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震灾与地震文化

2019-08-18 17:09:50

来源: 时代周报

董炳月

九级地震突然发生，海啸随后袭来，“世界末日”降临日本本州岛东海岸。面对灾难，日本国民表现出了超常的冷静，秩序井然。灾难发生后日本人的冷静与秩序则让中国人感佩甚至惊讶，国人对日本人的冷静和秩序感到惊讶显示出一种隔膜。在此情况下认识日本的“地震文化”，或许有助于消除隔膜。

生为“难民”

日本列岛位于地震带上，经常发生地震。地震在沿海会造成海啸，在城乡则会引起火灾。地震、海啸之外夏天还经常有台风来袭。严酷的自然环境给了日本人强烈的危机感、孤独感，使日本人成为天生的“难民”、永远的“难民”。在现代日本社会，“难民意识”表现在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随处能看到与地震有关的警示牌。海边的旅游、休闲区有海啸警示牌，上书：“注意海啸。海啸发生的时候往高处跑。”煤气灶上有警示贴标，上书“发生地震的时候首先关上煤气”。阳台上有避难警示：“发生危险的时候打破这道门，到邻居家去避难。”日本的居民楼很少中国居民楼上的那种独立阳台，各家各户的阳台大都是连在一起的，由隔断门隔开。隔断门用的是近于三合板的材料，很薄，成年人用脚就可以踢破。避难警示语就是贴在这个门上。理解了日本人的“难民意识”，就会明白作家小松左京写出科幻灾难小说《日本沉没》并非偶然，《日本沉没》被两次拍成同名电影更非偶然。

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造成的死亡、失踪人数超过10万，给现代日本人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强化了日本人的“难民意识”。从那之后直到现在，日本人一直在准备应对再一次的关东大地震。关东大地震发生的日子9月1日，成为日本每一年的“防灾日”。这个防灾日每一年都在强化日本人的“难民意识”。对于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难民”来说，地震灾难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人们在面对“偶然”的时候有可能惊慌失措，但面对预料中的“必然”的时候则能够保持冷静与秩序，不会大惊小怪、呼天抢地。所以，这次东北大地震、大海啸发生之后日本人能够保持冷静与秩序十分正常。更何况“难民意识”之外，现代日本国民本来就有沉默、忍耐、奉献的文化性格。这种文化性格曾经表现在神风特攻队员的自杀攻击行为中，曾经表现在剖腹自杀的仪式中，也曾经表现在1945年日本战败后滞留北京的日本人的教学活动中。当年，一位置身北京的中国作家看到战败国日本的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平静地正常上课，感叹这样的民族不会倒下。

生死攸关的“认真”

日本人以认真著称，“认真”是日本人国民性的重要内容。现代汉语中的“国民性”一词是来自近代日本，留学日本的鲁迅高度肯定日本人国民性中的“认真”，认为中国人即使排斥了日本的一切，也要买日本人的“认真”这副药。“认真”不仅仅是一种态度，在更深的层次上它是一种道德。不言而喻，日本人的“认真”作为一种道德有多种起源，但我认为重要起源之一就是地震。地震之国，工匠在建造房屋的时候来不得半点马虎，制造“豆腐渣工程”就是杀人。日本人“匠人”精神的形成与建造能够抗震的房子密切相关。

得到上述启示是在目睹日本工人修围墙、建台阶之后。1994年在东京目黑区，我住的宿舍楼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樱花树。大概是为了保护这棵高龄樱花树，两位日本青年工人在树靠近宿舍楼的一侧筑了一道长约三米、高约一米五的水泥墙。但筑墙的方法与过程不像是在筑墙，而像是在制造一件精致的家具。12年之后我再次住到那座宿舍楼，看到那道墙除了长了一点青苔，没有任何损坏。估计再过80年也不会有什么变化。第二次是2002年住在东京小松川的时候，看到门外高架桥对面两位工人为一个公园的入口建台阶。从拉线测量到布钢筋再到浇铸水泥，同样像是在制造一件精致的家具。不到十级的台阶，从开始建到投入使用，用了至少三个星期的时间。现代作家老舍曾说日本人捉一只老鼠也会拿出捉牛的力气，确实如此。那堵墙和那个台阶，让我知道东京新宿的高楼群为何能够在大地震中屹立不倒。毫无疑问，也正是此类建筑，给了日本人在震灾面前保持冷静、保持秩序的前提。日本的城镇有许多临时避难所，避难所多为学校、体育馆等公共建筑，建筑质量完全可以放心。

应急政治

在一个危机四伏、灾难频发的国家，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应对危机。日本国土狭窄、资源贫乏，地震、海啸、台风之类的自然灾害时常发生。这对政府提出了高效率的要求，进而对政府的廉洁提出了要求。因为只有廉洁的政府才可能是高效的。1995年阪神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担任首相的是高龄政治家村山富市。因为没有及时赶到震灾现场，他便受到严厉的质问。一位须发斑白的老人，受到质问的时候看上去很可怜，但是，既然担任一国首相，就必须承担相关责任。他进入震灾现场了解灾情的时候，没有灾民来迎接、感谢，相反，一位灾民当场对救援不及时、食品缺乏表示不满。

3月11日东北大地震发生之际，日本政坛也在发生一场政治地震。3月6日外相前原诚司因政治献金问题辞职，成为菅直人内阁第三位辞职的高官。继而，菅直人本人也因为政治献金问题受到追究，政权岌岌可危。实际上，前原诚司接受的5万日元政治献金合人民币不足4000元，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只够大款请两次客。菅直人2006-2009年四年间接受的来源有问题的政治献金也只有104万日元。但是，国民对于廉洁高效的政府的要求，不允许官员有任何违反规则的行为。

由于日本政府保持着廉洁、高效的工作状态，所以尽管2001年以来日本首相换了6位，外相换了9位，但国家机器依然能够正常运转，社会安定没有受到影响。菅内阁的工作效率，也体现在这次震灾发生后对于核电站的及时处理。灾害发生的第二天曾有中国媒体提出疑问，认为日本政府似乎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核电站而相对忽视了对灾民的救助。这显然有些“不知轻重”，也不了解地震、海啸过后灾区的实际情况。现在，核电站问题日益严重、几乎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可见当初日本政府判断的准确。核电站最终会造成怎样的问题，现在难以推测，但是有一点可以相信，日本政府能够做出最妥善的处理，把灾害降低到最低限度。做出这种判断的根据是二战后日本对于遭原子弹袭击的广岛的建设。他们国内的问题，他们会认真对待。

“应急政治”的另一特征，是灾难发生之后政治给抗灾让路。这次日本政治家也是这样做的。11日震灾发生，政界对于菅的追究便立即终止，并在某些有争议的问题上达成妥协，以共同应对灾难。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菅直人能够彻底逃脱。一旦震灾过去，反对派会“旧事重提”。日本左翼人士对于昭和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就一直持续到现在。

“无常”与“凄美”

地震、海啸等作为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无疑会影响到日本人的美学观念。富士山是日本的符号之一，日本人喜欢富士山并以之为自豪、誉之曰“神山”。富士山是一座休眠火山，火山喷发与地震有关，一座休眠的火山已经不再危险，才能成为审美对象。更重要的是，喷发造成的梯形山体能够给人一种稳定感。对于恐惧于地震时那种山摇地动的恐惧的人来说，富士山梯形山体的稳定感是一种补偿。这种美感可以命名为“梯形美”。日本人是喜欢相扑的，相扑大力士的社会地位很高。叉着两条腿、巍然站立在土俵上的大力士，给人的也是一种梯形的稳定感。或许日本人对于相扑运动的喜爱之中也隐含着对于“稳定”的渴望。在现在日本的建筑中，同样可以发现“梯形美”。我注意到日本城市的不少建筑是梯形的，有的居民楼最上面的若干层是逐层往当中收缩，最高层的面积最小。这是为了在地震发生、楼体晃动时减轻上面的重量，使建筑物免于受损。

不过，从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的角度理解日本人的审美观念，上述直观形式的“梯形美”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应当是个人的生命在自然力量面前的脆弱、渺小、短暂所造成的“无常”之感。如人们熟知的，日本人对于樱花、特别是对于落樱（所谓“樱吹雪” ）有一种特殊的喜爱，这喜爱之中包含着对于“短暂之美”、对于“凄美”的欣赏。这次日本地震震区的樱花花期是4月上、中旬，但是，成千上万日本人的生命在3月11日陨落。今年的樱花还会开，但在灾区幸存者的眼中，今年的樱花会有别一种涵义。

就自然环境的严酷而言，日本人是不幸的。但是，在对抗地震等严酷的自然灾害的过程中，日本人创造了坚韧、刚健、优雅的“地震文化”，在此意义上大和民族确实了不得。“地震文化”在自然条件严酷的日本是有效的，在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国度应当能够发挥更大的功能。

作者系东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