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洼地效应”伪命题看北京VS上海，谁更开放？

2011-03-03 06:50:15

来源: 时代周报

郭宇宽

笔者从2008年开始，对北京、上海外地务工人员子弟展开跟踪研究。在调查过程中，发现2010年北京和上海的打工子弟教育表现出非常不同的政策形势。在上海的打工子弟学校，有少数不符合办学条件要求的被取缔，而其他的都被政府接管，政府对于创办者给与一定补偿，由教育局掌管校长任命，是把学校转为非营利性质。政府给予所有登记入学孩子每年2500元左右的生均经费补贴，并且在师资方面给与补助。上海的初中也开放性地招收打工子弟，享受和上海户籍孩子同样的待遇。

“洼地效应”其实是伪科学

这样，在2010年，我们调查样本库中的500名上海外来务工子弟，凡是继续留在上海的，几乎全部进入公立学校，或者由政府接管补贴的非营利性打工子弟学校。教学条件得到相当的改善。

而北京的打工子弟孩子依然在非常恶劣的民营打工子弟学校中。

为什么上海能做到的事情，北京做不到？

其实，假如算一笔账的话，8万还留在北京民营打工子弟学校的学龄儿童，并不是说要让他们都享受史家胡同小学那样的教育资源，假如把他们纳入非营利性学校，生均每年补助2000元，总共也就是每年1.6亿元而已。北京的财政不差这点儿钱。目前北京也有一些学校在开放招收打工子弟，特别是一些非重点的，北京户籍孩子已经招不满的学校，比如朝阳区教委2010年在鼓励辖区学校扩大班额，也就是把一个班二十多个学生，扩大到四十至四十五人，这样就可以加大教育资源使用效率。此外，朝阳区也在尝试给一些经过认证的打工子弟学校发放补贴，大约人均400元。

但这样的小规模试点，始终不能迈开步子，上升为一种北京市一级教育主管部门的宏观政策。甚至笔者在接触一些在打工子弟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具体工作的北京教育界人士的时候，他们甚至要求笔者，千万不能宣传，其顾虑来自于“上面”。

北京市现任教委主任刘利民2010年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的时候，公开地、全面地、系统地阐释了这其中的逻辑。这应该代表了北京市在政府层面对于打工子弟教育的主流认识。

1.不能“无度”地关心打工子弟教育，对于在京打工子弟的教育“百分之百解决是不大可能的”。

2.北京承载能力有多大，能接纳多少外来人员子女，这个没有“度”的话，就会形成“洼地”。

3.对这些打工子弟而言“教育办得越好，越是免费，来的人员就越多。”

其中最关键的是基于现实考量的担忧，担心只要办好了打工子弟的教育，就会使北京形成“洼地效应”，进而使北京的人口规模失去控制。

总之，刘主任担心对于打工子弟的教育如果解决得好，更多的人涌进北京，而且赖着不走怎么办？

对于“赖着不走”的实证考察

刘主任的担忧可以在上海找到回答。按照刘氏推理，既然上海已经对于打工子弟教育有更好的改善进行免费，就会有更多打工者要涌入上海，而且已经到上海的这些孩子，会因为上海教育条件好,就赖在上海不走。

但实证展现的数据反而恰恰相反。我们在2009年开始跟踪的北京上海各500个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都近似的孩子，到了2010年，北京还有297人还在继续留在该城读书，而上海则有300人留了下来，其他的绝大多数都是回老家了。之所以只隔一年就有这么多孩子要回家乡，是因为笔者调查样本选取的是在2009年时10-11岁的孩子，在2010年恰恰是这个群体的孩子升中学，或者准备升中学的坎儿，再者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往往在其父母眼中已经有了相当的生活自理能力，可以送回老家读书，让老人或亲属监护。

总之，上海并没有出现北京方面出现的“洼地效应”。

实际上，2010年，北京朝阳区东扩，十所样本学校中的两所遭遇拆迁，很多孩子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全家只有回到老家。北京样本群中至少有100名孩子在2010年受到了学校和社区拆迁的影响，这些孩子中相当一部分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特殊原因，可能会继续留在北京。扣除这一部分比例，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尽管上海的公办初中和小学都更开放地招收打工子弟，而上海的打工子弟孩子非但没有像“洼地效应”所说的那样，要赖在上海，反而在初中升学阶段，自愿回到家乡的比例其实比北京更高。

这该如何解释呢？

这要从众所周知的中国高考制度说起，北京和上海都积聚了较多高等教育资源，特别是北京，高考时拥有本地户籍的考生享有相当大优势，据2009年笔者搜集的数据，假如我们把北大和清华作为中国最好的高校，在北京大约每1.8万户籍人口就有一个考生能进清华或北大；而在河南、四川、安徽、新疆、湖北一类的地区，大约每30万户籍人口才能有一个考生进入清华或者北大。假如我们相信人的智商是符合平均正态分布的，也就是说并非北京户籍的孩子比其他地区的孩子聪明，那么其他地区的孩子要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就比北京孩子残酷很多。如果一个在安徽的中学较为优秀的孩子能够享受北京的户籍待遇，可以轻松考上名牌大学，而一个北京的中学里较为优秀的孩子，假如按其他省份的标准进行高考竞争可能就非常吃力。所以如果决心让孩子考大学，那么对于打工子弟的家长而言，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尽早地把孩子送回家乡的学校读书，按照家乡的教学标准，考重点中学，一步步准备高考。而如果留在北京和上海，即使按北京和上海的公立学校的教学标准，等他们要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基本就没有可能成功了。

让农民工子弟也能够“知识改变命运”

假如我们把教育作为底层劳动者第二代改变身份的机遇，每一个层次按部就班的教育则是他们跃龙门的台阶。北京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水平，用一位公立学校校长的话来评价，就是：“他们教到六年级大概和公立学校四年级，甚至更低的水品相当。”而英语类课程更是和公立学校有天壤之别。这样的教育其实是一种反教育，其功能是让孩子彻底放弃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拉大和其他享受公办教育孩子的差距，以致很多家庭看到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缺少合格的老师，变得对学习毫无信心，索性放弃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愿望。

如此这般，这些农民工二代的出路很不乐观，其中较好的也许是接替自己父母辈的职业，而更坏的结果，则是沾染了不良习气，既没有能力回老家务农，又吃不了父母打工的苦，最后可能真的留在北京，成为令社会头痛的“街角青年”。

当民间提出关于改善打工子弟教育的呼吁时，有关部门通常会答复：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特别是害怕“洼地效应”，还要进一步研究。可是依靠我们的调研分析，不难看出以刘利民主任为代表的，认为不能把打工子弟教育搞得“过度”，否则把打工子弟的义务教育搞好了就会造成“洼地效应”，使打工子弟都涌入北京而且赖着不走的担忧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在实证上也是不成立的。以此理论作为北京打工子弟教育政策的指导思想，危害极大。

北京作为“首善之区”，不应该比上海在打工子弟教育方面投入少，而且应该做得更好，保障每一个跟随来京务工的父母到北京来的学龄儿童合格教育条件。这些学龄儿童的父母为北京市民的福利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辛苦贡献，于情于理都，北京都应该保障其孩子基本的教育权利。而且，在目前中国的考试升学制度下，正确的事实逻辑是，北京越是给这些学龄儿童合格的教育条件,确保其受教育质量不过于大幅度地落后于同龄人，他们的父母越是可以从这些孩子的学习中看到希望，努力让其未来接受高等教育，越会主动把孩子及早送回老家学校继续教育，以参加中考和高考。

在笔者的调查中观察到一个现象，很多在北京和上海的务工人员，长期在北京上海打工，但在老家的地级市甚至省会城市买房，那里的房价在他们的支付能力之内。那应该是他们为自己养老和孩子一代发展的规划。而这些打工子弟中的优秀者，如果真有机会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到时候也许会成为北京政府一直都欢迎的“高素质人才”。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