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未富先老”时代即将到来

2011-04-07 04:48:22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李靖云

“未富先老”时代即将到来

时代周报：近来关于人口红利相关问题的讨论非常多，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贡献，你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已经结束？

蔡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世人瞩目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时生育率的多年持续下降，使人口结构也相应发生了转变。现在公认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4-1.5之间，并将保持相当长时间。一般而言人口转变过程中的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即16-64岁之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会有一个先上升再下降，直至零增长及至负增长的倒U字形变化轨迹。而在劳动年龄人口上升期间，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就中国经济发展而言，以人口抚养比（即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为人口红利的衡量指标的话，1982年到2000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为26.8%。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显而易见。

这几年中国老龄人口迅速增加，200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已经占全部人口比重为6.8%，去年已经达到了8.2%，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却在下降，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已经从倒U字的上升期过渡到下降期，人口红利消失，人口抚养比从2013年开始将止跌反升。也就是说在“十二五”时期，中国就将失去充足劳动力供给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中国依旧属于发展中国家。在较低人均收入水平上发生这样的人口结构变化，这可以形象地称之为“未富先老”。

时代周报：那么“未富先老”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什么，这种人口结构有没有可能逆转？

蔡昉：人口转变过程及其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老龄化，是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通常是不可逆的。生育率下降的人口转变，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都经历过，现在也都面对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中国解决“未富先老”的出路不是逆转人口转变，而是加快经济增长。

说中国社会“未富先老”不可简单理解为老年人多了，需要补充人口。一般而言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减少伴随高速经济增长，会共同导致普通劳动力的短缺从而工资上涨，也就是常说的“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提高，原先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就必然会相对弱化，这意味着产业结构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就中国的实际国情来说，人均收入刚刚跨入中等偏上水平的发展阶段，物质资本积累上尚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劳动力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上与发达国家仍有着巨大差距，因而无论是在资本还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中国都不具有比较优势。这也就意味着“未富先老”的中国失去人口红利之后，经济发展可能逐渐失去原有的比较优势，却短期内不能获得新的比较优势，从而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从这个角度讲“未富先老”是中国经济在“十二五”时期所面对的特殊挑战，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一挑战，实现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的持续经济增长。

“刘易斯拐点”带来的挑战

时代周报：最近关于中国经济已经是否走到了“刘易斯拐点”的讨论很多，如果说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刘易斯拐点”，那具体有哪些表现？

蔡昉：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结构性变化。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农业中存在取之不尽的剩余劳动力，工业的发展可以在生存工资水平上持续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当非农产业的发展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速度超过劳动力新增的速度的时候，就会导致劳动力的短缺和工资上涨，这个时候也就是经济发展到达了“刘易斯拐点”。

从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判断，这个拐点已经到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最高点，就一直在递减。这期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就业迅速扩大。2002年-2009年间，城镇就业总量增加速度已经快于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增加速度。可以说劳动力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供大于求不再是劳动力市场的典型特征，工资不再由生存水平决定，而是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更多地反映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提高。其直接表现就是2003年以来在全国各地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工资普遍上涨。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例，这两个行业的工资在2003年-2008年期间的年度增长率分别为10.5%和9.8%，农民工工资则年均提高10.2%。

时代周报：这就是说“十二五”期间中国社会将走向“未富先老”，而经济发展走到了“刘易斯拐点”，中国的经济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

蔡昉：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口的机会之窗过早关闭的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无法提高，经济增长难以保持。历史上并不缺乏这种例子，比如日本199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乏力，根本原因就是其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也是不错的。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资源重新配置。劳动力的流动，实际上是构成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部分。仅仅是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对1978年-1998年期间GDP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就达到21%。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从而转移速度的减慢，劳动力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淡化。目前经济保持高增长率的主要因素是资本的投入，其实全要素生产率对这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下降的。

所以“十二五”期间要想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必须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面下工夫。深化体制改革，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加强技术创新能力，从而提高技术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手段。

“十二五”亟须转变发展模式

时代周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否一个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阶段，现在很多专家和媒体都在说“十二五”之变，结合当前的发展阶段，您觉得这个“变”主要是指什么？

蔡昉：其实根据历史的经验，一个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并不意味着从此可以一路凯歌前进，顺理成章地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是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所以中国的情况也并不特殊，一方面是传统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另一方面新的比较优势尚未显示出来。对当前中国而言，既要保持支撑经济增长的现有因素，又要挖掘新因素。政策上立足在最大限度延长既有比较优势，避免休克式调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迎来新的比较优势。那样的话，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宿命。

中国已经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比较优势必然有变化，外需的减少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世界性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复苏缓慢，美国“无就业复苏”及保护主义抬头，都将抑制中国出口的增长。中国经济要顺应发展阶段变化的客观要求，应对这个特殊的国际经济变化趋势，迅速转向以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需求拉动的增长模式，才可能实现再平衡，获得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而且就国内条件讲，要实现这种转变可谓恰逢其时。当前国内消费需求与现行的产业结构是适应的。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日均消费在2美元-20美元的“中产阶级”人口占比为66%，消费总额占79.2%。这个群体占总人口比重很大，而且收入水平较低。他们的消费需求主要是相对低端的消费品，而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乃至出口结构正好与这种需求相适应。这个群体占总消费的比重较大，随着这个群体本身也会继续扩大，其消费需求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支撑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因此，内需扩大是有潜力的。扩大内需可以继续利用现有产能，为产业结构调整赢得时间。

时代周报：相应的，是否发展战略上也有调整的空间和机会？

蔡昉：具体战略政策上亟待调整，而且有很大的调整空间。产业布局上就大有文章可做。虽然中国当前已经明显出现了普通劳动者短缺和工资上涨的趋势，而且，劳动者工资的地区差距也在缩小。但是，地区之间在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上，还存在巨大的差距，地区之间的比较优势仍然是有差异的。完全可以效法以往东亚各经济体之间所出现的那种雁阵模式，在中国的各个省份之间展开产业转移。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东部地区逐渐丧失的时候，通过逐次向中西部转移，在相当长时期内可以得以延续。

为此，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十分重要。政策选择要吸取历史教训，政府应该推动这些地区的体制改革，而非单纯加大投资和给予补贴，避免中西部地区过度依赖资本的投入而非是自身的比较优势。一定要避免日本“失去的十年”和欧洲“梅佐乔诺现象”在中国西部出现。目前，投资过度集中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西部地区已经出现偏离比较优势的倾向，值得警惕。比如2000年-2007年期间，东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年平均增长率为4.2%，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9.2%和8.1%，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已经超过东部地区。

政策调整刻不容缓

时代周报：除了调整发展战略以外，在当前中国的资源禀赋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要形成新的比较优势，还有哪些具体的政策措施需要调整？

蔡昉：当前劳动力从农业和农村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仍然存在着制度性障碍，需要尽快解决。转移到城市就业并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没有获得城市户口，没有获得均等的公共服务，剩余劳动力转移乃至劳动力供给的潜力，远没有充分发挥。因此，通过改革进一步清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特别是将那些目前缺乏迁移意愿和能力的40岁以上农村剩余劳动力，吸引到非农产业中就业，仍然有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可以挖掘，使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继续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作出贡献。

另外，科技创新领域需要继续加大投入，但是政策要警惕脱离经济需要的技术赶超。中国政府在技术创新领域的介入十分广泛，投入规模和比重都很大，这本来是中国科技赶超的优势所在。但是，政府却并不必然了解技术的适用性，很容易产生政府主导的、超越发展阶段的科技全面赶超，导致后发优势的过早丧失。实际上，人们经常说的中国技术应用率偏低的现状，恰恰就是这种科技政策与实际应用领域之间的矛盾。

总之，中国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在“十二五”期间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挑战，要转向生产率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政策选择上一要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型，二也要与当前阶段的资源禀赋特征相适应，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