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电力抗衡社会的底气从何而来？

和静钧

3月30日下午，日本电力公司社长胜俣恒久在记者招待会上就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向公众正式道歉，并宣布核电站1-4号机组已确定无法使用，将被废弃。此前，3月28日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土壤里检测到剧毒发射物钚，高辐射的内部积水向外泄漏。正如日本首相菅直人在3月29日参议院听证会承认，福岛第一核电站目前的状况依然“难以预测”，日本正“面临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

福岛核电站属于“沸水反应堆”，如德国科学家所言，只要第一时间采取内部降温措施，如在反应堆沸水里加放“液体控制棒”硼酸及注入大量海水，就可以有效地控制住危情。

这一措施没有被第一时间采用，最大原因就在于东京电力管理方担心这些措施有可能使反应堆报废，从而使投资血本无归，东电管理方一开始就把救活核电站视为“最高利益”，在衡量反应堆报废后的惊人代价，与救活反应堆但有可能产生严重核泄漏的代价之间，东电管理方显然选择了后者。这一选择，致使一场可能是微小的危机，坐大成一场“有可能毁掉整个东日本”的危机。

东京电力以“个人利益”抗衡社会整体利益的“底气”，第一来自于它自身的庞大。东京电力是当今世界核电第一大企业，其公司资本结构中，有来自巨富阶层和前政府高官、有其他国家的主权基金、有日本地方政府股份。这样由少数大股东把持的庞大企业，在危机降临时，让它服从于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唯有对其“政府接管”或国有化才能在理论上行得通。东京电力的迟缓，与墨西哥湾漏油事故中的英国石油公司，表现起来就是差不多，总是天然地捍卫其投资利益。

第二个底气，则来自于日本特有的政治结构。“财团—官僚—政客”铁三角关系下，东京电力往往就是各路政治派系的金主，也是地方地府经济主体的主力军，这使危机突然降临时，它依然还有抵抗政府和民意的极大空间。所以，其后出现瞒报、不及时通报信息，或出现大量通报数据不准确，均可视为是服务于东京电力的“核心利益”。如3月27日东京电力宣布“机房积水辐射超标千万倍”之后，又马上改称系检测严重失误，让人们根本不知孰是孰非。

第三个底气，则来自于日本的技术精进主义和相对封闭的“冷静文化”或“忍者文化”，总相信凭个体的智慧和忍耐，可以逢凶化吉。东京电力一直在试图通过释放“减压阀”来减少反应堆高压，拒绝外界技术援助和政府指导，宣扬个人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

东京电力身上之病，放之于世界，有其“共性”，而对于核电企业而言，更是吸取教训的机会。

作者系国际政治文化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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