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教育改革再观察

2010-12-30 05:28:56

来源: 时代周报

白彤东

笔者在美国求学、教书十三年，对美国教育有了一定的了解。笔者所学专业又是哲学，而如何进行教育是历代哲学家思考的重大问题之一。很多对美国有着浮光掠影的了解的国人和很多对中国有着浮光掠影的了解的美国人，常常鼓吹美国教育应为中国的榜样。笔者对这种未经批评的对美国的崇拜深为担忧，担心我们在超英赶美的冲动下画虎不成反类犬。笔者已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结果写成文字，在许多专门的学术研究期刊上做过探讨。在这里，笔者会将这些文字里与大学教育相关的观点与笔者的一些新的思考总结一下。

大学教育自有其等级

大学教育，从入门的高考，就常为人诟病，被人指责为“应试教育”、“高分低能”的一大病症。考试取材确实不是最公平有效的制度。但是，在现有条件下，我们有更好的制度吗？美国曾经也是一考定终生。但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本来为纯种白人的豪门望族垄断的哈佛大学发现，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挤进来了。

为了遏制这种势头，但又要保留“富二代”、“贵二代”的面子，哈佛大学引入了考察学生全面发展、要求学生找有影响（权势）的人写推荐信的录取方式，结果有效地抑制了那些穷犹太人在哈佛、耶鲁等名校的增长。如果我们中国也采取类似的制度，只会让日益为有钱、有权的人垄断的大学更加为他们垄断（现在由于日渐昂贵的学费与生活费，好大学已经出现了“无寒门”的倾向）。

一个农村里连书本都买不起的穷孩子当然不太可能全面发展他的“素质”，而高考更有可能给他一个翻身的机会。并且，考试真的就不能选出人才吗？有人常常埋怨说，高考考的东西不实用。诚然，我们考的东西确实有很大问题（经常是些现代二流文人放的一流马屁与一流政客写的二流文章等）。

但是，有些东西，注定是不实用的。除了少数人，恐怕没有哪个大学生再用过平面几何的证明。

那么，为什么考这些内容？我们要意识到，一个学生如果有能力、并且能够抵御各种诱惑来掌握任给的一套概念系统，那不正说明他既有学习能力又有很多必要的素质吗？我们说高分低能，真的有任何可靠的证据吗？也许，是我们想象高分应该高能，结果有了一个低能的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如果我们好好想想身边大多数人的例子，也许我们会意识到高分与高能在统计上讲是相关的，美国也有研究支持这项假设。

当然，这不等于说我们的高考没有改革的必要。比如，像上面提到的，考试（学习）内容需要改革。并且，供美国各大学作参考的SAT考试是一年多次的，这样也许能够避免我们一考定终生的不公平。另外，让学生在不知道自己的分数的情况下填志愿也亟待改变。

我们国家现在有一种大、中专院校升级成普通高校的热潮，其结果是造就了一堆没有（合格）教师的大学、没有一技之长因而也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以及专业技工的缺乏。美国高等教育普及的一个副作用，就是让不合格的高中毕业生把大学教育的总体水平拉下来，使得被普及的是掺了水的“高等”教育。并且，昂贵的学费，使得学生急功近利，无法安心学习一些从短期经济利益上来讲“无用”的课程。

我们（包括美国人）的教育理想，是让平民能受到以前只有贵族才能受到的教育。这种理想诚然可敬，但是，我们也许忘记，贵族教育，也许是与其经济、社会条件无法分开的。我们现在无法让平民教育拥有那些条件，“赶鸭子上架”的结果是把“架子”降下来。因此，我们的教育改革，不但不应当大肆地改专为本，反而是应该把不合格的普通高校降格为大专。

中国现在更需要的是工匠，而不是大师。非要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制造大师，其结果，只能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当然，在加强大、中专教育的同时，我们也要改变招生办法。比如城里人不愿意读专科，我们可以努力在招农村和偏远城市的学生上下工夫。我们也应该消除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鸿沟，让那些通过职业教育得以安身的学生，如果有志向，可以转回普通高等教育中来。这样也许会帮助消除中国人对专科、职业教育的偏见。

博雅教育要少而精

与上述想法相应，我们搞所谓通识教育或专科学校“博雅”教育，即所谓“liberal arts”的教育，也应该采取少而精的态度。并且，我们应该尽量给接受这种教育的学生减负，让他们不要有太多经济上的顾虑，比如彻底免除学费。这一点，也要求通识教育要少而精，因为我们的国家负担不起那么多免费的普通高等教育。没有少而精的前提，奢谈通识教育是非常危险的。

至于通识教育本身，首先，我们应该要求文科的同学学习一些真正的理科课程。我们高中文理分科时，选择文科的经常不是想学文科的学生，而是理科学习不好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如果在大学期间依然没有对科学的真正了解，最终很容易对科学盲目敌视或盲目崇拜，打着文人气质、诗化哲学的旗号，来掩盖他们头脑不清的事实。通识教育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应该让学生学习中西历史上真正的经典。人类两千年文明史，大浪淘沙剩下来的、叫做“经典”的东西自有它们被叫做经典的道理。其一，就是它们所处理的，往往是人类社会的永恒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永不过时。其二，就是它们的处理非常深邃，因此它们才能够经历住时间的考验。美国鼓励学生批判性思考，但是，尊重经典的权威，发掘自己思维的浅陋，可能才是真正的批判性思考。这就要求我们的经典教育应是仔细阅读经典，发现我们不能理解的地方，但同时试图理解它们而不是“批判性”地把它们扔到一边，觉得古人没有想清楚。这种对经典的尊重，也是训练我们的天之骄子—精英大学的学生去除年幼无知的骄气的最好的素质教育的方法之一。对经典的阅读，即使学生现在不能理解，也许也能为他们在经历中年危机时，在养二奶、养二爷之外找到另外一个精神归宿。

与此相关，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对中国的经典有所了解。我们的大学、专科乃至中学，也应该把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心调整到中国经典教育上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中国经典的重要，而“国学”似乎日渐成为显学。但是，如果国学教育不能融入各级教育体制，办国学院、开国学班等来促进国学只能是一厢情愿。只有我们在各级教育中有国学教育的需要，国学班、国学院乃至中国哲学的学生才能有出路，这样才能维持这些教育改革的可持续发展，让我们中国的崛起真正地成为中国人的崛起。

改革应重在制度建设

这些改革，都是要有相应的制度支撑。我们现有制度对这些改革的羁绊，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了很多，但它们不只这些。比如，现在的大学课程往往都近乎一律地减成了两学分、一周一个半小时的样子，这是教学“微博”化的结果。连博客都显得太长、太严肃，而只有微博才能适应现代人匆忙而肤浅的生活。这么短的时间，是不足以仔细读完任何一部经典的。另外，如果我们重视经典教育，而经典又那么多，这就意味着教师开课应该有足够的自由。但是，我们不但有学科内部割据的问题（教研室的设置），更糟糕的是，在很多学校教师无法随时申报新的本科课程，而必须在已经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定下来的培养计划里，找到一个“羊头”，去卖我们想卖的“狗肉”。当然，培养要有计划。但是，如果一个学校是为了教学，而不是为了官僚治理的方便，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规范下尽量允许灵活性？当然，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官僚办教育、工程与自然科学模式办人文。官僚办教育的弊病，已经深为人知。而笔者说的后一点是指，人文学科，能把祖宗传下来的经典教好就不错了，用不着写那么多的原创的垃圾。人文学科与近代自然科学成熟后的积累式发展方式不同，因此就应该被不同地对待。

笔者本文中所述，可能有笔者自己的偏见。但是笔者希望，我们能在波涛汹涌的大潮中，静下来，为书香门第，慢慢地续上书香。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