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玲“原罪“说

2010-12-30 03:58:08

来源: 时代周报

刘绍铭

张爱玲以小说和散文知名。有一段时期为了生活，也做过翻译和编写电影剧本的工作。就我们所知，《中国的日夜》（1947）应该是张爱玲生平唯一发表过的诗作。如果作者不是张爱玲，这样的一篇诗作实在没有什么看头：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的国土。
乱纷纷都是自己人；
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
补钉的彩云的人民。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
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
谯楼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
沉到底。……
中国，到底。

这首诗其实是散文《中国的日夜》的结尾。文章开头说“去年秋冬之交我天天去买菜。有两趟买菜回来竟做出一首诗，使我自己非常诧异而且快乐”。在市场内她看到上海小市民的众生相。她看到一个抱在妈妈手里的小孩，穿着桃红假哔叽的棉袍，“那珍贵的颜色在一冬日积月累的黑腻污秽里真是双手捧出来的、看了叫人心痛、穿脏了也还是污泥里的莲花。……快乐的时候，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

熟悉张爱玲作品的读者看了上面引文，一定也会觉得“诧异”。这太不寻常了，这位在胡兰成眼中“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的作家，怎么写出漾着“民胞物与”、迹近“爱国宣言”的表态文章来？胡兰成败德，他的话我们很难不以人废言。不过，张爱玲“清坚决绝”、不近人情的性格，倒是有案可考。最少她自己就说过：“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打人》）。她在美国因职务关系多次搬迁。有一次要从柏克莱移居洛杉矶，房子是我老同学庄信正帮她找的，一进公寓的大门，她就一本正经地对女管理员说：“我不会说英文。”信正夫妇帮她把细软安顿好后，“临别时，她很含蓄地向他们表示，尽管她也搬到洛杉矶来了，但最好还是把她当成是住在老鼠洞里，她的言外之意就是‘谢绝往来’。”

以张小姐这种脾气，很难想象她会写出《中国的日夜》这样的文章。身居敌伪时期的上海固然是不能写。1947年国土重光，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些特别事故，“我真快乐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这种话听来实在有点做作。《中国的日夜》因此得跟《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参照来看。这篇用作《传奇》增订本（1946）序言的短文开头就说：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什么津贴。想想我唯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注销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序文还说到她受到许多无稽的谩骂，有些甚至涉及她的私生活。她说私生活就是私生活，牵涉不到她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除了对自己的家长，她觉得没有向别人解释的义务。话虽然可以这么说，不能否认的是，在“孤岛”时期的上海，胡兰成有一段日子是张爱玲“私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对张爱玲来说，国家民族只是一个抽象的观念。难怪她回忆日本攻打香港时可以这么说：“然而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烬余录》）。漫天烽火中，她跟炎樱“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如果她不曾“附逆”，张爱玲的脾气再怪，谅也不会被刘心皇这种“政治正确”的史家贬为“落水”文人。刘心皇认为张爱玲虽然在文字上没有为汪伪政权宣传，“但从政治立场看，不能说没有问题。国家多难，是非要明，忠奸要分”（《抗战时代落水作家述论》，1974）。张小姐虽说没拿过什么津贴，在文字上也没有颠倒黑白、为虎作伥的记录，改变不了的是：她一度是胡兰成的老婆。在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者的信念中，这就是“原罪”。要救赎，就得认罪、悔改。张小姐不吃这一套，也因此断断续续地承受着“原罪”的后遗症。过去十多年，台湾和香港分别召开了两个大型的张爱玲研讨会。事隔没多少年，陈子善教授等一批张爱玲“粉丝”学者也策划在大陆召开一个国际会议，名单、场地、日期等细节都安排好了，忽然“有关方面”出了煞车指示，理由想与张小姐的“原罪”有关。

高全之在《张爱玲学》有言，抗战胜利以后出版的《传奇》增订本序言《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应该可以撇清汉奸嫌疑。“《中国的日夜》发表于《传奇》增订本，了解这篇散文出现的客观情势，我们或能体会作者借此强调自己的中国性，为抗战胜利兴奋与骄傲，也为抗战期间不能公然表态抗日而懊恼。”

这些话原教旨主义者显然听不进去。何满子生前曾对张兴渠说过，张爱玲虽有文才，“但她却失去了做人的底线。在那国难当头，有志之士奔走抗日救国之时，她却投入汪伪政权一个大汉奸，宣传副部长胡兰成的怀抱，卿卿我我，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日本投降后，汪伪解体，在声讨汉奸罪行的声浪中，她不但不知悔改，在汉奸胡兰成逃往温州时，张爱玲亦痴情赶往温州，终因胡某另有新欢而被弃。如此的张爱玲，在人格、气节都成问题，又怎能如此得到吹捧，岂不咄咄怪事？”（张兴渠，《忆何满子先生》，《万象》六月号）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通缉胡兰成，因为他是汉奸。如果他落网，命运会不会像陈公博一样判死刑？或周作人那样判十年徒刑？这些都不能瞎猜。可以肯定的是，上世纪70年代“流放”日本的胡兰成时来运转。国民党为了拉拢“国际友人”的支持，居然在阳明山的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设了讲座，恭请“汉奸”到台湾讲学。由此可知“忠”、“奸”之辨，很多时候都是由谁掌握“话语权”来决定。张爱玲1955年赴美，后来嫁了美国人赖雅（Ferdinand Reyher）。以当时的国际形势来评说，台湾的“国府”应说她在“友邦”找到夫婿。但那年头，美国却是大陆政权的“美帝”、“纸老虎”。

南方朔说得好，“在历史上，张爱玲选择的是偏离了主流的叉道。她不会被同时代的多数人所喜欢，但历史却也有它开玩笑似的残酷，当它的发展跳过了某个阶段，依附于那个时代的迷思也就会解体，一切事务将被拉到同一平面来看待，谁更永久，谁只是风潮，也将渐渐分晓。……许多人是时间愈久，愈被遗忘，张爱玲则是愈来愈被记得。”（《从张爱玲谈到汉奸论》）

几十年来，张爱玲的创作和私生活，“愈来愈被记得”。抗战期间“落水”的作家不单张爱玲一人，但只有她一人教人念念不忘。她人不可爱，但作品确有魅力。不是盛名之累，不会有人一天到晚给她翻旧账。

作者系香港岭南大学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