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晒账单”：有硕鼠也有不白之冤

2011-03-24 05:29:14

来源: 时代周报

两会之后，复旦大学学者葛剑雄又一次成为媒体焦点。起因是他“挑战”高校图书馆“潜规则”，大晒经费账单。葛剑雄的作为已切切实实让人看到令公众期待的“透明”的曙光。

本报记者吴娟

两会之后，复旦大学学者葛剑雄又一次成为媒体焦点。起因是他“挑战”高校图书馆“潜规则”，大晒经费账单。

由教育部组织研究制定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葛剑雄的作为已切切实实让人看到令公众期待的“透明”的曙光。

公布招待费影响不好

葛剑雄向本报记者介绍，相关信息从2010年5月开始于复旦大学网站上向全社会公布，当期公布的是2009年的账单。在复旦大学网站上，这一“2009年度图书馆经费使用情况表”，罗列各项财务支出，主要有“文献采购费、设备费、行政日常业务费”，在合计支出的3504.24万元中，文献采购费金额为3090.29万元，而另一项行政招待费109.83万元，其中包括“含厕所卫生用品在内的61.9万元，及公务招待费6.72万元”。

他说，公布这些账单，并没有遇到特殊压力，再说“快退休了，也不怕得罪权势影响升迁”。在公布之初，也的确有人劝说，公布经费宜粗不宜细，招待费不要公布，此举会给其他单位造成不好的影响。但他认为，“读者和公众最关心的，就是管理成本多少，特别是有没有用公款吃喝的问题”。因此，秉着公开的原则，就在复旦大学网站上向全社会公布了。

近些年来，高校也染上腐败的病症。三大病灶分别为“基建病”、“采购病”、“招生病”。

在高校每年的大量物资采购活动，包括教学书籍、大型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个别当事人利用职权收受“回扣”，为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媒体报道纷纷用“葛剑雄晒经费，带头挑战行业潜规则，拒收百万‘回扣’”等说法来报道晒账单之举。此举在网上受到众多网友的支持。著名主持人曹景行在网上评论这一做法时说，“有了葛剑雄第一个例子，马上要求所有大学所有部门都按照复旦大学图书馆的方法，全部公开，公开以后让大家来看，这里面有多少钱是花得不应该的，有多少钱不明不白地到了不明不白的地方，再有一个，谁不敢公开，一定里面有鬼，就应该去查了。”

葛剑雄显得很冷静，“其实，现在不少学校都在因循这个思路做，我们的做法，早就在高校图书馆会议上讨论过，不过那时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现在媒体关注后，很多标题或解释，容易引起误导，把我推到同行的对立面上去。”

也因为这个原因，他对本报详细澄清了其中的各种说法。

公布“回扣”为“自救”

刺激公众神经的是，在高校图书采购中一直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回扣”问题。葛剑雄说，“中国公开出版的图书都是标明定价的，行内称为码洋。但这个价格是最终卖给顾客的，在出版社卖给批发商时都会给一个不小的折扣（例如六五折），而批发商卖给零售商时也会给一个折扣（例如八折），留给下一环节一定的利润空间。图书馆是采购大户，书商自然会给一个折扣，而图书馆为节约经费，当然要争取尽可能优惠的折扣，因此最终的购书价（实洋）都低于码洋。图书馆一度流行的做法是按码洋开发票付款，供货商再将码洋与实洋的差额退还给图书馆，这就是 ‘回扣’。一开始，这笔‘回扣’成为图书馆的小金库，作为员工的奖酬金和津贴，或者用于一些无法由财务报销的开支。之后，各单位清理小金库，这笔‘回扣’交到学校，再由学校提取全部或部分，供图书馆发奖酬金和津贴。”

他举例说“‘回扣’有多大”的问题，“如采购码洋1000万元的书，按八折的话就会有200万元的‘回扣’。但不是每笔采购都有‘回扣’，像外文书刊、数据库是没有‘回扣’的，有些特殊的中文书也是没有‘回扣’的。”

这是当时各大学通行的做法，“虽然小金库从下面转到上面，但其实也是违反财政纪律的，谁也不能保证馆长或相关员工没有再得到供货商的好处”。

用葛剑雄的说法，“其实我是为了自救，长此以往，我就要犯罪了。”

于是，在葛剑雄接任馆长的第二年，他就与学校商定，改为实洋采购，公开招标，取消“回扣”。

因为免除了把书款的一部分变为现金返还的麻烦，供货商也欢迎。但这些必须得到学校的支持。真正的压力来自本馆员工，取消了“回扣”，取消了各项收费，如果学校不拨发足够的奖酬金和津贴款，员工的收入就会下降，或者增幅低于校内其他单位的员工，会影响工作积极性。

小金库消失后，图书馆的员工奖酬金和津贴必须由学校支付。葛剑雄遂与复旦人事处（负责核定酬金和津贴指标）、财务处（负责拨款）三方签订协议：图书馆保证全部实洋付款，另两方保证图书馆员工待遇不低于改革之前水平，并随着校内平均水平提高。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政府参事葛剑雄。）

“回扣”引起的奇耻大辱

潜规则必然豢养大批硕鼠，但也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深圳大学图书馆馆长曾因此遭受不白之冤，从而愤然辞职。

据深圳大学图书馆一资深人士告诉本报，这种“回扣”做法确属行规，也是高校公开的秘密。虽然如今已有不少学校采取公开招投标的形式购书，但仍有大量学校沿袭“回扣”做法。他告诉本报，在四五年之前，深圳大学也是如此。“图书馆购进图书后，由供货商返还的商业‘回扣’再打入学校的账户，然后，学校会从中抽取一部分返还给图书馆使用，这些学校都是知道的。”因为图书馆的不规范做法，当年，深圳大学的图书馆馆长被反贪部门传讯问话了一个晚上。“其实当时的馆长很冤枉，她是个女士，言行都很谨慎，平时别人请她吃饭都不会去。而她上任后也只是因循一贯通行的做法而已，所有的‘回扣’都进入学校的账户，自己未拿一分，后来由学校出面向反贪机关说明才通过。”该馆长却深觉“受此奇耻大辱”—从反贪局一回来，就坚决辞去了图书馆馆长一职。

当深圳大学新任图书馆馆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改革了图书采购做法—变收取“回扣”为全部公开招投标，然后由深圳市财政直接拨款给书商。“这也是保护我们自己，若外界怀疑有‘回扣’，那也跟我们没关系了。”

据他所说，现在还是有很多学校是“‘回扣’购书”，“只要有大批量商业购书，就会有‘回扣’，当事人也一定很难撇清。”

葛剑雄归纳这个问题的症结说，“大量的高校腐败问题还是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例如，国家提高高校教师员工的待遇不是通过增加基本工资，而是主要依靠发津贴、科研经费提成、创收分成等不规范的办法，以致滋生腐败，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我说的‘自救’，就是希望通过建立合理的制度使自己避免陷入泥淖。”

图书馆开始变得人性化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的副总游先生告诉本报，该机构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组是负责向高校供货的部门。每年高校都会有固定一部分款项用于购书，叫“采编经费”。如果量大，就采取招投标，每个高校的规定不一，有些是购书20万元以上招投标，有些是10万元、5万元等。低于这个数量的，就自行选择品种齐全和低价的书店。

他说，在具体施行的过程中，的确遇到过高校提出“回扣”的问题。作为“财务正规的大集团，我们会以提供免费上架、数据加工、免费赠书等服务作为交换”。但他不否认很多出版机构都是这么做的。

即便是公开招投标，他透露，也仍然会有一些猫腻。“因为评审委员会是固定的几个人，可能会有贿赂以竞标，或者在评标时也有问题，为某个竞标者量身定做一些条件，比如需要你获得什么奖项，而其实这个奖对图书选购毫无意义等。”

2010年施行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规定，高等学校必须公布包括财务、资产管理制度，学校经费来源、年度经费预决算方案，仪器设备、图书、药品等物资设备采购和重大基建工程的招投标在内的信息。

葛剑雄说，公开经费开支，一能防止腐败，二能接受监督。与此相应的是，复旦大学图书馆有宾客来访没必要就不宴请；图书馆不买车，开车也不报销；复制古籍、旧刊本或善本，以往一般都要在复制成本以外按页收费，复旦全部取消。只要签字承诺不用于商业目的，就可免费用数码相机拍摄，校内校外都是如此。

据复旦大学一行政学博士证实，在该图书馆扫描书页、图片都是免费的；有复印需要可买卡，复印一面纸1毛钱，打印一张也是1毛钱。这比校外3毛钱复印一张便宜；可以直接带包进入；如果你借阅期快到，会提前一周以e-mail通知催还以免扣费等。“这些服务我在本科的大学图书馆都是没有的，这里很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