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突围"

2011-02-17 07:00:52

来源: 时代周报

这是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抗日历史，第一次以史诗、正剧的形式，全景式地在全国荧幕上呈现。没有意识形态的面具，罗卓英、杜聿明、孙立人、戴安澜等在抗日战争中做过巨大贡献的国民党

本报记者喻盈发自北京

2月22日，才是《中国远征军》在全国电视荧幕上真正意义的首播，同时登陆江苏和云南两大卫视。但是，这部未播的“战争史诗剧”，已经预先收到了来自海峡对岸台湾的回响声音。“没想到大陆会花几千万来拍这段历史，还把国民党军队拍得这么好！”台湾时事评论员尹乃菁的惊叹，被《中国远征军》总制片人张丽影喜滋滋地挂在嘴边，在张丽影看来，能够获得两岸的同样认可，意味着这部号称基于史实的电视剧真正经受住了考验。

这是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抗日历史，第一次以史诗、正剧的形式，全景式地在全国荧幕上呈现。没有意识形态的面具，罗卓英、杜聿明、孙立人、戴安澜等在抗日战争中做过巨大贡献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将领，以尽可能接近真实的面目被呈现于亿万观众之前。

被遗忘的墓园

如果要追溯源头，张丽影制作这样一部电视剧的动念始于11年前。当时还是中央电视台记者的她，赴腾冲采访，无意中走进叠水河畔的国殇墓园。这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抗战时期正面战场阵亡将士纪念陵园，1945年7月7日落成，为纪念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攻克腾冲战斗中的阵亡将士而建。

松柏参天。几千块墓碑，仍按着战斗序列，军、师、团、营、连、排、班的编制，队列整齐地矗立，从山底直至山顶。张丽影拾级而上，目睹墓碑上铭刻的士兵年龄：十六岁、十八岁、二十一岁……她感到心脏缩作一团，像被人狠踹了一脚：“中国远征军的历史，我们竟然从不知道。”

从1942年到1945年，为支援英国军队在缅甸殖民地对抗日本帝国陆军，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惟一补给线滇缅公路的安全，已加入同盟国作战的中华民国政府先后两次派出近30万部队进入缅甸，与英军、美军协同合作，共抗日寇。在经历了第一次远征的大溃败，前后付出了10余万人伤亡的代价后，中国远征军全歼滇西、缅甸日军精锐，凯旋荣归。由美国装备、训练的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部队，也诞生于此次远征中。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是中国军人在国际战场上以血泪写就的辉煌一笔，也是抗战由相持阶段转入反攻阶段的开始。然其伤亡之惨烈悲壮也空前。

自蒋介石政府去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漫长的时间里有关中国远征军的事迹变得湮没无闻，与其他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浴血抗敌故事一样，甚少被国内的教科书和主流媒体提及。

转折点出现在200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讲话，提及“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此后，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种种史料的抢救性开掘、研究以及曝光逐渐频繁。

就是在2005年，张丽影担任制片人的《滇西往事》在央视八套播出，这是第一部登陆央视、正面反映滇西抗战的电视剧，而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历史被作为了该剧剧情展开的大背景。几乎同时，张丽影开始筹备她的“滇西三部曲”之二《滇西1944》，中国远征军抗日战斗中的决定性一役“滇西大反攻”被正面展开，国军将士成为故事主角而非背景。《滇西1944》2010年初也在央视八套黄金时间播出。

“就像是曲线救国。”谈及其滇西题材的前两部，张丽影毫不讳言她真正的野心所在，是这第三部的《中国远征军》。前两部的试水，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等待着舆论播出环境的逐渐改善与宽松。而现在， “天时地利人和兼备”，她觉得是时候推出一部剧为远征军历史立碑，将滇缅印战场的前因后果，将历时三年半的中国远征军作战历程全景呈现了。

“让更多人知道。”这正是11年前走出腾冲国殇墓园的窄门时，张丽影的心情。

（《中国远征军》剧照。）

敏感的尺度

第一次与编剧洽谈，制片方就提出了“国际视野”、“全方位体现全国抗战大格局”的要求。

这是“滇西三部曲”的渐进式逻辑，也是张丽影拍出一部向“经典二战剧”看齐的大制作的野心。从另一个角度，这样的方向，也体现了制片方对播出尺度的敏感—宏大的格局、囊括全国抗战形势，更便于电视剧在表现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主体内容下，同时展开共产党方面对抗战的贡献以及不可忽略的民众抗日热情；而一条编织其间的“红线”，将大大助力于《中国远征军》电视剧的审查和播出过程。

滇缅印战场前线的浴血战斗、战时陪都重庆的腐败与纸醉金迷、沦陷腾冲的民众艰难与坚守，形成结构《中国远征军》电视剧的“品”字形大框架。但无疑，后两个部分都是为了从功能上支撑战局、战场这个重头戏的充分铺展。

编剧邱对耗时半年，在史料堆中淘选，找到了一条让自己心悦诚服的“红色”线索：从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到远征军这段历史结束，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一共刊发了有关滇缅印抗战的报道、通讯共680多篇。邱对觉得，要客观呈现远征军的历史，剧中的“红线”也必须经得住史实的考验，而《新华日报》当时所做的一切有迹可循，于是一个共产党战地女记者“韩绍英”的形象应运而生。

远征军入缅的1942年，国共合作继续，设立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还是一个公开合法的机构，而重庆《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一直出版至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勒令停刊。

邱对总结当时在国统区发行的《新华日报》所做的工作：“经常散布一些民主和自由的言论。这是当时的蒋政权所不喜欢的，有时候《新华日报》甚至要开天窗，给一个标题，下面正文没东西写。国民政府的新闻审查也比较严厉。反独裁，团结，抗战，要自由，要民主，这些当年《新华日报》的言论有人曾专门搜集编过一本书《历史的先声》，我读后觉得《新华日报》的仁人志士们真牛。”另外，邱对也发现《新华日报》当时配合全国的抗战大局，刊发了很多国军将士在前线的通讯，人物特写；它的文艺副刊做得特别好，在重庆的所有报纸中读者最多，集中内容也是在推动抗战，推动统一战线。

“淘到的史实足以撑起这条红线放在里头了。”邱对说。

（《中国远征军》剧照。）

刚性的逻辑

父亲是军人，岳父也是军人，邱对却是第一次创作战争题材的电视剧。少年时代他曾是不折不扣的军事迷，重要的理想之一是成为战斗英雄，甚至认为自己生不逢时。但年岁的增长使他“很久不迷这种东西，连军事节目都不看了”。

“战争带来的摧残和伤害远远大于我们从战争中想象的快感。”打打杀杀、血雨纷飞、意志较量的视觉冲击不是战争剧的全部，邱对希望能写一部“真正无愧于二战这一伟大时代”、具有“经典战争剧的气质”的作品。更重要的，他希望能“对得起这段历史”。

阅读是他首先做的工作。历时七个月的史料积累，邱对将所有能找到的、涉及中国远征军的出版物读遍，不再出版的书，他不惜代价从网上的旧书店购进，淘了一大堆，包括1944年重庆出版的国民政府《步兵操典》。

资料很多，但是良莠不齐，“珍贵的、非常客观的少之又少”。通读完毕，邱对的感受是：“以讹传讹的东西很多，包括远征军的后代在谈到父辈的事情时，也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讳言失败，讳言缺陷，总是在强调胜利，强调客观原因。甚至有些号称纪实性的东西，没有史学标准的严格限制，很多描述是由着自己的想象。”

要使整个剧本做到尽量的完整、客观，需要剧作者把所有读到的、说法不一甚至相矛盾的资料，都翻烂了以后自己找出一条路。

邱对举了孙立人将军统帅的远征军新38师第113团在缅甸仁安羌解救七千英军、大胜日本第33师团的著名战役“仁安羌大捷”为例。“仁安羌那一战，围困七千英军的，到底是多少人？史料上很多都说那是日军第33师团。按照日军当时的编制，一个师团是两万五到三万人。而我们一个团是一千人。后来的战果表明孙立人以一千人之力解救了七千英军不说，还把日军两万五千人给打跑了，打得屁滚尿流—我觉得这事儿不对啊！然后往细里去找，有人说真话了：当时那不是日军33师团的全部，只是两个加强大队。”

还有一个问题，孙立人知道对手的兵力只是两个大队吗？邱对在凤凰卫视制作的远征军纪录片里看到了一段老兵口述，老人说，孙立人在战斗胜利以后才弄清了日军不是一个整师团，孙当时有点后怕同时觉得这事挺有意思，有点歪打误撞。可是邱对依然对这段口述回忆的准确性表示怀疑。“这话能信吗？我转了一圈之后，觉得还是不能信。如果前去解救仁安羌的将领是戴安澜，我相信他会做出以一千人之力对抗两万五千敌人的选择来，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嫡系、黄埔系的军人，不管对方是多少人他都会服从命令，他的信条就是忠诚，这是黄埔军人的信念、精神支柱，战死在所不惜。孙立人不是这样，他是海归，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所受的军事教育是作战前必须有坚实的情报支持，假如对方是一个完整的师团，孙立人不会贸然派自己的部下去送死。至少他在某一个渠道弄到了情报，有一个大体的了解，才敢于把自己的部队派去。那是他从淞沪战役带出来的部队啊，跟他的都是生死弟兄。以国军当时的体制，部队、士兵就是他的政治生命，如果部队打残了打散了，他这个将军也随之不存在了。”

于是邱对的选择是，为孙立人的决策提供了一个事先的情报，在驰援仁安羌之前，他已大体获悉了日军的真实兵力。“我觉得这是符合逻辑的。”邱对说。他判断是否“符合逻辑”的标准是：能到达史实所给定的结果。“比如第一次远征就是溃败。你极其英勇善战但是溃败了，这符合逻辑吗？你是世界一流军队，但是溃败了，这符合逻辑吗？你精诚团结、上下同欲，但是被日本人打得十万大军损失了六万，这符合逻辑吗？这里面肯定有更强硬、更刚性的逻辑在里面：你的部队本身是存在问题的。”

作为英雄的戴安澜与孙立人

以往国内拍摄的战争题材电视剧，有一个很难处理的内容就是“失败”。我军凭借着惊人的意志、过人的智谋、不屈不挠的精神，总能够“一胜到底”。而这一次展开跨度三年多的两次远征、数场战役，《中国远征军》没有回避真实存在过的失败。

远征军第一次入缅，尽管取得了同古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东枝收复战等战役的胜利，但由于盟友英军的不战而退，决策高层意见的分歧和指挥失误，最终“像一个疲于奔命、四处帮闲的戏班子”，在陷入日军重围，作出了惨烈牺牲后，一部分翻越野人山艰难回国，另一部分撤往印度，寄人篱下。

无论导演董亚春还是编剧邱对都承认，在探讨失败原因、反思战争的层面，拍摄国军正面战场题材更容易放得开手脚。《中国远征军》有意在剧本内容和镜头剪辑上，都将前方士兵的牺牲无谓与后方官员的贪腐沉沦做着对照。

但同时，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罗卓英、杜聿明等，几乎是第一次在大陆的电视荧屏上以正面的形象出现，而非以往影视剧中惯常的“败军之将”角色。戴安澜与孙立人，更是剧中着墨颇多的硬汉、英雄。邱对说，对于这些以真名实姓出现的国军高层，他竭力做到“动作对话都尽量依从史实”。

还有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实。

邱对提到，国产的战争剧可以被分为两个阶段，分界点很难说清，“过去看到的戏，创作意识上，过于强调了人的精气神，强调民族精神、牺牲精神、反抗侵略的不屈不挠所起的重大作用，好像战争只要具备了这种精神其他都可以不需要，百战百胜。其实战争远远不是这样。现在剧作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到，战争与精神之外的因素，关系同样密切。精神不死、精神胜利是不客观的，后勤保障，物资供应，士兵的素质，战术观念，都攸关战争的成败。”

邱对注意到云南大学教授徐康明的《滇缅印抗日战争史》中提及的一个细节：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之后，被英军瞧不起，“英军戏称我们是草鞋军”。徐教授没有对此做过多探讨。邱对却对“草鞋”二字印象深刻，认为值得挖掘。最早入缅作战的第五军200师是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也是当时中国惟一的机械化师，难道他们头戴钢盔却仍旧穿着草鞋作战？这是真的吗？邱对一开始也怀疑，“会不会是史学家玩悲情？”一番求证之后，他惊讶地发现，不是。

草鞋，这个刺眼的符号，恰恰是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现实的深刻反映，也暗示着当时的中国军队与现代化之间的距离。即便是被美国人资助的先进武器武装的200师，竟然也无法供应士兵人脚一双皮鞋。

电视剧《中国远征军》围绕草鞋做了好多戏。在开篇第一集，男一号“韩绍功”的部下就因为脚蹬草鞋，踩中一枚铁蒺藜而不幸成为日军的靶子，无谓牺牲。“在那样积贫积弱的现实下，士兵们仍然如此顽强地战斗，这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邱对说。

不断摇到士兵脚上的镜头，无言而悲壮。

“这部剧里80%的内容是客观呈现了当时那段历史。”邱对很有信心。

战壕里的真实

导演董亚春此前的作品如果用一个词语来概括，那就是“主旋律”。

他拍过《延安颂》、《八路军》、《解放》、《周恩来在重庆》，任职于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国远征军》是他第一次参与有关抗日战争国民党正面战场题材的创作。这是一次新鲜的经验。“有过去拍主旋律题材不可能有的感受。更真实，也讲得更透。”董亚春说。而他把握的创作底线是：“负面的东西，再写也不能突破正面，还是要以正面的东西为主。不能把什么都写得一片黑暗。远征军第一次入缅的失败使观众情绪上压抑到了极点，到第二次缅北大反攻的胜利又将情绪推向高潮。在悲壮的历史中，始终要给人希望。”

远征军的征战历程本身就富有传奇性，几乎囊括了战争所有的战场形式。“仁安羌解救英军的那场战斗，是一个典型的山地战，同古保卫战是一个城市阻击战，最后的密支那是城市攻坚战，中间的缅北撤退是纯粹的丛林战。”编剧邱对有意在剧本中对几种类型的战场都给予展示，而制片方也耗资巨大，一一完成。战争戏本来就极费钱，不同类型的战场景别不一样，更需逐一勘景，无法重复利用。《中国远征军》剧组的主创们说，他们力图打造出一种“战壕里的真实”，避免像以往很多国产战争影视剧那样一味造气氛。

“太多观众对战争剧中的胡打胡闹深恶痛绝。”邱对说，“因此我对战术研究了很多。我写的剧本里，每一场战斗都有明确的战术目标、战术过程，主要人物的战术动作都是规范、靠谱的。”

在最初开始这部电视剧的创作时，邱对难以抑制心情激荡，他曾写下这样的目标：至少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战争剧而言，《中国远征军》将会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越写到后来，我越觉得我的编剧阐述写得有点离谱。写完这个戏之后我变得低调多了。”他知道，留下了遗憾，“只不过，我是很真诚地尽了我的全力而已。”

对于制片人张丽影而言，她的努力仍未结束。“在两岸三地都能播出，是我一开始就定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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