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骏：老百姓的疾苦不能不管

2010-12-30 05:17:30

来源: 时代周报

他曾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云南省民盟副主任，当年不肯检举费孝通成了“右派”，前些年曾举报褚时建。熟悉他的一位离休干部说，杨维骏是真心想为下面的人做点事情。“我的人生观决定的

本报记者龙婧实习生路琳娜发自上海

杨维骏的配车开进了云南省政协大门，他的后面，跟着2辆面包车。

警卫愣了一下，放了行。

进了院，车门打开，出来12个人，都是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的村民。杨维骏带着他们到政协反映的问题，是政府拆迁安置政策不合理。

村民们的房屋在2010年年初被限期拆除，政府没有出示征地手续，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也未发放，冬天到了，安置房至今没有下落。村民们跑了80多次政府，都没用。

12月17日，村民又去反映问题，依旧无果。百般无奈中，有个从云南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已经退休的副省级官员杨维骏打了电话。

杨维骏向老干部处借了个工作人员，坐着车直奔韩家湾村。站在拆迁过后遍布瓦砾的废墟上，他很久没做声。然后，老人吩咐身后的工作人员拍照、取证。一切妥当，杨维骏向村民们挥了挥手臂，“上车，跟着。”

当天，杨维骏跑上跑下，身后跟着12位访民“招摇过市”的消息在政协大院里疯传。

第二天，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一处长上门，就他“是否应该用配车带村民上访一事”跟他辩论，杨维骏理直气壮地回答：“谁规定公车只能用来吃喝玩乐。”2个小时后，处长哑口无言地告辞。

家传正义

1922年，杨维骏出生在云南昆明，是家中的第五个孩子。

这是一个显赫的家庭。

父亲杨蓁为滇中名将。辛亥革命时曾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历任护国军支队长、靖国联军总参谋长、滇军第三卫戍司令、孙中山大本营高级参谋等职，与朱德也是义结金兰的同班同学。

风光并没有持续太久，3年后，杨蓁在广西遇刺身亡。

一家人随着母亲逃到上海，躲进法租界，这一躲，就是整整12年。杨维骏说，这12年里，他见惯了世态炎凉，也看尽了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嘴脸。而母亲每晚都会给我讲父亲的故事：“讲祖父是挑水工人，祖母是女工；讲父亲带兵时不许扰民，农忙时还带着士兵去帮农民收种，自己种田，自己种菜；讲昆明第一条公路是父亲亲自带兵从西藏修到昆明……”

从父亲的故事和法租界的经历中，他懂得了正义和反抗，也从小对底层人民心怀同情。“我同情黄包车夫，同情挑担子的老百姓。我要反抗，不是我一个人，整个民族要反抗。”杨维骏至今清晰地记得，在靠近华龙路、环龙路的法国花园旁边有一家书店。有一次，哥哥带着他去书店看完书出来时，被外国老板挡在门口捉弄。当天晚上，年幼的他便捡了块石头，砸向了书店的玻璃。

1937年，大哥杨维骞为了复仇，跑到云南投考军校，一家人再次回到昆明，这时，杨维骏已是15岁的少年。2年后，大哥杨维骞把杨家认定的杀父仇人、前军阀范石生打死在昆明城门下。大仇得报后，杨家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在昆明正式安定下来。

跟父亲和大哥相反的是，杨维骏并未从军，而是选择了从政。他考入了云南大学政治系，当时云大人才济济，费孝通和苏步青都在那里任教。在学校里，他是云大自治会主席，带着学生们和国民党三清团斗争，毕业后，他回到上海，参加学生运动。这个期间，他曾经要求入党，但被指示加入民族青年同盟，并让他回到云南，去策反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

经过杨维骏等人的努力，1949年12月9日，卢汉通电全国，最终起义。“我在其中只起了一点点小作用。”杨维骏在电话里笑了一下，他说，解放后，自己又向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但这一次，组织依然拒绝了。领导对他的指示是：“你留在党外，作用更大。”

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杨维骏仕途顺畅。37岁时，他已是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

不肯检举费孝通

1959年，一夜之间，杨维骏成了“右派”。

1956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前往云南进行调研，云南方面委派曾经跟费孝通有师生之谊的杨维骏担任费孝通的调研助理。“费孝通是个知识很渊博的人，我对他心悦诚服。”杨维骏说，在费调研期间，他跟费孝通相处得很好。

“反右”前夕，费孝通响应中央“百花齐放”的号召，写了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人民日报》，给党提意见，这篇本意是为知识分子说话的文章，最后变成了“向我党进攻的第一炮”，费因此被打为“右派”。消息传到云南，担任过费助理的杨维骏被领导要求检举费孝通“反党行为”。时任政协副秘书长的他不肯检举，说：“我不知道，我不能瞎编。”

一句“不能瞎编”，让杨维骏也变成了“右派”，他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下放劳动改造。

这对杨维骏打击很大，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从小满腔热情参加革命，怎么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自觉看不到出头之日的他，向太太王婉琪提出了离婚。那时，他们结婚没多久，妻子刚刚有了身孕。“我不忍心太太连累受苦，她年轻漂亮，我让她找个好人家嫁了。”他回忆说，当时他就打算离完婚，去触电自杀。但比他小13岁的王婉琪却无论如何不肯答应丈夫的请求。

妻子的坚定，让杨维骏彻底打消了死的念头：“我要保护她，怎么挣扎也要活下来。”从此以后，无论是在最初的劳动，还是“文革”中的冲击，再艰难的日子，杨维骏再也没动过“死”这个念头。

“右派”的帽子，杨维骏一戴就是20年，他的一双儿女，也在父亲的“帽子”下慢慢长大。杨维骏说，他从不给儿女帮助，儿女也不会要父亲给他们便利。“他们都经历过那些岁月。”因此不会问我要求什么。

曾经举报褚时建

1978年，杨维骏平反。此后，他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20年的“右派”生涯，没有磨灭杨维骏骨子里的正义感。他恢复工作后，就开始跟腐败较上了劲。“我监督的都是副厅级以上的干部。”老人有些自豪，对他来说，反腐和为民，对杨维骏来说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须臾不可分离。

这并非没有给老人带来麻烦。在担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时，他向中央举报一个高官，于是，出于某些原因，第七届人大代表老人就没有当。也因为这个事情，老人的政协副主席本来还可以再干一届，但是1993年就让他退下来了。

杨维骏在云南最为人熟悉的是褚时建案。杨老回忆说，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有举报人反映，红塔香烟出厂价与市场价相差竟达一倍，厂长褚时建利用职权获得了巨额非法财富，甚至有省内领导干部子女牵涉其中。

彼时的褚时建在云南呼风唤雨，而里面还牵涉到领导干部，举报谈何容易。然而，老人并没有停下，依照线索展开调查，最终将一份材料递交到中纪委有关领导手中。

1999年，云南前红塔山烟厂厂长褚时建因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做官这些年，杨维骏从不让秘书帮他写材料和发言稿。在政协当副主席时，代表政协出席各种会议，他的第一句话总是“今天我受……委托，代表政协，祝贺什么会议胜利召开”；第二句话，就是“请允许我发表个人意见”。“我从来没有叫秘书来写过什么。”老人特意加重了语气：“ 我讲一些实话，真话，有意义的话，不愿讲官话、套话，官样文章没必要。”

刚退下来那会，省委都会定期举办会议向离退休老干部通报工作进展，每次听取老干部发言，并让老干部提意见。杨维骏都会准备厚实的发言稿，要求发言，但结果往往让领导脸色并不好看。这种事情多了，就没人再叫他去开会了。

杨维骏倒是不在乎。他说他房间里挂着兄长杨维骞所赠两首诗，其中一首题为“自勉”诗作写道：“政坛千古幻风云，多少丹心照万民；今为正纲违显贵，甘遭坎坷不甘驯。”父亲杨蓁拓片也挂在房间里，作为对自己的激励。“两封家书悬在头顶，我断然不敢背弃。” 老人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还是坚持，反正我力所能及，看见有人贪，有人欺负老百姓，我就要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就要举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活在世上不能只是为了吃好喝好玩好，为老百姓做事我心里很舒畅。多做一点算一点，该说要说，该做要做，人活着就有意义了，有价值了。”

不能不管百姓

熟悉杨维骏的一位离休老干部说，杨维骏是真心想为下面的人做点事情。“他就是这样的人。”这位老干部说，杨维骏的家里，都是别人给他的材料，有些人跟他并不认识，慕名打电话给他，他也会认真听着。而政府有时候向他们这些老干部征求意见，很多人都是随便写写，只有杨维骏，带着人去做调查，然后写一份材料递给各级领导。

就如这次的昆明新城再造，一个副厅长向大家征求意见。结果杨维骏就响应号召老老实实带着两个专家去考察，而且一考察就是两年，回来写了一堆意见，反对新城建设。

私下里，杨维骏的生活很单纯，他每天去游泳200米，然后会午睡。他说，了解外界的信息几乎都是通过媒体，他平时只看中央电视台与凤凰台，偶尔会看看昆明本地的电视台，电视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娱乐的渠道，乒乓球、篮球赛事是他的最爱，还有动物世界。“动物世界很真实，动物是假不来的。”

至于报纸，杨维骏总是先迅速瞅一眼标题，要是空话他就跳过去。“现在报纸还是有很多空话、套话。”他的语调里流露出一种遗憾。

杨维骏的偶像，和他是一类人，“我很崇拜屈原、岳飞、史可法这样的人，中华民族应该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事实上，在体制内做了这么多年领导，杨老做这些事的时候，都是有方针讲策略的，“要不他们不理你，结果只有石沉大海。”

他举了个例子，比如他在政协出席了一个会，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都在，他就把反映问题的材料交给省委书记，也交给省长、省委常委等人。杨老说，众目睽睽之下，领导们不能不看，“既然看了，那就一定要有个说法或解决办法。”

杨老也不觉得这种事会得罪人，他说，大家跟他相处得都很好，朋友还是很多，很多耿直的朋友，这些朋友们敬重他敢于讲实话，讲真话。

杨老一直说，他在外“行侠仗义”，家人都很支持。但实际上，最初，他的亲人们并非没有阻拦。太太王婉琪不知道为这些事情跟他吵过多少架，“为了这些事情（老人反腐），我们不知道吵了多少架，你一个老头能起多大作用？” 但最后，都是以妻子的失败告终。王婉琪只能用儿女的话安慰自己：“让他去吧，这是他的信仰。”

“老伴能理解我，我的人生观决定的么，看着老百姓受欺负，我不能不管不问！”

杨维骏

192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

1925年，父亲滇中名将杨蓁在广西遇刺身亡，随母迁入上海。

1937年，回到昆明。

1945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受党指示，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49年，协助劝说卢汉起义。

1949年-1959年，任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

1959年，因不肯检举费孝通，被打成“右派”。

1978年，恢复工作，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后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此后曾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3年，从云南省政协副主席一职卸任。

1993年-1998年，任云南省民盟副主任。

1998年，离休。

杨维骏著有《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商榷》、《杜文秀的晚节》等文章。前文根据大量史料对郭沫若的古代史分期论点，逐一提出质疑；后文根据史实，为受冤屈的民族英雄、农民革命领袖杜文秀恢复历史本来面貌。还著有《中国近现代史上几次伟大的反封建浪潮》。

对话杨维骏“历史永远在进步”

人生观决定爱鸣不平

时代周报：听说你用公车带村民去反映问题后，第二天就有人来找你谈话，觉得影响不好。

杨维骏：政协老干部处的一位处长来我家，责怪我开着专车带群众去政府上访不妥，我让他拿出政策和法规来，哪一条规定政府用车不能用于退休干部的调研。作为一个为群众和政府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发挥余热体恤民情，反映民生疾苦本无可厚非，我觉得人民培养一个干部那么多年，干部反过来不知道报效自己的衣食父母，这和动物有啥区别。再说，公车哪个规定只能用来吃喝玩乐啊？

时代周报：你这个级别的老领导，代人反映，别人躲都躲不掉，你还往前冲，你这么高龄，是一种信念还是？

杨维骏：我的人生观决定的嘛。我不能看着老百姓受欺负，我不管不问。老百姓养活我，我应该为老百姓服务，你离开老百姓你能生存吗？你不能生存，老百姓是你们的衣食父母。

时代周报：这种信念是你“右派”的经历还是改革开放后你所经历的一切而形成的？

杨维骏：都不是，是家传。三岁看到老，从小教育很深，这个是根子。母亲给我讲父亲的故事。我祖父是平民，挑水的工人，我祖母是女工。我父亲带兵时不许扰民，农忙时还带着士兵去帮农民收种，自己种田，自己种菜。我父亲为国为民的故事，点点滴滴。要为国为民的思想，从小扎根了，没改变过。

一件一件解决问题

时代周报：其实除了帮助民众反映问题，你在反腐方面也不留情。这么多年，有人威胁过你吗？家人是否担心你的人身安全？

杨维骏：家里人都很担心我。曾经我写信举报一个中央的高官，后来听说他说“杨维骏那个老家伙……”有好心人写信给我要我注意。没人当面威胁过我，我也没遇到过，也不知道是谁，都是间接听说。有很多好心人转告给我。

时代周报：现在全国都知道有你这样一位老人，你是否有心理准备会来很多人来找你帮忙？

杨维骏：已经有人找来了。我还是坚持这一起事件（指韩家湾村拆迁）。这个事件上去了，影响就扩大了，更多人就可以得到好处了。我就是一件事一件事来，代表性、影响面大的，我也没有精力一件一件都去管。

时代周报：这次帮他们上访完了，有没有部门又来找过你呢？

杨维骏：找过。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完，下周国土厅的一个副厅长……本周要召开一个会议，有基层官员参加，有昆明市国土局官员参加，有农民代表参加，要大家把问题都摆在桌面上，谈谈政策，按实际情况讨论，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等这个会议开了，这个事情才算了结。

时代周报：你这种脾气耿直的官员还是比较少见。你和同事、老领导相处得怎么样？关系怎么样？

杨维骏：相处得都很好，朋友还是很多。很多耿直的朋友。现在一些官员，不讲名字了，和我也是无话不谈的。和老同志关系也很好。

时代周报：媒体报道，你很喜欢读马克思主义著作？

杨维骏：被划成“右派”那时候，我就找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认真读了，详细做了笔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后来我就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现在的所有事情。

平时读些用得着的理论。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国内各阶级分析》，还有党的一些文件，《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研究历史的嘛，要写东西时也会去图书馆找资料。历史，社会，环保，教育等等。

爱国不忘士大夫风范

时代周报：“右派”的20年，你会觉得那是你最困难的时候吗？

杨维骏：刚开始根本就接受不了，打击很大。最难过的就是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想我为革命奋斗这么多年，一心为国为民，现在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打击很大，这时候最难过，接受不了。

时代周报：据说你当时都有过自杀的念头。

杨维骏：我35岁才结婚，太太是医院的助产士，亲戚介绍的。她比我小13岁。我当时觉得看不到希望了，觉得不要拖累她，但她不肯。后来为了她，我就坚持下来了。当时我是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工资有150多块，变成“右派”就只有80多了。“文革”中受的冲击更大，多少人都坚持不下来啊。

时代周报：你能回忆一下当年的情景吗？

杨维骏：就是在昆明机关大院里，劳动改造。20多年里，我都处于被监督和被改造的状态。

时代周报：你的子女也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现在他们会对你有要求吗？

杨维骏：他们生出来时我还是“右派”，劳动改造，戴“右派”帽子整整20年。他们在那个环境下成长的，经历过这些。所以不会对我有要求。儿子是在美国半工半读，苦读出来的。女儿在北京也是靠自己，做早教专家。我不会给他们不好的印象，身教重于言教。我从来不打骂子女，从来都尊重他们。

时代周报：平时看什么报纸或节目？

杨维骏：平时看报先看看大标题。看一眼是空话，就跳过去。现在媒体空话套话还很多。我也不会上网，也就看看电视。

时代周报：这几十年里，像你这样的官员，你见过么？有多少？

杨维骏：没发现。有很多干部有工作能力，也很有政绩，但是能公开站出来，不顾压力发表意见的，我还没发现。他们也有压力啊。

时代周报：有人说在你身上看见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风范，你怎么看？

杨维骏：（语调抬高）我很崇拜他们！我很崇拜屈原、岳飞、史可法这样的人。中华民族应该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他们都爱国爱民。

这个社会是多样化的。要力所能及，历史永远在进步，相信这个基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