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基金突围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11-01-20 01:03:52
  • 2011年1月11日,广东深圳,壹基金正式注册登记,变身公募基金。

    本报记者 韩玮 发自广州

    年末,杨鹏很忙。他和他的团队准备在春节时启动一个捐助活动,动员家长、孩子为孤寡老人、孤贫儿童、残疾人士捐出部分压岁钱,奉献一份家庭温情。“爱心压岁,帮人救人,壹基金,一家人”,接受时代周报专访时,深圳壹基金秘书长杨鹏谈了不少活动创想。末了,他不忘“请求大家的参与和支持”。

    继1月11日落户深圳后,壹基金即将以公募基金会的身份首度发起公开募捐。此番场景,李连杰期待已久。2007年4月,从印尼海啸死里逃生的李连杰和中国红十字会(下称“红会”)合作了“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目标即成为独立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

    但与壹基金草创时所强调的草根性不同,2011年1月11日壹基金团队的亮相令人“惊艳”,其理事会中云集了王石、马蔚华等商界大佬,而经济学家周其仁更是成为基金会理事长。

    独立之战

    2010年9月24日,做客央视的李连杰依旧戴着鸭舌帽,但掩盖不了操心过度的疲态。其称,壹基金已向国家民政部提交公募注册申请多时,但始终未被批复,同时,基金会与红会的合作面临三年大限。荧屏中,法号“成就金刚”的李连杰流露出几分“谋略用尽”的伤感。

    节目过后,壹基金负责媒体接待的舒敏一边婉拒蜂拥而至的媒体,一边澄清道,“李先生所述实为行业问题,壹基金不是唯一的个案。”

    实际上,我国没有慈善法,针对慈善基金会,层级较高的规定是2004年国务院下发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其中指出,基金会注册接受“双重管理”,即,既要在民政部门登记,又需要慈善领域的“业务主管单位”。同时,基金会分为公募和非公募两类,前者有权向公众募捐,后者无权。虽然该条例没有明令禁止民间慈善组织申办公募基金会,但也没有条款阐明申办条件以及如何申办。

    政策限制下,成立之初的壹基金作为慈善专案挂靠在红会名下,通过红会平台公开募捐,所募金额拨往“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简称“上海壹基金”)。该机构由上海市民政局于2008年10月批准设立,定性为非公募基金会,实则为壹基金的项目执行机构,具体负责开展公益活动。

    然而不久后,上述模式的弊病一一显露,包括身份不独立、账户无法自主,项目开展受限,等等。“最大的限制在于壹基金使用善款时必须获得红会的批准。”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告诉记者,壹基金与红会的服务对象、宗旨均有区别,后者的“批准令”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李连杰对壹基金的期望始终是一个独立的、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

    2009年初,壹基金开始探索转型之路,国家民政部亦持支持态度。但是,“政府考虑的不是如何批准李连杰的申请,而是公募注册能否向著名演员特别开放;不是能否同意某个特例,而是普遍性政策的形成和实施。从制度层面进行调整,这就需要时间了。”杨鹏说。

    至今,红会名下还有李宇春的“玉米爱心基金”、李亚鹏和王菲的“嫣然基金”、“崔永元公益基金”等数十个慈善专项方案与计划。而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已有基金会1800余家,其中,非公募基金会846家。将壹基金置于整个行业背景下,一纸批准状即成难事。

    “我们能理解,但也很着急。”杨鹏记得壹基金内部当时达成的共识,“只要能落地,只要是公募,落在哪儿都行。”

    深圳试验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2010年11月,杨鹏出了趟差,在深圳呆了四个小时,回来后,事态有了转机。“去深圳前,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毕竟,为这事已奔波一年多,仍然毫无结果。”带着几分好奇和希望,杨鹏见到了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此前,刘通过壹基金的老朋友、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达了邀请壹基金落户深圳之意。

    四小时的“刘杨会谈”中,杨鹏得知,从2006年起,深圳市民政局开始接受对行业协会、商会的直接登记;2008年,深圳市颁布《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我市社会组织的意见》,允许社会福利、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2009年7月,国家民政部与深圳市政府签署《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简称“部市”合作协议),授权后者开展基金会、跨省区行业协会、商会的登记管理试点。

    此后,广东省的慈善制度改革亦起步先行。2009年12月21日,广东省印发《民政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的若干规定》的通知。该规定将《基金会管理条例》要求基金会注册所需的“业务主管单位”变为“业务指导单位”。这意味着基金会获取独立身份时不再需要挂靠单位。

    新规出台之后,2010年10月1日,国内著名的民间助学组织“麦田计划”经广东省民政厅批准,注册成为“麦田教育基金会”。不久,“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亦获独立身份。但与壹基金的期望不同,两者均被认可为独立的非公募基金会。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告诉时代周报,截至2009年底,我国已有公募基金会991家,绝大多数由政府各部门创办,目前,政策上已不鼓励其继续扩容。究其原因,一方面,公募基金会太多,容易造成公众对慈善捐助的反感。另一方面,政府面临较大的监管风险。

    但是,不少非政府组织人士认为,对于公益程度较高的非公募基金,政府不能“一刀切”地将其锁在门外,应当设计合理的制度规范,让表现良好、公众认可度高的非公募基金会通过制度之门,进入公募领域。

    而杨鹏告诉记者,一直以来,国家民政部其实相当支持。包括他和其他壹基金发起人曾多次与该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的领导探讨壹基金转型的具体实现形式。最终,刘润华找到了壹基金。

    “我和刘局长谈了四小时,没有分歧。当时我就明白,此事能成。”在杨鹏看来,壹基金能在深圳重生是件“幸事”,因为,“这里是改革试验区,政策可能宽松些”。

    超级理事会

    1月11日,壹基金宣布成功转型为“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当天的挂牌揭幕仪式上,管理团队全新亮相,令人“惊艳”。深圳壹基金由上海壹基金、老牛基金、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以及万科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每家均出资1000万元。管理层引入理事会,成员11名,8人为商界名流,包括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马云、万通地产董事会主席冯仑、联想控股董事长兼总裁柳传志等。其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担任理事长和法人代表,王石为执委会主席。

    “由商界大腕管理公益组织是有成功先例的。”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唐昊告诉时代周报,成立于2004年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简称“SEE”)由近百名知名企业家出资发起。尽管他们的慈善理念不尽相同,甚至存在冲突,但经过理事会的协调管理,该公益环保机构的运行非常成功。而SEE的前任秘书长正是杨鹏,其于2010年2月加入壹基金。

    “比起‘大腕’,我更愿意用‘一流的爱心管理者’这个词。”杨鹏告诉记者,这些企业家大多是应李连杰之邀,他们管理过大企业,具备丰富的管理和公益经验。而按照理事会规定,企业家理事不从壹基金领取任何报酬,包括因公报销款。“他们是壹基金零成本的高级管理人才,而且,还要奉献时间、精力、财力,为公众管理财富、保护财富,以确保财富为公益所用。”杨说。

    目前,壹基金章程仍在修订之中,而基本构架已经敲定。理事会将是最高决策机构,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执行机构,下设办公室。同时,监事会独立监督,监事长由深圳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担任,以此将政府监督引入基金会内部。

    “李连杰很有眼光。”在中山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朱建刚看来,尽管基金会的归属问题仍存争议,但无可争辩的是,壹基金不属于李连杰。因此,它的发展必然需要一个“去李连杰”的过程,而随着管理层的重建,这一目的已经达到。

    而王振耀则认为,随着壹基金“充公”,以官办为主的公募基金会格局发生剧变。他告诉时代周报,“现在,一轮慈善竞赛刚刚开始。如果企业家们经受不了考验,赛不过其他的公募基金会,那么,只能出局。”

    谁是下一个壹基金?

    壹基金无疑是幸运的,而相当部分的非公募基金会只能止步于制度圈内,依靠富人的个人财富作为支撑。虽然其中不乏成功者,如李嘉诚基金会,但更多的则因 “关起门来做慈善的”掣肘而无法发展。一位资深NGO人士向时代周报透露,个别民间非公募基金会由于筹资空间小,甚至选择将募款用于金融投资,增值后再做公益。

    “过去,我国的慈善思路始终是官办,政府没有将此项服务交与民间的意识,故而民间参与慈善的门槛被抬得很高,以至于形成了‘慈善垄断’。”在唐昊看来,壹基金的转型,无疑是慈善大门逐渐向民间敞开的信号。

    实际上,至少在基金会管理制度上,我国正在逐步放开。1988年,国务院签发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基于将基金会作为金融机构的错误认识,为其设置了三重管理,直至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才退出政府赋予的基金会业务主管部门的角色。

    2004年,新《基金会管理条例》确立了“挂靠单位”、“民政部门”共同管理的体制,而伴随近两年广东等地试点针对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的登记制度改革,“双重体制”被逐步取消已是大势所趋。但是,对于非公募与公募基金会,政府是否有意打通政策限制,通过合理的机制建设,赋予前者充公的可能?

    对此,刘润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如果将公募基金会的准入门槛彻底放开,整个公募事业势必会大起大落,所以,目前的开放必须“非常审慎”,如果有下一家欲申请,要视“壹基金的运行情况”而定。

    王振耀则认为,目前,我国更应该大力推动企业基金会的发展。“这类非公募基金会有企业作为资金来源,可以成为富人行善的平台,也有助于提升企业品位。但至今,我国的企业基金会发展不足,而其他筹资空间狭小的非公募基金会却承担着不小的慈善压力。”

    至于这些非公募基金会能否复制壹基金模式,杨鹏的回答颇为讨巧,“如果指的是企业家进入理事会的体制,这可以复制;或者是理事会决策,监事会监督,执委会执行的机制,这也可以复制;但若是再建一个由马云、马蔚华、马化腾等人组成的理事会,这就很难复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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