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速度能否创一流大学

2010-12-30 03:46:42

来源: 时代周报

任远

深圳是一个从来不乏新闻的城市，但是一直很少有文化教育新闻的深圳最近却频传此类消息。先是位于深圳的某大学开始独立办学，然后是教育行政部门指定深圳为教育改革示范区，实践“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独立办学的新闻和教育行政部门特许深圳展开“政校分开”改革的公文，再次让人们对这座城市聚焦。虽然可能会有评论者持谨慎态度，认为“特区”特办，对于其他地区是有失公平的，而且“自主”将导致监管失控。但相信多数人会期待有改革经验和成就的深圳能在教育改革上有所突破，至少也会有所遐想。所谓以深圳速度，为中国创建世界一流高校。不过，且将中国教育的前景暂搁一边，仅就深圳市的目标，即建立一流研究型大学和充分自主办学而言，到底能走多远，却是悬疑之数。因为教育毕竟不同于经济，深圳并没有多少骄傲的资本。

其实深圳大学，这所建制最完备的特区大学就曾经凭各种改革创新震动全国。1983年，深大从筹办到建成，仅仅花了八个月。此后深大屡屡推行改革，学生交费上学、勤工俭学、毕业生不包分配、教职工聘任制、学分制等当时的创新之举，到现在已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然而直到2006年，深圳大学才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如今的深大，已经“泯然众人矣”，即使在教育并不怎么发达的南方，也排不上号。

不过，深圳市要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就中国当前的现实而言，自主招生和自授学位并不是必须的。一般而言公众对高等教育招生形式、考试内容、课程设置、教学评估体制和学位发放的关注，更多是出于对教育公平关心和对教育垄断现状的厌恶心理。这和中国是否能建立一流大学没有必然联系，也不是这次深圳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衡量一所大学是不是研究型大学，关键不是看招生和教学模式。一般认为，中国的所谓名牌大学与研究型大学或说是国际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主要是体现在学术声誉、原创性成果、教授水准、科研经费和国际化水平等方面。教改问题并不是中国大学无法跻身一流的关键。事实上，自主招生和自授学位，只是学术自主派生出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后者实现的前提条件。深圳高校可能采取的具体招生模式、复试形式和内容乃至教学模式所引发的热切关注，固然反映了人们对高考和大学课程设置与社会脱节长期以来的不满，另一方面却也表明，一般公众对中国大学发展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并不了解。很多看似惊世骇俗的举措，其实并没有涉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质。

现阶段，高考的问题并不是大学改革能够解决的。许多学生和家长对高校自主办学的期待，或许只是希望在高考之外寻找一条出路。而教学方面的全国性垄断已经逐步被打破，实际上，近年来国内大学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实行课程改革，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例如北大的通识教育已经相当有规模，其他学校如中大也在效仿。如果说这种课程改革对改变高校教育的僵化、提升学生的创造力还是无补于事的话，那主要是因为缺乏高水平的师资和健全的评价体制。任何教学体系，倘若不是由深刻理解教育目标和规律的专家来设计、不是由在本领域作出过突出成就的教师来实行，到头来都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中国大学最缺乏的恰恰是健全的人才评价体制。教育行政部门对评价和考核的垄断，导致形式主义泛滥，浮夸之风盛行，教授不甘于潜心做研究，反而挖空心思投机取巧，争夺资源和利益。这只要看看有多少不学无术之辈空顶着教授博导的头衔就知道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真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自主招生和自授学位，也不可能让中国的大学跻身世界一流之列。相反，取而代之的恐怕是大规模的走后门入学和售卖学位，损害教育公平。相比之下，一考定终身至少在表面上更平等。只有建立起健全的同行评价机制，大学和教授的学术声誉取代等级和职称，这些措施才有可能成为公平和创新的保证。然而，这关涉到整个学术界风气的转变，当然难以一蹴而就。而教育学者们提出的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的设想，乃是实现这一真正蜕变的关键。

不过，正是在这一点上，深圳教改面临着真正严峻的考验。行政化的风气并不是高校内部的产物，而是在目前体制下无法幸免的归宿。作为计划经济的堡垒，在不少大学里，大到校长的任免、人事财政权的支配、学位授予权，小到课程的设置和教学科研成果评估的方式，都在行政部门的监管权限之内。因此，单单在大学内部去行政化还远远不够。教育家所面对的，是与级级部门之间的长期周旋。现阶段，为实现短期内创建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政绩目标，深圳市方面还是会全力支持在深圳实行的教育改革，教育部以公文形式，指定深圳作为教育统筹改革的试点地区来看，可窥见这种上下相契的改革的决心和迫切之意。深圳方面甚至已经同意通过立法的方式来确定行政与办学之间的关系。一旦形诸法律，自主办学无疑有了合法的依据。不过，这种支持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抵消蔓延于奠基于整个体制的行政化取向，仍是不可预料的。大学改革希望在行政助力之下实现去行政化的目标，这怎么看也像是一个悖论，因为它要求的是行政对于学术的自我否定。

归根结底，这次教育改革并不是谋求建立大批独立成长的私立学校，而只是教育行政部门打造的基于现有体制的“一场全国性试验”。自然不能颠覆原初的基本理念和诉求。教育行政部门的小心翼翼是可以理解的，即使是地方有出格的举动，但想必两方也有心照不宣的默许。我们所担心的，正是深圳一贯采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改革模式，运用在教育领域是否合适？新建的学校，在未来若干年的发展道路上会不会突然遭受莫名的行政干预而中途夭折。其实，深圳探索政教分开能否成功，决定因素非常简单。如果拥有最终的人事权和财政权，深圳的高校就可以绕过重重叠叠的规章制度和行政程序，实现自主办学的目标。以雄厚的资金和依法办学为后盾，延聘顶尖人才，复制国外最好的科研教学体系，有没有知名度，能不能得到广泛承认，并不是什么问题。关键在于，教育行政部门和深圳市政府是否有足够魄力，对改革中所产生的新生事物始终采取放任的态度而不是多方监管控制，放手让那些幼苗成长为真正的一流大学，从而为中国高等教育创造一个破局而出的机会。就此目标而言，特区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而学子们的时间，则太短，太短。

作者系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