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泽:清帝国余晖下的铜运古城

2011-04-21 05:34:01
来源: 时代周报

李霞

“堂琅县,因山而名,出银、铅、白铜、杂药、有堂琅附子”。这是《华阳国志•南中志》的一段记载,而“堂琅县”便是今天位于云南省东北部乌蒙山主段的会泽县。会泽从出现在历史中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和铜结下了不解之缘。经中国科技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室鉴定,殷墟出土的部分铜器,铜料来源有可能来自于云南东川会泽一带。东汉墓葬中常有出土的“朱提堂狼”铜洗也是会泽所铸,可以说会泽的历史就是关于铜的开采、冶炼铸造的历史。尽管会泽与会泽的铜矿资源很早就进入了历史的叙述,但直到清代中期,当中国传统帝制时代行将走向终点之际,会泽才在这落日余晖下突然迸发出炫目的光华。

进入会泽县城,感觉平和而安静,旧城占整个县城面积的一大半,在十字街的两旁还可以看到明清木构建筑的痕迹。谁又曾想在这个安逸悠闲的面纱下,却掩盖着一段曾经的繁华与喧嚣?

历史中逝去的巴拿马银牌

今天的铜匠街已经走出了人们关注的视野,静静地存在于会泽古城的一角。除了街口一块蓝底白字的指示牌上的“铜匠街”三字,这条宽不足五米,今天只能称之为“巷子”的地方已经很难与“请登绛云三千尺,俯看名城十万家”的铜商经济联系起来。铜匠街两旁是古老而陈旧的民居,街口的两间只剩断壁残垣。街里路人稀疏,各家门窗紧闭,在傍晚的炊烟落照映衬下更显凄凉。居住在铜匠街的张姓家族已传到第十二代,早已不复往昔之兴旺。

在铜匠街名声最大、也是到来最早的要数张姓家族。张姓家族原籍南京,祖上明代时曾在皇宫作过铜匠。后来明朝开发西南,张姓祖先与大批手工业者跟随一个姓胡的总督移民来滇。张姓族人初至云南时居住在澄江,但由于澄江没有铜矿,张姓族人度日艰辛。到了清康熙末年,正值东川铜矿开采冶炼极盛之时,商业兴旺,张姓家族也就迁移到会泽定居,从此一直居住在城东制作铜器。

到达云南的张姓祖先前七代工匠并没有收外姓门徒,直到第八代(约清光绪初年)才开始收徒传艺。张姓族人和徒弟们聚居在城东一条街上,其后又有很多外地铜匠慕名而来,因而得名“铜匠街”。

张姓族人的第十一代传人—张兴明老人,现在仍居住于铜匠街,已经年近百岁,他的侄子张克康也已六十多岁,住在隔壁,他们也是张姓家族中唯一还在从事斑铜制作的手工艺人。特别是张兴明老人,他亲历过往昔铜商贸易所带来的斑铜工艺的辉煌,也见证着这一手工艺在现代社会的急剧变迁中走向衰落。

张兴明老人回忆道,斑铜手工艺大概产生于清朝雍正年间,据说是张姓铜匠祖先从大明宣德炉中获得灵感而制造出来的。当时正值会泽“铜商文化”的辉煌时期,铜运的发达也带来了会泽的繁荣,斑铜手工艺也因其斑驳绚烂的金属斑而被誉为“金属宝石”。在整个铜商文化的颠峰,会泽斑铜也成为达官显贵的收藏品,甚至成为贡品。特别是1914年,张兴明老先生的叔伯制作的铜炉参加了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并一举荣获银奖。遗憾的是,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工匠们的生活并不平安,这块银牌最终流失在中国百年劫难的硝烟中。


(斑铜工艺品。)

“万里京运第一城”

清帝国的落日余晖匆匆扫过西南边陲的会泽古城,在百年硝烟的弥漫中,会泽繁华的“铜商文化”也随之走入无边的黑暗中。今日已无法重现那段“五尺古道通山外,十省会馆入云端”的历史,但漫步于明清遗风的街巷中,还是可以见到当年繁华的片段风貌。

跟很多艺术的发展道路一样,会泽斑铜艺术出现之前,已经有了一个繁荣的环境。会泽的繁荣始于“铸币”的需要,清政府因袭前代实行白银和铜钱并行流通的货币制度,即“银与钱相为表里,以钱辅银,亦以银权钱,二者不容畸重”。因此,为了铸币需要向日本进口大量的铜矿。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一方面为了减少从日本进口洋铜,另一方面也为了解决当时大量驻滇军队的粮饷,云贵总督蔡毓荣上《筹滇四疏》提出了“广鼓铸开矿藏”的建议。没想到这个原为筹措本省饷源而开的滇铜,终成为关系全国钱法的大政,铜矿的采掘,再也不能轻易封闭了。

乾隆时期,清政府已经把铜矿开采的重点转移到国内,东川会泽一带的铜矿得到了极大的开发,铜厂在最鼎盛时期达到33个。在产量上,乾嘉时期最高年产量达1000万斤以上,占当时全国铜产量的65%。会泽的冶铜业成了当时清政府的一项要政—铜政。与此同时,其他各省官员也纷纷到云南采铜以补用同采购的不足,一时间会泽成为商贾云集之地。此后160余年会泽作为京铜的集散地,从水陆两路运往泸州,后经长江运至扬州再经由大运河运抵京城,全程万余里,会泽也因其始发地的地位而获誉“万里京运第一城”。

随着京铜运输的兴盛,南来北往的各地商贩也纷纷涌入会泽,在这个滇东古城彼此融合,帝制时代以农业为本的中国在西南边陲出现了这样一个以商业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城镇。会泽古城因铜业而“商贾云集、八方辐辏,俨然一都市”,有学者甚至宣称会泽是明清时期的“经济特区”。

会泽铜矿采冶规模空前的兴旺发展,吸引了赣、浙、桂、川、黔等地的官商、富贾、工匠、平民拥入东川府。这些外来客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同乡结党”,兴建同乡会馆;“同行结会”,设立行业庙会;“同教联宗”,建立宗教寺庙。会泽共有各省会馆、寺庙100余座,给我们留下了回望当年京铜盛况的些许线索。

在会泽众多的会馆中,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江西会馆——万寿宫。万寿宫又叫江西庙,是江西商贾在会泽兴建的同乡会馆。万寿宫整体建筑坐北朝南,为三进两跨院,依次为门楼戏台、正殿、后殿,东侧有小花园,西侧是小戏台。

万寿宫的正殿为单檐歇山顶抬梁结构,面阔13.6米,进深6米,檐高近10米,与戏台相间一个长方形的广场。东西两侧有偏殿,各悬“玉龙万寿”和“砥柱西江”两块匾额。正殿为真君殿,所供奉的神祗是许逊。后殿为观音殿,与对面的韦陀殿和东西厢房构成一个四合院,院内植柏树两棵。四合院的左侧有一口水井,井水常年清澈不枯,甘甜可口。

现在除了江西庙(万寿宫)保存较为完整外,大多数建筑都损毁十分严重。通过这些遗留的会馆,可以想见当初客商云集、熙熙攘攘的铜商贸易胜景。



(斑铜工艺品。)

“铜都”美誉已灰飞烟灭

会泽短暂而辉煌的铜商贸易早已淹没在历史尘埃中,但会泽与铜的故事并没有因此而结束。除了大大小小见证铜运辉煌的会馆,京铜繁荣还带动了会泽铜手工艺的发达,创造出了铜制手工艺品中的杰作—会泽斑铜。

斑铜的制作工艺有别于青铜器,这种人工多种金属合成的制作工艺浇铸成型后,在表面形成不同规则的自然晶斑,流光溢彩。《滇海虞衡志》记载:“锤造炉瓶成冰形,而斑斓者为斑铜”,斑铜是会泽独特的一种民间手工艺,采用含铜量在90%以上的自然铜为原材料,经过手工艺人手工锻打之后,使得其中含有的其他金属元素“再结晶”而产生斑驳的金属纹。然后再通过一些特殊方法的处理之后,把这些金属斑显现出来。采用传统的手工锻打的生产方式现在称之为“生斑”,也就是会泽繁荣的铜商文化历史的代表。

斑铜工艺的价值主要变现为精湛的锻打技术和通过“秘方”显现出来的自然斑纹。铜器锻打是一项十分辛苦的工作,仅使用的工具—各式锻锤就有数十种之多,铜匠还要根据不同题材的需要临时制作锻锤和钳子。一个完整的斑铜制品需要经过“选料—净化—粗坯—成形—烧斑—整形—精加工—淖斑—煮斑—露斑—擦洗—抛光”等近二十道工序才能完成,其中还存在锻造过程中损坏的可能。器型最复杂的要数香炉了,打造一只香炉几乎要用上所有的锤。一件产品要烧几十火,打几万锤,历时几个月方能定型,稍一疏忽就会前功尽弃。

由于斑铜工艺工序复杂,成品率较低也使得这项技术的传承受到了很大的阻碍,但更严重的是,制作斑铜工艺品所需的天然铜矿在会泽东川一带已经枯竭。与会泽紧密相连的东川,是世界“东川式”铜矿的代表地,自1990年后,随着铜资源的不断枯竭,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矿竭城衰”的城市。会泽的天然铜矿同样已几近枯竭,“铜都”的美誉早已灰飞烟灭。

如今,会泽的铜运辉煌不再,古城也早已落寞。斑铜工艺处于原料枯竭、技术失传的艰难境地。但张姓铜匠还在坚持,“斑铜这种东西,全世界只有会泽才有。过一些年就绝了。这对地方上是一种损失,对我们的祖先也感到羞愧啊!”这一信念鼓舞着斑铜艺人们坚守着一种源于历史铜缘的传统。

他们也开始尝试与现代科技结合改进斑铜工艺,但前方注定不是坦途。

会泽在清王朝的落日余晖下绽放出灿烂的光彩得益于铜矿,中国帝制时代最终在余晖扫过西南边陲的古城后没入黑暗,而铜矿—会泽传统最重要的支柱也几近枯竭。铜没了,会泽古城的文化还剩什么呢?

在斑铜手工艺人坚持的眼光里,在铜匠街的断壁残垣上,在一座座仅存其表的铜商会馆中,可以看到一个辉煌的背景渐渐远去。这是维系了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正在退出曾经的舞台。

每一个当下都处于过去与未来的临界点,回溯过去不仅仅是缅怀,也是对未来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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