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改革的现状与出路

2010-12-30 05:22:51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徐伟实习生黄颖

Part 1 中国教育体制应鼓励变革

时代周报：最近几年我们看到许多高校建立了各种博雅学院、研究中心，这种体制范围内的教育教学改革有多大的突破意义？

储朝晖：各种博雅学院和研究中心，只是高校试图改善教学水平的一种努力，在目前的高校管理体制下，要突破很困难，但我们应该鼓励这种探索。这些学院的建立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教育的现状，只有整个教育制度的变革才会起作用。

袁征：博雅学院的特点是教学内容覆盖面宽，其目的是培养博学的大师。现代大学是从12世纪欧美大学发展而来的，当时的大学，由于积累不多，综合性较强。随着人类研究的深入、知识的进步、学科的细分，这种情况难以为继。如果要是再学得那么宽，就不可能学得深入，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发展，博雅学院则是一种不合理的倒退。中国设博雅学院是学得很浅显的，不单止不能培养大师，甚至不能培养一名合格的本科生。中国教育搞改革，其实不需要自己动脑筋，自己越搞越乱，把西方大学成功的经验搬过来就可以了。

时代周报：最近教育部下辖的拥有自主招生权大学开始建立招生联盟（如“北约”、“华约”、“理约”），联合考试以争取学生，此类招生改革，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有何意义？这是否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和垄断？

储朝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的高校招生都是由国家统一管理，包括统一招生、统一分配，在“文革”时期中断了一段时间，1977年又得到全面恢复。这种管理体制有一个假定的前提条件，即招生是国家的事，而不是学校的事，这个假定使得招生和学校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这种机制造成的突出问题就是责权分离，政府管招生但不管教学，学校管教学，但不管招生和发文凭，责权之间出现了漏洞，使得学生无法进入其理想的学校，学校也无法招到理想的学生，两者之间出现了脱节。

现在出现了所谓的“华约”和“北约”，虽然它们能影响的学生不是很多，但它撬动了整个招生制度，打破了过去完全由政府垄断招生的状况。虽然这个撬动过程并不完美，一些考生和学校会因此吃亏，但这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它会让高校对自己的责任更加明晰，让招生制度更趋合理，使学校和学生之间有更多机会互相了解。

谢泳：中国高等院校的实际地位是由行政权力决定的，在这种格局下的招生制度变革，实际意义并不大。中国名校的根本意义在于它的行政意义，也就是说教育行政部门认为哪一所高校是好学校，它就是好学校，至于这所高校的实际情况并不很重要。因为中国高等教育是垄断的，名校的地位也就是僵硬的，办得再差也是名校，反过来说，有些高校办得再好，如果得不到教育行政部门的认可，也无济于事。这个格局要自身改变，我不乐观。现在中国有条件的学生，第一选择是到欧美大学读书，国内名校其实已招不到第一流的学生。这个格局是高校自己造成的。

袁征：组团招生是大学自主招生的政策，这种政策制定的动机是好的。美国法律规定美国大学学术自由包括四个方面：教什么、由谁教、怎么教、教谁。按照法律，美国大学在招生时是完全自主的，可以实现大学的教育理念，这个法律是合理的。政府官员日理万机，没有那么多时间和条件，比如图书馆、实验室等，所以政府不应该过多干涉招生、研究的事，让大学自主招生是合理的。

但现在允许自主招生的只是极少的重点院校，这就不公平了，因为法律规定，公民在受教育、升学的机会上是平等的。但中国有意把大学划分为三六九等，让部分学校可以获得更多资源，在招生时有一定特权。像现在的“华约”这三个集团，更是大张旗鼓，又再次凸显它们的特权，这不反没有减轻学生的负担，更是加重了负担。

Part 2 应在制度上保障学术争鸣

时代周报：中国大学教育千人一面的状况的关键原因，是在于教学内容单一，还是在于管办不分？如何让中国的大学办出个性？

储朝晖：中国大学单一化有几个原因：第一，是价值理念单一，很多人认为读大学只是为了拿到文凭作求职的敲门砖，没有看到大学所包含的追求真理的价值，满足人的成长多样性的价值；第二，是评价机制单一，在短期内是很难对一所大学有准确评价的，因为学校不像工厂生产产品，而是培养人，培养的成效要在学生走出大学十年二十年后才能看出来，而现在，用考试成绩、就业率等一些简单的指标来衡量一所大学过于片面；第三，是管理体制单一，现在中国的大学用的是一种商业机构、行政机构的管理模式，为了便于管理，它要求管理对象单一化，这种逻辑显然是错误的。

谢泳：国家垄断高等教育的最后结果，要在一个稳定的周期内显示出来，现在基本到了这个结果显示的阶段。自然科学我不熟悉，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我稍有所知，我看不出北大、清华、复旦以及其他高校在这些学科方面的明显差别，什么都要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必然是这个结果。香港科技大学只用了十年就办成了名校，而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0年的时间了，哪一所大学是原来无名而现在突显的？完全没有。抗战前，中国的清华大学真正成为国立清华大学的时间，其实也只有十年，但当时她已被公认为是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十年时间完全够一所大学出名。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自治是最重要的，它起源的时候这个特征非常突出，成长的时候也如此，不能到了成熟的时候，让她的自治特征消失。

时代周报：教学评估体制一直是中国大学存在的重大问题，为了应付评估，各种造假、抄袭层出不穷，在商业化和社会多元化日益成长的现代社会，中国大学究竟应该怎么评定教学，如何确定自己的教学方向？

储朝晖：简单来说就是多元、自主，学校是多样性的，人的需求也是多样性的，对大学的评价也就应该是多样性的。在多样性的前提下，大学怎样设计自己的发展理念是每个大学自己的选择，不能要求千校一面，这是基本原则。目前我国大陆的很多高校在这方面都缺乏思考，因为高校里面校长、老师都认为这个学校不是自己的，校长认为干完几年就调走了，老师则认为自己只负责上课，其他的跟自己没有关系，“我就是来打工的”，这种心态决定了高校发展的单一化。

谢泳：要让学校有更多的自主权，大学是一个有特殊性的教育机关，要相信大学教员，要相信社会。大学办得好坏，最终是社会认可。如果教育行政部门放弃垄断教育的思路，让社会评价大学的好坏，学校自己更会有压力。教育行政部门，连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共同体都不信任，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袁征：教学评估是很有问题的，早几年教学评估造成了大面积的造假，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这完全败坏了中国高等学校的风气，结果对于高校教育水平并没有提高。只要是各个大学没有行贿受贿，没有犯法，政府根本就没必要去管，让各个大学独立发展。而且，政府去评价大学，这样做的结果就很容易导致大学领导和教师对官员唯唯诺诺，缺乏进取精神，使中国的大学教学水平无法提高。

Part 3 让大学有自主发展的权利

时代周报：从招生和学位授予体系角度来看，评判高等教育的权力是否被垄断？我国的高等教育应该如何走？

储朝晖：什么是大学？简单来说，大学是一种学人的自觉组合，或者叫学人的联合体，至于谁跟谁组合、怎么去组合，应该由学人自己来决定。但现在学校的级别完全由上级设定，这是一种不大正常的状况，大学获取资源的主要渠道是上级，有关部门把大学划分成三六九等，限制了大学自主发展的权利。参照日本大学改革的经验，大学首先要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法人，它有获取资源的权利和路径，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实际上，日本的大学在改革之前也经过十几年的研究，一开始也尝试由政府支持让大学走到世界前列，但最终放弃了，因为他们看到政府的治理逻辑与大学的治理逻辑是相互抵触、相互矛盾的，所以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对日本大学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谢泳：中国高等教育，前有中国的经验，比如当年的西南联大，后有现在的世界经验，比如美国的大学、香港的大学。关键是要让大学有自治权，国家不要过多干涉，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发展，何种专业是不是到了可以授予学位的程度，学校自有判断。现在是因为国家垄断了学位的授予权，才让学位授予权变成了一种权力，其实这是一种简单的学术权力，应当还给学术共同体，学位的含金量，最终也要由社会来认可和判断。

袁征：一种开放的教育机制应该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所以就不应该搞什么“211工程”、“985工程”，分部属院校、普通高校等，在拨款上有倾斜，应该让所有学校都公平竞争。那么各个学校就会自己去努力，去争取处于领先水平，但是现在根本不可能，规定了某校是重点大学，它就永远是重点大学，这是不合理的。公共资源应该是对每一个公民都是平等的，不能说因为高考成绩要好一点，他享受的资源就要多一些，按照罗尔斯的说法，正因为其他人高考成绩不高，才需要更多的资源，成绩差的学生应该得到更多的照顾。所以说，同一个程度、同一个地区的学校，给学校的拨款应该是平等的，而不应该分为三六九等。

在发达国家，私立学校是教育改革的火车头，因为公立学校在制度上的改革没有得到授权是不能改的，而且公立学校要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不可能给某个学校的学生提供特别好的教育或生活条件。而私立学校不一样，在美国，只要大家愿意，就可以办学，如果他们认为某种教学方法很好，家长和学生都认可就可以改，公立学校则必须经过议会来决定。中国政府支持公立学校，而没有尊重私立学校的权益，私立学校本身就很弱，在这样的环境下，希望中国的高等教育能够百花齐放，各具特色，不进行改革是根本达不到的。

储朝晖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谢泳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袁征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