一直以来的情感积累和思考写出来。

时代周报：《局里局外》封面上有一句话，称这本书是“《北京人在纽约》后的最具震撼力和影响力的移民小说”，你自己对此如何评价？

柯兆龙：首先我要说明，这句话是出版社加上去的，我自己未曾比较过。但如果要我来比较的话，我认为这两部小说反映的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移民。《北京人在纽约》反映的是留学生或者打工者在纽约求生存、忙创业的故事；《局里局外》的主人公是赴加拿大的投资移民，他们已经在国内赚好钱，整体身家不低于千万人民币，上亿的也有很多，移民目的大多为了子女教育、资产安全、拿到国际通行证（绿卡）方便做生意。到了加拿大以后，他们在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上都开始接近北美。《北京人在纽约》和《局里局外》中主人公们移民的目的和定位是完全不同的。

时代周报：书中的一些角色在投资移民加拿大前有着不少“灰色收入”，你刚刚也提到“资产安全”这个移民目的，针对这一部分的描写，你的尺度是尽量写实吗？

柯兆龙：基本上很写实。一个国家处于发展过程中，社会法制会不健全，特别在中国，几千年中有太多官商结合。在加拿大这边所聚集的移民有很多都是国人眼中“很有钱的人”，他们中很多人不可避免地带有“原罪”，按照法制健全后的法律制度标准看，这些“原罪”是不合理的，但是放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来看，这些“原罪”又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可以理解的，但一旦法律健全后这些人呆在国内很可能会有麻烦，所以，“原罪”算是那些有钱富人移民出国比较主要的原因吧。

时代周报：你的书中提到了赖昌星，但是没有深入地描写。

柯兆龙：因为他是个敏感人物。从国内来说，中央设立了专案组，下很大决心想把他引渡回国。但在加拿大这个民主国家，任何一个案子都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走，哪怕是总理都没权力干涉司法。在加拿大，赖昌星是一个公众人物，很多加拿大华人对他还是比较了解，那里的媒体对他的关注也多一点，比如前一段时间他要开博客、出书的消息，媒体都有报道。赖昌星的案件还没有走完所有的司法程序，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没有过多的发言权。

时代周报：加拿大华人移民对赖昌星的主流评价是怎样的？你自己呢？

柯兆龙：加拿大和国内不一样，加拿大热衷于政治的人对政治十分热情，不关心的就完全只过自己的生活。新来的移民可能对赖昌星很感兴趣，但更多的华人移民越来越遗忘他了，现在在加拿大，赖昌星只是一个普通人物，加拿大主流的外语媒体不太会报道他，加拿大的民众更关注赖昌星十年官司中花去纳税人1000多万加币的事情。至于我本人，对他不太了解。

时代周报：书中的男主人公余国伟在众多角色中显得鹤立鸡群，他家庭美满，事业有成，视野开阔，思维西化，有情有义，取财有道。唯一的“污点”就是有过一次酒后“出轨”，余国伟是否有点“高大全”？

柯兆龙：我认为，任何一个文学作品都是要给人以信心支撑。为什么我在设计余国伟这个人物形象时有些拔高呢？尽管在书中他也存在因为贪心而投资失败等缺点，但总体上还是有些拔高的。从我的角度来看，加拿大的华人投资移民中也有一些是比较优秀的，我也自认为是其中一员，余国伟这个角色身上有我的影子。我希望我这部作品要给人希望：还是有好男人，还是有富有责任心的男人。我希望富太太们拿余国伟来要求她们的先生，虽然她们的先生可能会因此不喜欢我。

时代周报：书中除了移民富豪们的商战外，富太太和“富二代” 的生活也是颇费笔墨的。

柯兆龙：实际上，我正在构思的第二部小说就将会有更重的笔墨构写温哥华这边的富太太。如果在温哥华开一个投资移民大party，来的大部分是富太太，她们的先生们大部分都在原籍经营生意，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在加拿大的一个朋友是顶级房产经纪人，他曾办过一个很大的宴请会，华人投资移民来的绝大多数只是富太太，老外多数都是夫妇相伴而来。老外们感觉很奇怪，问富太太：你们的经济已经不愁了，为什么你们的先生宁愿夫妻分居两地却还在异地拼命赚钱呢？他们认为，夫妻是应该在一起生活的，富太太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可理解。

在《局里局外》，我对富太太的描写只是点到为止，其实她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只是外表华丽快乐，内心却很痛苦。来到温哥华，她们会面对三个冲突：一个是传统的中国式教育与加拿大高度文明法治的环境的冲突，这促使她们再学习；二是已经逐渐融入到西方世界的她们与依旧在原居住地拼命工作、还是中国观念的老公在观念、行为举止上的冲突；第三个就是她们与那些处在成长叛逆期、快速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子女的冲突。移民到温哥华的不少富太太因此患上了忧郁症。

这些富太太在国内时享受着人间天堂的待遇，但到加拿大后她们又重回跟先生打江山时的处境，很多家庭琐事需要自己亲手来干，她们又花费了很大精力在孩子身上。依我所见，在加拿大凡是有母亲管教的小孩大多数都比较优秀，而那些父母还未移民或移民后不来居住的独自一人在加拿大生活的孩子，则有不少让人失望。加拿大是一个自律的国家，他们在这里很自由甚至很放纵，我有一个朋友为孩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和金钱，小孩在加拿大呆了五年最后买了个假文凭回来，父母甚至都不知道。作为作者，我希望我的小说也能给这些父母提个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