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天神为你叹息

2011-06-16 06:05:58

来源: 时代周报

一本画册，除了2001年的《国学研究院》算得上创作，十年来他都在写生和临摹中自我满足—退步是不错，逃跑却何必？他用了差不多两万字来做辩词，然而老实讲，即便我努力去理解，仍有七分不明。陈丹青一直知道，并且骄傲自己是缪斯青睐的人，可是他显然没有想过天神为何眷顾于自己。

西闪

读者可以把《陈丹青归国十年油画速写2000-2010》（以下简称《归国十年》）当作画家的身份证明。从2000年回国执教，到2004年递交辞呈，再到2007年正式去职，时至今日，陈丹青一直是公众视野中的话题人物，画家的身份反而成了背景。这或许是陈丹青自己不想要的，也许偏离了他的初衷，但他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所说的话、所写的字，对公众起了作用，产生了影响，这笔账终归是要认的。疑问在于另一方—公众为什么认可陈丹青，凭什么相信他的意见有道理，而不是简单的牢骚，平白的叙述？

媒体的引导当然不可忽视，不过另一个理由可能更重要，那就是身份的持久魅力：他27岁时创作的《西藏组画》不仅是他自己“难以改口的标签”，也是公众共有的时代记忆；他18年的旅美生涯不单是个人的积淀，也随着他的思考和文字渐成为读者觉悟的法门。如此权威，所以他对教育体制发言时，人们说：“是”，他批评社会流弊时，人们点头说：“对！”这个理由似乎显得势利，不过谁又能说，它体现的不是公众对权威的日渐稀少且弥足珍贵的信任—假如一个人坚持站在某个固定的基石上说话，人们自然会觉得他的身上体现出了一种责任。困难的是，陈丹青试图站在两块基石之上，而这两块基石间隔着不小的距离。是的，他想履行对公众的责任，哪怕这种被赋予的责任多少显得暧昧。而同时，他还想维系对艺术的忠诚，因为这种自小培养的忠诚令他更觉幸福。

我相信陈丹青自己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那里面有挡不住的诱惑，也包藏着风险。所以这十年间，他努力在两块基石上保持平衡。他感慨“写得太多，画得太少”，也承认面向公众发言意味着被赋予了责任。转过身来，他又自嘲写作类似于杂耍，“并不抵偿本业的荒疏。”他摇晃的姿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让人心生疑窦，甚而失去信心。

不了解中国美术的现状，我们就无法理解陈丹青的困境有多么独特。就像他看到的，现在的中国，院墙内的绘画早已“僵滞”，院墙外的艺术倒是花样繁多。画家的队伍愈发壮大，真正称得上“绘画”的却日见稀少（《退步集》）。稍加注意不难发现，这支良莠不齐的队伍所遭遇的，正是陈丹青刻意回避的情形。自囿于院墙之内的人，莫不忙于评职称、算课时、接任务，为学生的外语成绩和政治学习操心，为某个官办画院的副院长之职斗个不亦乐乎。这种事情陈丹青归国后领教过：他一个猛子扎进去，用了七年才游上岸。想必他也见识过院墙之外同行的生活。他们中的大部分默默无闻，在荒郊野外租下农户，终日与颜料画布打交道。境遇稍好一些，能凑钱出本合集。若是签到画廊，以一折两折的价格挂上墙去，更有机会被策展人（往往兼任评论家）带领着，南下北上舟车劳顿，最终从三流旅店蓬头垢面奔向展场，与其他同样遭际的人一群群站到记者面前谦卑微笑，已可暗呼幸运。

当然，他们最大的梦想是取代浮在各种媒体之上的那一小拨人。那拨人打扮得像银行家或影视巨头，在各种杂志的封面上滚动播出。那拨人曾经绞尽脑汁，像设计钞票那样推出市场认可的符号。一旦买家接受，立刻大量复制。他们所谓的作品与另一件作品之间的区别往往小于100元钞票与50元钞票的差别。他们幸运，也不幸运。我曾听闻过这样的画家，在酒吧里把自己灌醉，然后痛哭，说十多年来不能画自己喜欢画的东西，因为画商不答应，市场不答应。旁边有人搭腔：“没有人拿枪逼你这么做。” 很难讲，这冷言冷语的人并非不是极想取而代之的人。

如何取而代之？除了技术和运气，大家都想抄捷径。说白了，就是抢夺观念和制造符号。很可惜，这两样东西从来都是稀罕物。所以，观众走进任何当代艺术展，他们在墙上看到的往往只有两种情绪：一种是餍足，另一种是焦虑。这两种情绪，与打折季的超市里，抢到和没抢到白菜的老太太们产生的情绪别无二致。这令我想起陈丹青讲过的一个绝妙故事：十多年前他的一位画家朋友蓄好长发留着胡子，去北京参加当代艺术展。到美术馆一看，坏了，画家们个个均是长头发大胡子。（《多余的素材》）

以上并非当代美术的完整场景。事实上，还有不少人在做他们爱做的事情，享受着不足与外人道的快意。但是，按照时髦的说法，他们不“在场”，故而不存在。于绘画这件事来讲，以“退步”为主张的陈丹青本可以划入此列。然而他不安分，像一本巨大的书，塞入这边书架，却从另一边冒了出来。他没有以退为进的机心，可是其存在无人忽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做“非典型不合时宜”。（《退步集续编》）

故而陈丹青的《归国十年》称得上“非典型不合时宜”的书面证明。它足以证实陈丹青步步退却，姿态摇晃，也能借此判断，这个人凭借骄傲的天性，尚不至陷于溃散。他的老同学画家杨飞云在书中坦言，期望看到一个“油画陈丹青”，而不是文化评论、社会批评诸领域的陈丹青。陈丹青则老实交代，即便没有这般“油腻腻的雅号”，他的画家身份也无可抵赖。不过我认为，在这里陈丹青还是小小地狡猾了一把。“身份”这个词太暧昧了：它究竟指的是一种职业，还是某种荣誉？

翻读《归国十年》我时有感叹：这是一个天神眷顾的画家，干着暴殄天物的事。《归国十年》中收辑了几幅陈丹青十六七岁的临摹，还有青少年时期的画像，每一幅都灵光闪闪。再看他最近的写生，依然技艺精湛英气逼人。可他不参展，不拍卖，也就罢了，为何如此刻意，非得把绘画当作自私独享的快乐，与他在言说上的开放态度完全割裂？一本画册，除了2001年的《国学研究院》算得上创作，十年来他都在写生和临摹中自我满足—退步是不错，逃跑却何必？他用了差不多两万字来做辩词，然而老实讲，即便我努力去理解，仍有七分不明。陈丹青一直知道，并且骄傲自己是缪斯青睐的人，可是他显然没有想过天神为何眷顾于自己。他本该充当艺术与公众之间的桥，却成了挡在二者之间的墙。最终，我只能将《归国十年》一页一页地细品，看画家一步步重拾信心，从拘谨走向灵动—他倒是快活了，天神则在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