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茶园里喝出来的“保路运动”

2011-04-07 05:13:47

来源: 时代周报

当年“保路运动”的发生背景究竟为何？现实意义又是怎样？彻底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是正确理解“辛亥革命”的一块敲门砖。

本报记者刘小童发自成都

在中国近代史上，“保路运动”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也是最值得史学家和各类人文学者探研的一段历史。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专家和学者多把研究的热忱及重点放在因“保路运动”爆发才取得成功的“辛亥革命”上，对“保路运动”本身却一直采取相对淡漠的态度。当年“保路运动”的发生背景究竟为何？现实意义又是怎样？彻底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是正确理解“辛亥革命”的一块敲门砖。

成都的茶园

成都人一向以懒散为名，体现“懒散”的方式之一是喝茶—喝茶间或“搓麻”—几乎所有的成都人都对这种看似单调的生活乐此不疲。

喝茶和搓麻这两大成都人的爱好，多半和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与气候直接相关。成都的夏天少有烈日当空，春秋也没有北方漫卷黄沙的狂风，冬季亦温暖和煦。成都虽不靠临海边，空气倒无比湿润，四季堪称风调雨顺。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造就了成都人的悠闲气质，即便“文革”中，“扫除一切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口号叫得震天响，成都人也没有停止喝茶、打麻将。原先喝茶的私有茶园没有了，那就去街办或国营茶社，照旧二分钱一大碗。

无论私营还是公办，成都的茶园注定是一个大众聚会之地。蜀道自古就难，皇家的政令传进成都要历经月久，在没有电子传播的时代，茶园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传播场所。“保路运动”尚未爆发之前，清朝政府以强行摊派或是承诺许愿的方式，向国内多个省份募集大额股金。众多省份之中，最后真正因不满股金被低价回收的是四川人，是成都人。

单单一场股金纠纷，最后却演化成为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一向懒散的成都人，这一次成了“保路运动”的急先锋。谁也不会想到，在推翻一个本就摇摇欲坠的政权的时刻，是一个个成都茶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00年，高调的“义和团”最后以一曲愚昧至极的“爱国主义”悲歌自我完结。割地赔款的清政府此时就是再昏庸，也开始痛定思痛，变革被再次提上日程。中国的历史习惯轮回，此次变革，又和先前所有变革者的思路同出一辙。王公贵族们并非意在改革体制，而是又采取了技术革新的手段，其中之一就是：修建铁路。

当时中国拥有为数寥寥的几条既有铁路，多数控制在列强对手之下。修筑铁路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清政府根本无法一次性提供修筑资金。但铁路是一定要修的，因为这事关“变革”、事关民众对大清的信心。此种情况下，两种修建模式出现：民间商办或借款兴办。

1903年，迟迟不能上马的“重点工程”已不能再无限期拖延。四川总督锡良向朝廷上书，提出由四川民间集资建设川汉铁路的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了朝廷重臣张之洞的强烈支持，朝内有人好办事，随后不久，光绪皇帝下诏正式成立商部，并喻示“铁路商办成为国策”。

1904年，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1905年，川汉铁路正式开始募股集资。1907年，川汉铁路总公司又改为商办。1909年，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段开工。与其他省份募集的商股不同，四川的铁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一般是随粮强制征收，值百抽三，用通俗的说法，就是政府摊派集资。

至此，就股权而言，所有四川人，凡是有川汉铁路股金者，这时已无分贫富贵贱。股权如绳索，把大家一起绑在了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之上—虽然川汉铁路最后并未修成。

大家同在一列车上，川汉铁路的利益将左右每个人的命运。

与此同时，通过一场场异常艰难的谈判，张之洞终于从美国人手中赎回了粤汉铁路，赎金价虽高，但粤汉可是货真价实，所以这也算是一个相当利好的消息。粤汉铁路修筑权收回后，清政府将其交由湘、鄂、粤三省分段建设，似乎一切都向着正常而又美好的方向发展。

（当年为纪念在保路运动中英勇牺牲的烈士而修建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至今还矗立在成都市人民公园里。）

铁路私有与国有之争

盛宣怀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极具“性格特征”的人物，他在官、商之间自如转换，唯利是图。此人不是标准的政客，亦非成功的商人，但却既谙熟官场政治，又明白通商互利，且具洋务经验。正是这样一个手段巧妙、处事圆滑的人，被安排当上了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督办。

此时盛宣怀身为官商，大力反对民间商办铁路，极力主张铁路国有，并推行借外债筑铁路的手段。或许是太熟悉商人同行们的心态，他认为中国商人既无大（实）力又无远识，靠不住。盛宣怀说这些话时忘记自己身在中国，当时的中国人多为小农身世、安于现状；他更应该明白不善于通商的中国人，普遍对外债深恶痛绝。

中国的众多商人，早已觉得盛宣怀的主张不可取—利益之争在此时得到证明—铁路利润极高，肥水不流外人田。

盛宣怀的外债主张被彻底否决，川汉铁路最后成了“商办”，股金也在国内发行，股金发行中基本又以强行摊派为主。因民众普遍不信任朝廷的许诺自古有先，平时惯于放出爱国豪言壮志的商人更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没见到利润，自然不肯提前把钱放出去—真正的股金，于是多数被摊派到平民百姓身上。

只把希望寄托在修筑铁路而不是体制革新的变革之路迟早会出麻烦。1907年，根据各省陆续汇集到朝廷的调查报告显示，自铁路商办运行以来，各地官绅谁也无法统筹全局，内讧、内斗成了家常便饭；另一方面，体制不畅又使人才缺乏。最重要的是，由于没有监督，很多集资被挪用拿去炒股，浪费、贪污更比比皆是。

一边是股金被肆意滥用，一边是需要修筑铁路的湖南、湖北集款无着。

眼见亏空的坑越来越大，1911年5月，在盛宣怀幕后的极力奔走游说下，昏招迭出的清政府突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民众尚未反应过来，清政府又迅速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并以两湖厘金盐税担保，借款600万英镑。清政府还规定两路的修建将聘用外国总工程师，四国银团将享有修筑权及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

并非所有革命都源于崇高

时值两路修筑本身巨额亏损，竣工又遥遥无期，清政府虽然以国家股票赎回了湖北、湖南、广东的商业股票，但由于地区间的经济差异，各省间商股亏损程度并不相同，这就造成了清政府在赎回时给予的条件也不相同—湖南湖北高，广东次之。其间，股民、商民虽有抗议，但因政府维稳迅速，抗议之风很快得到平息。残喘过后，再次苟延，至于挺到何时，无人考虑。

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最终的麻烦出在了四川。在1400万两股金中，有300万两亏空，亏空的原因系川路公司经理参与投机墨西哥橡胶股票造成。更麻烦的是，清政府并不认可这笔亏空。

真正到了应该共同承担的时刻，却连一个负责担事的人都找不到。

其实回过头来，用现在的眼光看，法制社会应一切严格按司法程序办事，股金亏盈都属常态，赚了是你的，亏空也该股民自己承担，这是走到哪儿都属天经地义的事。但那时候是人治社会，没有规矩可讲，麻烦彻底降临：既然公司都可以一会商办一会国有，那好，股民也大可不必讲规矩，股民们不能输，必须盈！

一场路权风暴由此爆发。

在此前提分析之下，“保路运动”的目标和意义，就和历史课本里讲述的多有不同。实际上，并非每场革命的意义都是崇高。“保路运动”之所以在四川（成都）爆发，起源于当事人要为自身的利益（股金）而抗争。川人多为移民，主权意识相对淡化，但维权意识强烈，这正是移民群落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点。而川汉铁路股份的持有者中，很大部分来自下层民众，每一文钱都是救命根子。最后搞得既不能退回股金，换股条件又低于其他省份，群情自然激昂，茶园成了星星之火，眼看就要燎原。

此时，一个聪明人看到了要出“大事”的端倪，此人是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王人文久居成都，深谙成都人做事之“德行”，他速奏清朝廷，希望暂缓接收川汉铁路的速度。历史写到这里，不难看出，王人文的这份奏折，虽然不能阻止朝廷最后的倒掉，却能延缓埋葬王朝的葬礼的发生。如果当时清政府能够按照他的奏折处理事件，或许历史将重新改写。

然而，历史拒绝重来—体制的僵化造就了太多弊端，护理总督等来的不是表彰，是朝廷的厉声申斥。

1911年6月17日，成都人不再满足在茶园里商谈国事，他们走出茶园，两千余人正式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提出“破约保路”的口号，并开始分路讲演宣传“保路”，同时推举代表赴京请愿。在“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带动下，全川各地“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数十万。

清政府再次反应迟钝。1911年8月5日，“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召开后，原先的“文明争路”思路被激奋的暴民们忽略了。抗争正式升级，由平和转为激烈，罢市、罢课，风起云涌。到了9月，已发展为全省性的抗粮抗捐运动。

犹如多米诺骨牌，清政府的昏招一个接着一个，既不派人出来对话也不曾有人出来表示。相反，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竟于9月7日诱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的领导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这一举动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成都数万群众奔赴总督衙门（今成都蜀都大道“熊猫大厦”附近）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结果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赵尔丰利令智昏，竟然下令开枪镇压，民众死难三十余人。

形势顷刻间一发不可收拾。

“成都血案”后，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等反清会党组成同志军，围攻省城。各州县同志军纷纷起兵，彝、藏、羌等少数民族也聚众起义。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在荣县宣布独立。川省形势全面失控，清廷急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首义成功。

端方之死

端方，字午桥，号斋，满洲正白旗人，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出生于满洲贵族家庭。他在政坛崭露头角，始于戊戌年的百日维新，当时其被任命为农工商总局（为新政内容之一而设立）督办。维新失败，农工商总局被撤销，端方本人也几遭不测。

端方似乎比谁都看得清楚，他认为晚清的中国必须变革，但不能激进，要渐进。端方不仅和很多文人墨客都是朋友，自己在篆刻领域亦享有极高声誉。1911年，正当四川“保路运动”声势浩大如火如荼之际，端方被朝廷委任为铁路督办，等到四川总督赵尔丰大开杀戒、和“保路运动”的组织交战正酣之时，端方却又接到命令，带领湖北新军的两个团入川，协助赵尔丰剿匪，平定叛乱。

作为聪明之人，端方清楚得很，他知道，四川的战事并不明朗，“保路同志军”声势虽然浩大，但多由非军人的乌合之众组成，缺乏号令，没有训练，如战事旷日持久，或许将作鸟兽散。

于是，端方的方针是等待，在等待中静观局势变化，等到清军和 “保路运动”的同志军两败俱伤后，自己再来收拾残局。但端方没想到，四川的仗还没打完，武昌倒先变了天。端方准备带到四川的两个团的官兵眷属大多都在湖北，手下已经没有人愿意跟着他去四川打仗了。1911年11月27日，辛亥革命后的一个半月，端方下属的两团人马发生哗变。士兵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生擒端方，并把他的头割下，放在浸满煤油的盒子里送到武昌，作为“效忠礼”送给黎元洪和他的新政府。

端方死得太冤了。端方之死和 “保路运动”没有任何直接关联，而那些“保路运动”的急先锋们，居然还把端方被斩说成是“保路运动”的最大成果。这一说法延续至今，仍旧存在于中学的历史课本里。事实告诉我们，在没有规则的社会中，激进的变革最终极有可能导致暴民运动。如何变革而不激进、纳新而又循序，恐怕是当下全体中国人都应该思考的事情。

专访章立凡——“袍哥”与“保路”

本报记者刘小童

时代周报：当年清政府在很多省份发放股金，但保路运动却在成都最先发起，这是什么原因？

章立凡：强行摊派应该是后来把事情搞大了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实际上，这起事件的爆发看似在四川、在成都，但前几年摊派股金的时候，祸根就已经种下了。之所以后来在成都爆发，当然有成都的一些便利原因，如你刚才所说，茶楼这类地方比较容易聚集人等，最主要的还是老百姓对政府积怨多年，趁机全部爆发。

时代周报：股金估计被挪用了多少？

章立凡：大概是两百万左右，和现在比，确实不算什么，但那时两百万就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时代周报：你怎么评价盛宣怀这个人，他是促使“保路运动”发生的“罪魁祸首”吗？

章立凡：把所有的责任都让盛宣怀承担，有失公允，即使没有盛宣怀，以后还是会有李宣怀、王宣怀，终究还是会有那么一位始作俑者出现。其实盛宣怀主张把铁路收回国有，也有他的道理。一直到今天，铁路究竟是应该国有还是商有，也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国有，有它的优越性；商有，也有它的优越性，但局限性也不小。比如修建铁路是一项耗费资金和时间的巨大工程，商办很难有政府的力量，即使是修建，也必须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时代周报：但在历史记载中包括很多文献，都把盛宣怀看成是引发“保路运动”的“祸首”。

章立凡：“保路运动”的确和盛宣怀的左右摇摆有关。企业家有几种类型，如张间，创造出一种发展环境。还有胡雪岩型，投靠政府，弄个红顶子。再就是盛宣怀类型，有新思想、新思维，但投机性极强，这类人最好就是让他经商，如果做官，危害就比较大。盛宣怀为商时，想办法让铁路商办，但为官后，又大力推进铁路归国有。显然，盛宣怀只考虑自己的利益问题，哪边对自己有利益，就为哪边说话，最后导致百姓尤其是持有股金的百姓对他非常愤恨。其实盛宣怀既不算是一个合格的政客，也不是一个优秀的商人，就是亦政亦商的这么一个人。再有，股票本身就有风险，股民盈和亏都是正常，也应该自己承担，你凭什么只能盈，亏了就要让政府买单呢？这就是没道理的事情。

那为什么老百姓没道理了还要造反？很简单，老百姓觉得你一会可以国有一会可以民营，改来改去的。既然你不守规矩，那我们凭什么就守呢？我们也不守。说白了，就是没有规矩，也不懂得制定规矩，大家都是乱来。反正政府就怕人多，人多出事就不好办，“法不责众”就是这个道理，这个词也只有汉语中有。

时代周报；在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查阅了一些史料，其实事情还没发展到不可挽回的程度。

章立凡：你说得很对。多米诺骨牌倒塌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次机会，手疾眼快一点，把后面的那块骨牌抽出来，也就没有连锁坍塌了。比如，政府可以宣布高价收购股金，或是延缓把铁路收回国有等，机会还多得很，但整个体制出了问题，明明知道可以用一些措施阻止骨牌连锁反应，就是没有去做。

时代周报：为什么？

章立凡：对自己没利益的事情，谁都不去想，即使想到了，也不去做，所以清政府眼看事态渐渐演化为一起规模较大的“群体事件”，到了这个时候，还是有挽救措施，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已经给朝廷上了奏折，恳请朝廷暂缓接收川汉铁路。可惜的是，上边并不买王人文的账，此时，保路运动已经一触即发了，即使后来不开枪不死人，“保路”这事儿也会发生。

时代周报：朝廷为什么不买王人文的账？

章力凡：朝廷太相信自己了，大清江山，稳如泰山，哪有那么容易撼动！结果，现在可以得出结论了，凡是看似牢固的江山，最后都是很容易撼动的，外界只要稍微给力，它自己就崩盘了。

时代周报：谈谈端方这个人。

章立凡：端方这个人实际上很贪婪，巨敛的时候不择手段，但“保路运动”和他关系不是很大。他是在带兵平定途中还没入川呢，就被杀掉。端方的被杀，最后还作为“保路运动”的闪光点载入史书，这是不应该的。“保路运动”开始在四川、在成都进行时，还是很平和的，但随着“袍哥”的加入，性质开始有了变化。四川的“袍哥”是有传统的。帮会势力的介入使“保路运动”蒙上了另一种调子，那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暴民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