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业市场化改革之困

2011-03-24 06:00:44
来源: 时代周报
3月中旬,日本“核震”之后,一场“抢盐潮”席卷大半个中国。2000年以来,我国曾先后出台6套破除盐业垄断的改革方案,但均因各方分歧未能实施,至今备受关注的第7套方案难产,盐业市

本报记者 韩玮 王丽榕 发自上海、广州

3月中旬,日本“核震”之后,一场“抢盐潮”席卷大半个中国。而食盐专营体制下,各地盐业公司凭借高效的应对能力迅速平息风波,于是,“专营有理”论调再起。

事实上,2000年以来,我国曾先后出台6套破除盐业垄断的改革方案,但均因各方分歧未能实施,至今,备受关注的第7套方案难产,盐业市场化改革已停滞逾十年。

然而,正如2008年冰灾爆发时,铁道部展示的强有力的调配能力成为铁路体制改革反对者的筹码,“抢盐风波”是否亦会沦为盐业专营阻挠改革的挡箭牌?

速战“谣”言

3月16日,浙江省台州市某盐场,盐农老阮午睡正酣,接二连三的手机铃声打断了他的美梦。电话那头是意欲买盐的散客,声音急促。然而,连日阴雨,老阮无“盐”以对,“仓库里只有些湿盐,10斤盐里至少3斤水。”吓他一跳的是,对方不仅爽快要货,还愿意出每斤3元的价钱。拒绝私盐交易的老阮警觉地挂断了电话。

此时,海岸线的另一处,广东省盐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广盐”)党群部副部长冯启明的手机响起。电话称,“广东省茂名市爆发食盐抢购”。犹如疫病,抢购迅速蔓延,阳江市、湛江市等多地随即沦陷。“傍晚6时,广东1/3地区已受波及,3小时后,范围再扩1/3。”这是冯启明第一次听说“抢盐疯”。

据新华社3月17日报道,受日本地震引发核电站事故的影响,网上谣“盐”指称新产海盐将存在安全隐患,同时,由于含碘物品可预防核辐射,盐价可能上涨,因此,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地民众开始抢购、囤积碘盐。

“一位婆婆在路上看到众人抢购食盐,表情镇静,不为所动。众人奇怪,问之,其答曰:非典时所购食盐还未吃完!”17日下午,承担全国食盐生产经营业务的中国盐业总公司(以下简称“中盐”)开通“微博”,公开辟谣,并以一则笑话呼吁消费者理性。

老阮在微博上转发了这则笑话。“在中国,食盐的流通由国家专营,价格受到严控,即便暂时被抢购一空,以各地盐业公司的能力,供应也不是问题。专营体制虽然弊端不少,但保证供应却是其优势之一。”两天里,老阮对近10个购盐者讲了这番道理。

事实上,17日,国家发改委下发紧急通知,指示物价部门维稳盐价,并要求各地政府多方组织货源,保障食盐等商品的市场供应。与此同时,发生抢购地区的盐业公司启用应急预案,依靠国家和省级储备,全天候紧急配送。而当天,从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紧急调运的食盐已在广盐“集结”完毕,浙江、上海、江苏等地也纷纷承诺后续货源充足。

中盐副总经理董永胜亦不为“盐荒”发愁,据其估计,当时,全国食盐的储备量逾200万吨,足以满足3个月以上的市场供应。让他有点担心的是各地的运输配送能力。

“我们遭遇过‘危机’。”据冯启明回忆,当时正值下班高峰,两辆运盐车堵在广州市五羊新村的一个交通岗,动弹不得,而附近等盐上架的华润万家超市中,购盐者已排起长龙,情形紧张。“我随即让超市员工对民众喊话,大意是,盐已在路上,若大家不愿多等,请先行回家。明天,我保证所有人都能买到盐!”冯启明说。

18日,“抢盐潮”迅速退去,而食盐专营体制成为“功臣”。一位中盐协会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此次,各地盐业公司得以密切配合,展现出强大的应对能力,完全依赖于组织、权力高度集中的专营体制。而且,不少民众正是基于对此种体制的了解而没有参与抢购。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周思然亦认为,中盐对抢购地区及时、全力的补给,是“盐疯”得以平息的主要原因之一。

消失的盐场

不过,冯启明所讲的“专营有理”的故事,年纪相仿的老阮却听不懂。对他而言,食盐专营意味着贫穷。

30多年前,老阮曾有两个选择,渔民或者盐农。不过,当他跟着生产队第一次上船便吐了个昏天黑地之后,他选择了后者。“年轻时,我有个吃住总在一起的好友,他水性好,后来上了船。最初,我们的收入不相上下,而今,我劳作一年收获三四万,他则至少是我的三四倍。”由于效益不佳,老阮村里的大片承包盐场先后废转,自家的几亩盐田也即将被征用,而这些土地的用途之一即是修建船厂。

据《浙江盐志》记载,1958年,浙江省新建6个国营盐场,其中3个落址台州,截至1965年,该地区5个市县集体盐场面积总计1093.35公顷。此后28年,盐场废少建多,台州亦成为浙江四个重点产盐区之一。然而,1995年之后,伴随产业结构调整,4.8万余亩盐田相继被关。目前,台州地区所剩盐田已不足5000亩。

记者了解到,效益不高、利润率低是当地盐场“消失”的主要原因,而这与盐业公司“低价高卖”赚取高额利润又紧密相关。食盐专营体制下,盐业公司对上游制盐企业实行定点生产、计划产量、定价收购的管理方式。比如,老阮生产的食盐被收购的均价为0.19元/斤,而加碘食盐到达消费者手中的价格约为1元/斤-1.4元/斤。这一链条中,获益最丰的莫过于盐业公司。

实际上,即便在同一盐业集团,食盐生产者与销售者的收入亦相差巨大。在广盐直属的徐闻盐场,据盐场职工透露,普通盐农的“晒盐”年薪只有5000元,远远低于销售人员,即便该集团为缩小收入差距实行综合调节后,其实际年收入也不过万元,这意味着不足1000元的月薪。

据国家信息和工业化部披露,2010年-2012年,全国共有115家制盐企业被准予生产食盐,但这些企业只能负责生产,没有独立品牌,亦不能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因此,他们无法获取大部分的利润,同时,盐农的收入及生活水平亦无法改善。”在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周思然看来,这是食盐专营的最大弊端。而这也直接宣判了沿海小盐场的死刑。

中盐协会发布的信息显示,目前,中国四大盐场之一的莱州湾盐区正在急速萎缩。截至2009年底,为建设效益更高的经济园区,潍坊市已占用盐田逾5000公顷,致使原盐产量减少200万吨,而依据各地的“十二五”规划,未来几年内,青岛、日照、威海、烟台等地的盐田将部分或全部用于经济开发。

而这又进而引发了盐类比例的变化。长期以来,我国的生活、生产用盐基本依靠海盐。1953年,海盐产量占据全国原盐产量的80%,而直到2004年,海盐占比仍高达60%。但近年来,这一数值急剧下降。2009年1-3月,全国原盐累计产量713.16万吨,其中,海盐56.38万吨,占比不足8%;而2010年1-4月,该比值为12.5%。与之相对,井矿盐的比重大幅上升。

对于担心日本核污染影响我国食盐安全的网民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但冯启明告诉时代周报,至少在广东地区,由于雷州半岛附近优质的海水资源,海盐质量优于井矿盐,因而,尽管海盐的生产成本高、产量少,广盐从未考虑放弃生产海盐。

改革之战

当沿海盐场逐步衰退,呼吁中国盐业体制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强。事实上,早在2000年,盐改调研已经展开,并于两年之后形成草案,但由于当时的国家经贸委盐业管理办公室撤销,改革搁浅。

2005年,盐改被纳入国务院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日程,并在2007年形成草案,但是,大部制改革后,发改委的工业职能被划出,盐改再度搁浅。

2009年,盐改首度写入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调研工作再次展开。在进行半年多的调研后,11月,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组建的盐业体制改革工作小组,提出了盐业体制改革方案初稿,即盐业改制第7套方案。据披露,意见稿提出,从2010开始,安排两年过渡期,全面放开盐业市场,期间,采取“两步走”策略:第一步,允许生产企业进入市场,由生产企业与现有省市盐业公司自由竞争。第二步,放开盐业公司以外的流通企业进入盐业行业。

然而至今,这一方案酝酿逾两年,仍未走出国务院大门,2011年仍继续执行国家制定的食盐专营政策。“主要原因在于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制盐企业、盐业公司、下游用盐企业,整条产业链都陷入了利益纠斗。”周思然如是分析。而中盐协会人士透露,早在该草案完成时,中盐协会就曾写信表态,“我们是坚决不赞成,是反对的。”

在兼任广东省盐务局新闻发言人的冯启明看来,反对理由有四点:首先,长期以来,食盐是不可替代的战略物资;其次,市场开放后,食盐的价格、供应将无法保证,“盐疯”难遏;第三,有利于更好地防止碘缺乏病;再者,盐业公司隶属国有资产,为确保其增值,应支持盐业专营。

“‘抢盐风波’只是偶然事件,表面上,盐业公司虽然帮助国人度过了危机,但这并非专营体制的优势,也不应成为维护盐业垄断的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并不认同冯启明的说法。

在他看来,我国的食盐供应并不紧张,以当前的技术、规模和配送能力,完全能够满足消费需求。而且,经过10多年的全国补碘之后,碘缺乏病已逐渐成为地区性,而非全国性疾病。这就要求各地自主售盐,而非国家专营。

而在老阮看来,冯启明的第4点理由确是“大实话”。至少目前,盐业国企的资产增值仍以牺牲上游利益为代价。此外,由于利润被压榨,多数沿海盐场的出路便是争取更多生产指标,但这一“任务量”由当地盐务局根据销售情况决定,而实际上,负责销售的盐业公司和盐务局只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冯启明坦言,不排除某个盐场与盐务局关系好、走得近,就能多拿一些指标的可能性。而这又促使盐业系统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

“目前的专营体制,没有丝毫优势,如果继续垄断,结果只能是盐价畸高,效率低下以及私盐泛滥。”但余晖亦向时代周报记者指出,虽然发改委希望推动改革,但规划、审批等内部部门看法不一。至今,盐改缺乏强有力的主导机构。

当盐改停滞不前,中盐却正急速扩张,其公司总资产已从2003年的37亿元飙升至310亿元,增长逾8倍,利润总额亦从8452万元翻涨至6亿元,另一边,晒了30年盐的老阮即将失去盐田,失去生活的依靠。“除了晒盐,我还能做什么?”老阮一脸忧愁。

本报实习生王维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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