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平静死去，但绝不向任何人屈服

2010-12-30 05:31:45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谢培发自北京

作为让·鲍德里亚曾经的学生和第二任妻子，玛琳陪伴了他25个年头。这25年，是善于思考的让·鲍德里亚理论趋于成熟的25年，是说法语的让·鲍德里亚在英语世界中声誉日隆的25年，也是低调的让·鲍德里亚进行全球旅行、讲学，“神龙见首不见尾”的25年。或许玛琳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最理解让·鲍德里亚的人，但她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熟悉让·鲍德里亚的人。我们尽可能地收集资料，设定问题，试图借由让·鲍德里亚最亲近的人的回忆，描摹出一个生动的轮廓。

这些准备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在北京一家气氛上佳的素斋馆中，玛琳在回忆中沉浸了数个小时，情绪高亢，笑容连连，回答中还带有诗一般的语句。在场友情翻译的艺术评论家、第六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总策展人费大为先生感叹道：“从未见过她有这么好的状态。”感谢玛琳的激情和费大为的慷慨，思想家、社会学家、哲学家、作家、诗人、摄影师让·鲍德里亚，著名而又遥远的让·鲍德里亚，被尽可能地还原成了一个鲜活的、纯粹的个体。

贫农、愤青、老顽童

“让·鲍德里亚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他的爷爷按照中国式的划分就是贫农，完全没有土地的、赤贫的。他爸爸是警察，家里空空荡荡，没有任何财产，连可以称得上物品的东西都没有。”玛琳对时代周报记者说。1929年，让·鲍德里亚就诞生在这样一个看上去与知识分子毫无瓜葛的法国东北部的下层阶级家庭中。幸运的是，让成为了家族中受到良好系统教育的第一人，并在高中时代“极端用功”。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充满着文化思想冲突的年代，鲍德里亚开始展现出激情的、充满法国左派风格的一面，1966年迈入巴黎南特大学的校门，师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亨利·列斐伏尔门下后，让·鲍德里亚更是在《乌托邦》、《通道》这两份左翼激进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社会评论文章。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他和他的老师们一起走上了街头。虽然鲍德里亚在南特大学担任助教，但清贫一直未能离开他。玛琳回忆道：“即便到了1970年，让写出了如今研究当代社会不可绕过的著作《消费社会》时，他的穿着依旧是非常糟糕的。”

淡出运动战场，转向书斋，让·鲍德里亚在上个世纪70年代继《消费社会》后迈入了写作的高峰期，从1975年开始到1983年，他几乎以一年一部的速度推出了《象征交换和死亡》、《忘掉福柯》、《在沉默的多数者的阴影里》、《论诱惑》、《拟象与仿真》、《致命的策略》等著作，让·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策略”也就此建立起来。通过这一系列著作，让·鲍德里亚开始成为了争议焦点和谈论热点。

同样在这个时期，让·鲍德里亚开始了频繁的全球旅游和讲学，这为他的高产更增添了一丝传奇性。玛琳透露了让·鲍德里亚的秘诀：“他练就了一种只提供最低限度的服务的本领，他可以一边说话一边不在场。当有些活动现场的探讨主题非常无聊却又必需他发言时，他可以像个自动录音机一样应付自如，但其实他的人已经不在现场了。”

让·鲍德里亚曾数次说：“有三个知识分子在场，我就溜了”，他称自己是“自修者”而不是“知识分子”。哪怕誉满天下，让·鲍德里亚也没有在去世前获得教授职位。从青年时的愤怒到老年时的游耍，让·鲍德里亚越活越像一个异类，他说：“这是我自己的游戏，我想说，我要的是某种程度的自由。”

或许在常人眼中，让·鲍德里亚是一个有些古怪的老头，但在夫人玛琳的眼中，让·鲍德里亚更像是一个可爱的老小孩。时代周报记者介绍了中国武侠世界里的“老顽童”，玛琳大笑着点头称是—他可以在接受款待、需要发言时一言不发，却在回家后对玛琳一一点评在座各位的性格，尽管他看上去只是一门心思地吃饭；让·鲍德里亚出身贫寒，几乎从未过过生日，当朋友们在玛琳策划的生日派对上送来一百多份礼物时，他居然不知所措、如坐针毡，最后将收下的礼物全部扔掉；为了让妻子下班回家时“吓一跳”，让·鲍德里亚一个人将家具全部调换位置，把东西顶在头顶一类的奇怪举动更是家常便饭。

犀利哥和淡然帝的混合体

“当整个舆论一面倒，呈现出非常愚蠢、疯狂的状态时，当让·鲍德里亚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他就会一棍子打下去。”玛琳·鲍德里亚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这些让·鲍德里亚通过媒体专栏打出的棍子，通常都指向社会事件的最痛点，和他那些深刻的著作相比，这些棒击引发了更广泛的社会争议。例如让·鲍德里亚在海湾战争发生前刊发《海湾战争不会发生》，在海湾战争中刊发《海湾战争真的在发生吗？》，并在海湾战争结束后撰文《海湾战争不曾发生》。这常被让·鲍德里亚的反对者拿来嘲弄。玛琳·鲍德里亚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让·鲍德里亚没有笨到这种程度。什么是战争？是两个对抗的敌人在打仗，是两大阵营在发生战争，但实际上美国人是动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去对付几个穿着睡袍的人，在马路上表演狂奔。我们和欧洲人所看到的战争，是完全被扭曲的，完全不真实，是被美国人制造出来的所谓的‘战争’。”

当全世界都在同情“9·11事件”、都在声讨“恐怖主义”时，让·鲍德里亚又拿出了鲜明的非主流态度。“他从来没有站在西方立场上去看问题，虽然生长在西方，但是他总是试图从西方霸权主义的统治之下、角度之外去看问题。当所有人都大叫要灭绝恐怖主义时，他却认为：‘恐怖主义有什么，你们叫什么叫？你站在西方的立场上，他们是很可怕的，要是你站在他们的立场看呢？’”玛琳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让·鲍德里亚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西方的文化潮流，比如说女权主义或者其他什么主义。这些主义列车他从来没上过，他总是忠实于自己，有自己的一条路。”

玛琳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让·鲍德里亚告诉我，他是一个战士，不是一个奴隶。他是一个可以平静地死去，但绝对不会向任何人屈服的人。”

只阅读让·鲍德里亚的文字，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犀利的，甚至是血淋淋的犀利。但在生活中，让·鲍德里亚又有着超乎常人的淡然。“直到他75岁去世，我认识了他25年以来。在这25年中，他从来就没有变化过。我只认识他一种面孔。他用这一种面孔面对朋友、敌人，面对总统、贫民，无论是面对五千个人讲话，还是对我说话，他永远是一张脸。这张脸，与其说是善良的，不如说是智慧的。”

甚至对于生命本身，让·鲍德里亚也是淡然的。玛琳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我和让·鲍德里亚之间，从来不会谈死亡与疾病，因为无能为力，所以谈也是白谈。”当知道让·鲍德里亚得了癌症以后，玛琳就马不停蹄地跑医院、找医生，托朋友，但让·鲍德里亚还是跟往常一样写作，就好像癌症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即便是把让·鲍德里亚“绑架”到医院去做化疗，他也是化疗完立刻拆针回家，不愿住院。玛琳还给时代周报记者讲了一个“笑话”：“有一天我约了两个医生到家里给他检查，医生来了我还没回来。让见到他们就说：‘你们是医生是吧，是找我太太的吧，你们先坐一会吧。坐坐坐。’好像这跟他完全没关系。”

“一直到去世，让·鲍德里亚都是平静的。”玛琳说。

实习生王媛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