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教育改革的现状与出路

    观点 > | Time Weekly - 2010-12-30 03:45:00
  • 本报记者 徐伟 实习生 黄颖

    Part 1 中国教育体制应鼓励变革

    时代周报:最近几年我们看到许多高校建立了各种博雅学院、研究中心,这种体制范围内的教育教学改革有多大的突破意义?

    储朝晖:各种博雅学院和研究中心,只是高校试图改善教学水平的一种努力,在目前的高校管理体制下,要突破很困难,但我们应该鼓励这种探索。这些学院的建立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教育的现状,只有整个教育制度的变革才会起作用。

    袁征:博雅学院的特点是教学内容覆盖面宽,其目的是培养博学的大师。现代大学是从12世纪欧美大学发展而来的,当时的大学,由于积累不多,综合性较强。随着人类研究的深入、知识的进步、学科的细分,这种情况难以为继。如果要是再学得那么宽,就不可能学得深入,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发展,博雅学院则是一种不合理的倒退。中国设博雅学院是学得很浅显的,不单止不能培养大师,甚至不能培养一名合格的本科生。中国教育搞改革,其实不需要自己动脑筋,自己越搞越乱,把西方大学成功的经验搬过来就可以了。

    时代周报:最近教育部下辖的拥有自主招生权大学开始建立招生联盟(如“北约”、“华约”、“理约”),联合考试以争取学生,此类招生改革,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有何意义?这是否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和垄断?

    储朝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的高校招生都是由国家统一管理,包括统一招生、统一分配,在“文革”时期中断了一段时间,1977年又得到全面恢复。这种管理体制有一个假定的前提条件,即招生是国家的事,而不是学校的事,这个假定使得招生和学校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这种机制造成的突出问题就是责权分离,政府管招生但不管教学,学校管教学,但不管招生和发文凭,责权之间出现了漏洞,使得学生无法进入其理想的学校,学校也无法招到理想的学生,两者之间出现了脱节。

    现在出现了所谓的“华约”和“北约”,虽然它们能影响的学生不是很多,但它撬动了整个招生制度,打破了过去完全由政府垄断招生的状况。虽然这个撬动过程并不完美,一些考生和学校会因此吃亏,但这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它会让高校对自己的责任更加明晰,让招生制度更趋合理,使学校和学生之间有更多机会互相了解。

    谢泳:中国高等院校的实际地位是由行政权力决定的,在这种格局下的招生制度变革,实际意义并不大。中国名校的根本意义在于它的行政意义,也就是说教育行政部门认为哪一所高校是好学校,它就是好学校,至于这所高校的实际情况并不很重要。因为中国高等教育是垄断的,名校的地位也就是僵硬的,办得再差也是名校,反过来说,有些高校办得再好,如果得不到教育行政部门的认可,也无济于事。这个格局要自身改变,我不乐观。现在中国有条件的学生,第一选择是到欧美大学读书,国内名校其实已招不到第一流的学生。这个格局是高校自己造成的。

    袁征:组团招生是大学自主招生的政策,这种政策制定的动机是好的。美国法律规定美国大学学术自由包括四个方面:教什么、由谁教、怎么教、教谁。按照法律,美国大学在招生时是完全自主的,可以实现大学的教育理念,这个法律是合理的。政府官员日理万机,没有那么多时间和条件,比如图书馆、实验室等,所以政府不应该过多干涉招生、研究的事,让大学自主招生是合理的。

    但现在允许自主招生的只是极少的重点院校,这就不公平了,因为法律规定,公民在受教育、升学的机会上是平等的。但中国有意把大学划分为三六九等,让部分学校可以获得更多资源,在招生时有一定特权。像现在的“华约”这三个集团,更是大张旗鼓,又再次凸显它们的特权,这不反没有减轻学生的负担,更是加重了负担。

    Part 2 应在制度上保障学术争鸣

    时代周报:中国大学教育千人一面的状况的关键原因,是在于教学内容单一,还是在于管办不分?如何让中国的大学办出个性?

    储朝晖:中国大学单一化有几个原因:第一,是价值理念单一,很多人认为读大学只是为了拿到文凭作求职的敲门砖,没有看到大学所包含的追求真理的价值,满足人的成长多样性的价值;第二,是评价机制单一,在短期内是很难对一所大学有准确评价的,因为学校不像工厂生产产品,而是培养人,培养的成效要在学生走出大学十年二十年后才能看出来,而现在,用考试成绩、就业率等一些简单的指标来衡量一所大学过于片面;第三,是管理体制单一,现在中国的大学用的是一种商业机构、行政机构的管理模式,为了便于管理,它要求管理对象单一化,这种逻辑显然是错误的。

    谢泳:国家垄断高等教育的最后结果,要在一个稳定的周期内显示出来,现在基本到了这个结果显示的阶段。自然科学我不熟悉,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我稍有所知,我看不出北大、清华、复旦以及其他高校在这些学科方面的明显差别,什么都要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必然是这个结果。香港科技大学只用了十年就办成了名校,而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0年的时间了,哪一所大学是原来无名而现在突显的?完全没有。抗战前,中国的清华大学真正成为国立清华大学的时间,其实也只有十年,但当时她已被公认为是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十年时间完全够一所大学出名。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自治是最重要的,它起源的时候这个特征非常突出,成长的时候也如此,不能到了成熟的时候,让她的自治特征消失。

    时代周报:教学评估体制一直是中国大学存在的重大问题,为了应付评估,各种造假、抄袭层出不穷,在商业化和社会多元化日益成长的现代社会,中国大学究竟应该怎么评定教学,如何确定自己的教学方向?

    储朝晖:简单来说就是多元、自主,学校是多样性的,人的需求也是多样性的,对大学的评价也就应该是多样性的。在多样性的前提下,大学怎样设计自己的发展理念是每个大学自己的选择,不能要求千校一面,这是基本原则。目前我国大陆的很多高校在这方面都缺乏思考,因为高校里面校长、老师都认为这个学校不是自己的,校长认为干完几年就调走了,老师则认为自己只负责上课,其他的跟自己没有关系,“我就是来打工的”,这种心态决定了高校发展的单一化。

    谢泳:要让学校有更多的自主权,大学是一个有特殊性的教育机关,要相信大学教员,要相信社会。大学办得好坏,最终是社会认可。如果教育行政部门放弃垄断教育的思路,让社会评价大学的好坏,学校自己更会有压力。教育行政部门,连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共同体都不信任,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袁征:教学评估是很有问题的,早几年教学评估造成了大面积的造假,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这完全败坏了中国高等学校的风气,结果对于高校教育水平并没有提高。只要是各个大学没有行贿受贿,没有犯法,政府根本就没必要去管,让各个大学独立发展。而且,政府去评价大学,这样做的结果就很容易导致大学领导和教师对官员唯唯诺诺,缺乏进取精神,使中国的大学教学水平无法提高。

    Part 3 让大学有自主发展的权利

    时代周报:从招生和学位授予体系角度来看,评判高等教育的权力是否被垄断?我国的高等教育应该如何走?

    储朝晖:什么是大学?简单来说,大学是一种学人的自觉组合,或者叫学人的联合体,至于谁跟谁组合、怎么去组合,应该由学人自己来决定。但现在学校的级别完全由上级设定,这是一种不大正常的状况,大学获取资源的主要渠道是上级,有关部门把大学划分成三六九等,限制了大学自主发展的权利。参照日本大学改革的经验,大学首先要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法人,它有获取资源的权利和路径,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实际上,日本的大学在改革之前也经过十几年的研究,一开始也尝试由政府支持让大学走到世界前列,但最终放弃了,因为他们看到政府的治理逻辑与大学的治理逻辑是相互抵触、相互矛盾的,所以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对日本大学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谢泳:中国高等教育,前有中国的经验,比如当年的西南联大,后有现在的世界经验,比如美国的大学、香港的大学。关键是要让大学有自治权,国家不要过多干涉,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发展,何种专业是不是到了可以授予学位的程度,学校自有判断。现在是因为国家垄断了学位的授予权,才让学位授予权变成了一种权力,其实这是一种简单的学术权力,应当还给学术共同体,学位的含金量,最终也要由社会来认可和判断。

    袁征:一种开放的教育机制应该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所以就不应该搞什么“211工程”、“985工程”,分部属院校、普通高校等,在拨款上有倾斜,应该让所有学校都公平竞争。那么各个学校就会自己去努力,去争取处于领先水平,但是现在根本不可能,规定了某校是重点大学,它就永远是重点大学,这是不合理的。公共资源应该是对每一个公民都是平等的,不能说因为高考成绩要好一点,他享受的资源就要多一些,按照罗尔斯的说法,正因为其他人高考成绩不高,才需要更多的资源,成绩差的学生应该得到更多的照顾。所以说,同一个程度、同一个地区的学校,给学校的拨款应该是平等的,而不应该分为三六九等。

    在发达国家,私立学校是教育改革的火车头,因为公立学校在制度上的改革没有得到授权是不能改的,而且公立学校要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不可能给某个学校的学生提供特别好的教育或生活条件。而私立学校不一样,在美国,只要大家愿意,就可以办学,如果他们认为某种教学方法很好,家长和学生都认可就可以改,公立学校则必须经过议会来决定。中国政府支持公立学校,而没有尊重私立学校的权益,私立学校本身就很弱,在这样的环境下,希望中国的高等教育能够百花齐放,各具特色,不进行改革是根本达不到的。


    \储朝晖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谢泳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袁征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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