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慈善，要给什么“力”

2011-04-02 16:34:41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徐伟实习生谢原婷

近日，中国首善陈光标的“暴力慈善”和网络推手金泉少侠的“悲力慈善”，把慈善界闹得沸沸扬扬。尤其是后者，引来讨伐无数，“少侠”本人也不得不在媒体面前痛哭流涕、深表悔意。

然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中国的慈善之路，何以至此？除了“暴力”与“悲力”，是否还可能有别的选择？为什么西方一些成熟的慈善机制仍未在中国落地？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采访了慈善业内外的资深专家和学者。

PART 1 做慈善不只是发钱这么简单

我不反对陈光标的高调慈善，高调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它可以引起人们对公益慈善的关注。但是，他的这种捐款方式早在100年前就已经被很多人批判过，这是一种非常低效的方式，不仅不能解决贫困问题，反而会造成一些人“等、靠、要”的思想。

慈善资源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目前中国每年的慈善捐款还不到GDP的1%，对于这样一种稀缺资源我们更应该提高它的使用效率。比尔·盖茨曾发出感慨，“做公益慈善比挣钱更难”，因为它要精益求精，而不只是发钱这么简单。如何把有限的慈善资源更大更好地造福于整个社会，是对慈善家的一个很大的挑战，需要他们不断地创新。

石金泉事件暴露了我们的社会救助机制的局限，如果人们能够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得帮助，那就不需要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了。网络推手的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用这种极端行为获得人们的同情和捐赠，会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造成不公，因为它把有限的资源过多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媒体具有这种放大功能，由于过度地报道和渲染，会吸引过多的资源，这是以后媒体参与公益问题时需要注意的。

陈光标和石金泉都没有充分尊重被捐赠人，中国有句古话叫“施比受更有福”，被捐赠者接受你的捐赠，其实也是给了你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我们帮助人应该是要发自内心的，而不是通过有损被捐赠者人格的方式来获得炫耀。

任何人都有善的一面，我们需要有公信力的慈善组织把人的爱心激发出来；但人性也有恶的一面，有些人捐了大把钱，却也做了很多坏事，这并不奇怪，每个社会都是这样。如果人都是善的，那根本不需要这种制度建设也会去行善；如果人天性就是恶的，那我们建设了也没有用。所以，关键是我们的制度文化和公益慈善组织，要最大限度地把人善的一面激发出来，把恶的一面给遏制住，这样才能推动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邓国胜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

PART 2 政府应该放松对慈善资源的管制

对陈光标的慈善行为一直存在很多争议，但绝大部分真正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人，对他的做法都是不认同的。一方面，他在把钱直接捐给社会对象时，并没有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另一方面，捐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这种方式缺乏专业性和可持续性。在灾难发生时，最需要的是食物、水、衣服、居住设施等，这种情况下直接把钱给灾民，并不能解决他们的当务之急。而在非紧急状态下采用直接捐款的方式，则可能让受益对象产生一种依赖心理。

石金泉的策划也许帮助求助母亲化解了暂时的困难，但它会给长远的公益发展带来危害，影响公众对公益的信任度。以后再发生类似的求助事件，很多人就会抱一种怀疑的态度，这是很致命的伤害。

现在我国的公益救助体系还很不健全，公益机构的发展也很不完善、不平衡，即使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真正在认真做公益事业的组织也非常少，资源也很有限，包括我们汉达，虽然我们已经成立了15年，在广州已经算是比较成熟的NGO，但我们现在能做的事非常少，而且资金主要靠国际支持，面对许多社会需求，我们都无能为力。

现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障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体制的制约，公益组织缺少良好的发展空间；其二是公众对公益的认识不够，这不是一两天就能改变的，其他的问题都是这两个因素带来的。长期以来，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都由政府统管，所有的捐赠都需要通过政府，这制约了很多草根组织的发展。

政府应该在组织身份上放开，放松对资源和捐赠的管制，包括为NGO提供免税政策、减少筹款限制等。现在网络上对公益慈善活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传播公益理念的人也越来越多，这跟公益组织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真正的改变不是依靠一份政府文件或是一个公益广告，而是要靠我们每个人实实在在的行动。

陈志强

广东省汉达康福协会秘书长，该协会曾获2010年度“壹基金”典范工程奖

PART 3 法律上的“反激励”现象是慈善最大障碍

陈光标是一个企业家，他想去做慈善，但是我们现在的慈善市场还很不发达，没有成型的慈善模式足够供企业家学习、借鉴和让他信任，他没有找到一种吸引自己的慈善机制，所以选择了以个人身份去做慈善。至于说他有没有个人扬名的动机，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慈善本来也不应该是一件以“利他”为标准的事情，它首先就是做慈善人自己的需要，比如让企业的名字源远流长，使自己获得社会尊重，实现自己的某种价值、理念、梦想等，都是个人的需要。至于这种需要体现在哪个层面，如何实现，和他能看到的可能的选择是有关的。慈善机制发达的国家少见个人撒钱式慈善，就是发展阶段的问题。

跪行事件则表明现在社会上解决问题的机制，包括帮扶机制和发声机制的缺乏和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唯一想到的就是如何吸引人的眼球，所以他们会设法引起媒体关注，或者造成一个异常事件。在正常途径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时候，这种异常的途径就更容易出现，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异常事件频发的原因。

这件事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在中国，本来就有对民间不信任的传统，任何一个公益领域的负面信息都会被放大，产生远超出事件本身的效应。比如以前有个别的慈善组织发生腐败事件，然后大家就对整个的慈善系统变得更不信任。这也更说明需要治理、问责、透明等机制的建设，增强“可证明的信任”，使得慈善组织能够优胜劣汰，而不是反之。

目前，中国慈善事业的困境第一位的是法律上的。现有的法规不激励规范的慈善机制形成，一方面它不激励民间自发组织成为合法的组织，另一方面它不激励慈善市场在竞争中优胜劣汰。相反，这方面的法律不健全，极易造成人们打擦边球、违规，甚至法外运作，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如果法律不激励合法的行为，再加上人本身的利益取向，社会肯定会非常混乱。这个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大的重视，而且一直试图在政策法规层面有所突破。如果管理体制上能够有实质性变革，实行开放登记、规范管理、公平竞争、公开透明的制度，我想中国的慈善事业会出现不同的情景。

此外，要建立专业的慈善市场，还需要有一批专业的人员，比如专业的筹款队伍、慈善经理人等；也需要各种支持性的机构，比如法律咨询、孵化器、能力支持组织、网络联盟的平台等。另外公民的慈善意识总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慈善事业，中国传统有互帮互助的慈善行为，但缺少独立、自我负责的公民精神，对现代慈善理念理解不多，这也需要开放的讨论和更多的实践参与。

贾西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PART 4 慈善的最根本动力来自于人对超验性价值的追求

慈善应该是人的仁爱之情的一种表现，但在这两个案例里面充满了恶。陈光标把金钱放到了一个比仁爱之情更高的位置，仿佛慈善就是把钱给穷人，这既贬低了穷人，也贬低了自己。很多人以为，做公益慈善事业，钱是第一位的，这是一种误解，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助人行为本身。穷人需要钱，但是助人者不应该仅仅从钱这个角度来考虑，即使要给穷人钱，也必须保证他们的尊严和做人最基本的价值。

跪行事件也是一样的性质，她通过自残的方式来博取别人的同情，这也是对慈善的亵渎，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不会出现这种事的。整个社会治理机制扭曲，导致人的心态也随之扭曲，制度和人心都出了问题。目前中国慈善公益组织发展的水平还很低，许多时候只能寻求个人的帮助，但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帮助有很大的局限性，要直接拿钱去帮助一个人，肯定需要基于信任，但正因为是陌生人，所以信任就很难建立。

现代化一百年是一个社会调试的过程，原有的社会秩序向一套新的秩序转化，而在转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失调。一些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对原来的社会结构造成整体性破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被切断了，当时切断这种关系的意图，是为了建立一个由国家直接控制个人的制度，比如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等。现在这些制度都被废止了，社会组织和人的价值就出现了真空，每个人都是原子化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无法建立。

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本由士绅阶层领导的慈善公益体系是非常完善的，但因为这种传统被摧毁，就出现了现在的局面。慈善最根本的动力是来自于人的某种信念，对某种超验性价值的追求，过去100年对儒家和其他宗教的破坏，对中国人的慈善精神也造成了影响。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政治权力的松动，传统已经有了一些恢复，所以现在最大的障碍还是制度。

秋风

独立学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PART 5 慈善发达国家没必要“网上求助”

这两件事都凸显了中国社会慈善资源匮乏的现状，如果我们有正常的慈善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些或高调、或欺诈的方式来达到慈善的目的。我们的社会是有善心的，但为什么善心没有被激发出来，这是因为制度设计对慈善资源的盘活、激发设置了种种障碍。

谢三秀一开始是在网上发帖寻求帮助，但收效甚微，没什么人关心，这即使是在慈善非常发达的国家也会是一样的结果，这并不完全是因为大家无法判断求助信息的真伪，不敢轻信求助者，而是它们有更有效的救助渠道。比如在美国，它们有许多社区福利机构和无处不在的慈善基金会，求助者根本不需要去上网发求助信息，如果你在网上发，大家反而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要这样做。而在我们国家，慈善资源还没有被充分组织起来，缺乏足够强大的慈善力量，所以在现实生活中都无法寻求帮助，更不消说在网上发帖，这种方法注定要失败。

真正的慈善，并不是说让人天天去帮助穷人、天天去捐钱，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这样做是不现实的。做慈善应该是定时地捐出一些钱给慈善组织，让那些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士来做，他们去做要比我们普通人单干更有效率，所以慈善发达的国家都有数量庞大、覆盖面广、专业水平很高的慈善组织。个人只需把钱交给它们去做，它们能够发现并且有效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才是慈善的正途。

目前，中国社会尚未形成一种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风气，这种风气的形成固然需要制度上的建设和精英的带头提倡，但是最根本的是要建立一种公共生活的平台，让大家能够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从自己的私人生活圈子中走出来。这样的话，才能在公共生活中培养起对社会、对他人，哪怕是素不相识的人的责任感，然后才会有公益心。如果只是生活在自己的私人领域之中，是无助于培养出人的公共精神的，要有公益心就非常困难。

唐昊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