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琳:诗歌曾经抚慰过我们

2011-01-06 04:22:16
来源: 时代周报

 

宋琳

1959年生于福建厦门,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91年移居法国,曾就读于巴黎第七大学。先后在新加坡、阿根廷居留。2003年以来受聘在国内一些大学执教。著有诗集《城市人》、《门厅》、《断片与骊歌》、《城墙与落日》等。


特约记者 张晴 发自北京

 

2010年11月25日,我在北京望京小区见到了诗人宋琳。

上世纪90年代初起,他旅居于法国、新加坡和阿根廷,按他的说法,流浪成了他们这代诗人共同的语境。如今,回到国内的宋琳,头发已经花白。他坐在堆满书的书桌前,有一种安静的力量。

宋琳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代表人物,祖籍福建宁德,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著有诗集《城市人》、《门厅》、《断片与骊歌》(法国MEET出版社)、《城墙与落日》(巴黎Caractères出版社)等诗集。华东师大曾经是当代先锋诗歌的圣地之一,而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宋琳是这一诗歌群体的精神领袖。这是一个波西米亚式的文学组织,作家毛尖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经常看见一群年轻学生跟在宋琳的身后,在后门的小酒馆里神出鬼没。其间时常夹杂着一些身份不明,举止落拓的陌生人。”

1991年11月11日,宋琳抵达巴黎。这天正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下着绵绵秋雨,宋琳的妻子怀着身孕到机场接他。她是法国人,他们在上海认识近一年后结了婚,她当时还在巴黎高师读书。之后,宋琳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海外生活。他先后在法国、新加坡和阿根廷旅居,孤寂与异域感始终伴随着他,他甚至一度与很多关心他的人失去了联系。2003年以后,宋琳开始受聘于国内的一些大学。如今,他在沈阳师范大学教书。每半个月去一次沈阳,教半个月的课,剩下的时间则在北京读书、写作。

此时,伴随着窗外城市的喧嚣,宋琳语气极轻地回忆着往事,就像一觉醒来追溯梦的影子。

流浪者的写作

时代周报:你说过一句话,首先是生活,然后是诗。现在,你日常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宋琳:状态好的话,像练笔一样写写诗。今年夏天写了一些文章,也画画,作为业余爱好。诗的成形需要时间,多数时候是练笔。

时代周报:那个时代出去的中国诗人,在异域或许不可避免地会被视为异类。

宋琳:在那个时代,个人境遇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你是个诗人、艺术家、知识分子,你身上一定会携带着特殊性。如果你和西方的诗人接触,他把你当作一个来自东方的他者来看待,这是不可避免的,在国外别人这么看你也很自然。对我自己来说,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语境,虽然境遇有差别,这种语境是存在的。如果你内心不自由,即便你没有出国,你也是一个异乡人,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时代周报:这种标志是否会困扰你呢?

宋琳:困扰我的是,能否通过写作去承担这么一种语境投射在个人身上的印记。时代的印记每个人都有,但是最终还是通过你的写作来体现。

时代周报:那么这对你写作的倾向性有影响吗?

宋琳:是有影响的,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我觉得写作多少关涉道义。比如说一个时代历史书写遇到困难,文学书写就得承担一些弥补作用,就是使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产生一种联系或者说补充,当集体记忆不能被记载下来,文学应该产生一点作用,即提供心灵见证。

时代周报:在你身上表现得明显吗?上世纪80年代你写作了一批城市诗,后来有哪些转型?

宋琳:确实,某种东西终结了,包括80年代相对自由的气氛。我自己的写作也经历过一种转向,虽然城市题材还是很吸引我,因为后来我也都生活在大城市,包括巴黎、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早年的明快色调,经过几年时间褪掉了。另一方面,我在诗歌写作上没有完全转折,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因为你到国外去之后那种异域经验对你的刺激依然是非常大的,很多感性经验要去处理。就像里尔克说的,视觉上的作品完成了才会转向心灵的作品。不仅是我,北岛、多多、包括和我同时代的张枣,也是这样的,需要过程。

诗歌的自治从抢救词语开始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当政治的张力越来越小以后,诗歌的影响力在哪里?

宋琳:如果历史进入黑暗时期,正义和善得不到伸张,生活总是被高度集中的权力所宰制,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出现价值颠倒,那个时代的诗歌政治性就必然显著。现在也许是一个泛政治的时代、图像的时代、资本或者说市场化的时代,诗歌的影响力必然越来越小。我自己对此也很悲观,因为再也不会出现“今天派”,包括“第三代诗人”出现时诗歌产生的影响了。我觉得,诗歌变成了相对个人的事情、寂寞的事情。

另一方面,诗人的公众代言身份虽然已经丧失,但是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介入公共话语,比如成为一个批评家,写文化批判、时政文章等。就诗本身而言它很难做到振聋发聩,在现在发展经济,意识形态支配相对弱化的时代,可能这个时代不需要代言。诗人回到日常的案头工作中去,更加关注语言本身的问题。对现实的勘探依然重要,可能在更加细微、更加开阔的领域。当代诗歌怎么言说?这个言说的难度就是存在的难度,诗歌艺术本身要继续存在的话,必须自我振作。诗歌的自治要从抢救词语开始,重新为词语注入灵魂。不对心灵起作用就谈不上真正的影响。

时代周报:你游历过哪些地方?是你有意的选择吗?

宋琳:我很小的时候住在闽东周宁的乡村。那个村落很小,在一个山谷里面,四面都是山。视野的尽头有一棵很大的树,这就是眼睛能看到的范围。当时,村里有一个红卫兵,这个人形象我依然记得,他曾经参加过大串联,去过上海、北京。我小时候很受他吸引,可以说是我的偶像。我们小孩子也经常跑去跟他聊天,问他,到外面看到了什么。我就记得他曾经说:“将来我要去巴黎。”那个时候他这么说多少带点朝圣的味道。巴黎对我来说是超越想象的,但它却进入了我的记忆。如果你问我为什么去了巴黎,我自己也觉得有点神秘。世界的多样性令人着迷,所到之处我感受最深的还是人,在秘鲁印加古都库斯科的一个大教堂里,我被领完圣餐的人们脸上庄重的神情深深打动了。

时代周报:在巴黎的状态怎样?

宋琳:我打过一些零工,基本上是一种不事生产的情况。求职方面一直不顺利,另外对职业也有一些畏惧。所以,有过几次机遇,都错过了。在巴黎第七大学有过一个当助教的机会。当时也蛮希望能去,但因为我是福建人,发音不好,所以后来就没去成,对我打击也比较大。后来干脆说就算了。

诗学要回归传统

时代周报:你是什么时候认识张枣的?

宋琳:我们第一次见面在伦敦,1992年初夏,伦敦大学的一个活动上。同年北岛请我参与编《今天》,我开始和张枣共事。我们交往比较多,不能见面也通电话。他是个天才型的诗人,反正我认为至少在当代没有人超过他,比如他个人的口吻,诗歌美学上的相对性,这些都是非常古典的,但是他的语言方式又是现代的,在他这样一个诗人身上古典的东西、传统的东西、现代的东西可以结合在一起,并不互相排斥。很遗憾,他在壮年突然就仙逝离开了。到现在我还不能接受,经常还和朋友聊天说起,“哎呀,张枣怎么就不见了呢”。他真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人,热爱生活,充满机智,风趣,内心也是很痛苦,但是只要和人在一起的时候始终是一个很快乐的人。

时代周报:2004年在北大听过一次你的演讲,题目是“现代性与诗学回归”,其中提到了重建本土诗学的可能性。为何你到国外以后反而强调向传统的回归?

宋琳:这也是件有意思的事。到了国外,这种空间远离一定程度上给我一个机会去重新看待祖国的文化,也跟我在巴黎的一段求学经历有关系,我学的是汉学。有一段时间我泡在东方图书馆,读先秦以来的古代哲学典籍、古典诗歌等等,我开始反思过去,可能在出国之前个人对西方的思想、哲学了解比对东方、我们自己祖先的了解还更多一点。我觉得有补课的必要。

另外从写作和文化参照的角度来说,离开自己的国度恰能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国度、自己的文化,这个过程对我来讲是非常有益的。传统不是一个僵死的东西,女娲这条“深情的母龙”并没有死,实际上她还在向我们传授技艺。问题是我们已经听不懂她的语言。对进步论的迷信使我们的时代生活太匆忙,只强调发展,对传统比较隔膜,更谈不上辨析源流了。

诗歌本是一种古老的巫术,诗歌的延续和历史有一种对话,所谓“诗史互证”,从《易经》就开始了。另一方面看看西方诗歌和哲学的关系,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思想的回溯,从词源上发现了诗与思的对应关系,德语诗歌非常具有思想性,这么一种资源在西方诗学传统中是很强大的。

那么中国的诗学有一种什么尺度,或者说源头性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是历史意识。“诗言志”,所谓“志”,闻一多先生考证,就是记忆,个人记忆和历史的关联。中国诗歌有自己的美学特质,就是诗与史的关系。我想中国当代诗歌可能也要学习两种传统,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就是西方古希腊、希伯来以来的传统,要建立一个中西贯通,诗与思、诗与史之间的交叉关系,一种三位一体的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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