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国际资本雇佣兵”的失落与虚无

2010-12-23 04:36:09
来源: 时代周报
“我整本书就在写张得志的价值观:做专业的事,赚钱,享受美食、红酒、女人,一切钱能买到的最好的东西。我们是国际资本的港籍雇佣兵。为谁?无所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爱自己。”

特约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张得志最终被那个月亮脸的女人“点了相”。胸脯中枪,躺在街上流血,无人理会。他想起十几年前最爱的大陆女人沈英洁和他们的孩子,他原本打算将自己六只镶钻黄金表和七百瓶最好的波尔多和勃艮第变卖,成立孩子的教育基金。心事未了,他死不清净。

“那是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一周年,放假的一天,什么都没有发生。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为我这样一个人写下句号。”写下这一行,陈冠中小说《什么都没有发生》算是结束了,但是小说中浓浓的香港味却久久散不去—总是在无数的香港电影里找到这股味道。

作为陈冠中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小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什么都没有发生》实在来得有些晚—那是1998年的作品。采访陈冠中是在他抵达上海做新书宣传之时。他下榻的酒店在淮海中路附近一片民居内,上海周末的上午,刚买的麦当劳咖啡还未来得及喝一口,床上摊开的衣物还未来得及整理。

陈冠中1952年生人,出生地是上海,后移居香港。或许这是他选择住在民居内小酒店原因,多少像是回家。旅台六年、驻京十年,居港四十年,陈冠中策划杂志、做编剧、参与唱片业、电视业,几乎做遍了文化圈内所有行当。可是谈到身份,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个作家,虽然在小说方面他显得并不高产。

“在各地居住,有一点很清楚我是香港人,香港是我的根。但是我很感激这种在各地居住的经历,比如在台湾的六年,才让我真正理解了台湾。”陈冠中的创作,几乎全部依赖于这种对城市的理解之上,居住大陆十年写的是13万字、引起不同凡响的《盛世》。

“我整本书就在写张得志的价值观:做专业的事,赚钱,享受美食、红酒、女人,一切钱能买到的最好的东西。我们是国际资本的港籍雇佣兵。为谁?无所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爱自己。”谈及《什么都没有发生》,他这样总结。这也是他笔下关于香港的理解。

“什么都没有发生”是幸运

时代周报:为什么小说的标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陈冠中:小说本来就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这本书实际上我写作于1998年,“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感觉始于1995年到1998年之间,年龄上已过中年,而香港正好经历了1997年回归的热闹。热闹过去了,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本以为人生会很精彩,细想起来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社会、人生的经历,对香港的看法、对人生的态度,就是这样一种以为会发生什么,却没有发生的含糊感觉。

这种含糊的感觉,可以说是一种失落,也可以说是一种幸运。想想和我同代的大陆人,上世纪50年代那些人发生了许多事,很多时候发生太多事未必是好事;而什么都没有发生或许是一种幸运。“什么都没有发生”其实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你看那些童话故事的结局都是“从此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结尾都是归于平淡;但是如果要出续集,就又会风起云涌。这是一种矛盾,我们追求的幸福都是平淡,却总容易为动荡所吸引。

时代周报:相比较香港的故事《什么都没发生》,你的小说《盛世》里却发生了许多大事,也是你写的关于大陆的故事?

陈冠中:《盛世》有一种发生了许多事后,回到没有什么事,“过了一关”的感觉。我是2000年到大陆,其间总想写一本有关大陆的小说,尝试写过几次,每次开头后就写不下去,因为没有太大把握。就好像如果有作家到香港住几个月,就想写一个香港的故事也不太可能一样。张爱玲曾经想写一个小说,题目叫《上海闲人》,写了标题却没写下去,我想她可能想写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故事,我看到这个题目觉得很好,就想写,因为我知道上海看上去很忙,其实在这种忙碌中有许多闲人,我就认识许多这样的闲人,但我至今没有在上海长住过,所以最终还是没有写成。

到了2008年发生太多事,就像一个魔方扭曲出各种形态。这时我开始思考魔方扭曲出来的不同的国人心态,所以《盛世》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故事,其实它就是在写2009年的国人心态,但是我当时把它推后了写成2013年。

《盛世》一写完马上2009年10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台湾是12月。大陆最初有不少出版社来跟我谈,但是我跟他们说先回去看完小说后再谈,结果他们没有一个回来找我的。但是之后倒是很多来跟我谈出版我以前作品的。所以有了《什么都没有发生》的简体版,这是我以前作品中唯一可以出单行本的,其他大部分都是短篇。《什么都没有发生》是我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小说。

光靠写作养不起自己

时代周报:无论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还是《盛世》,其实都不长。

陈冠中:《什么都没有发生》是7万字左右,《盛世》是13万字。很多人都跟我说他们半天甚至两三小时小说就看完了。写《什么都没有发生》是1998年,那时候我正在做电视台,所以几乎都是每天晚上逼迫自己写一点东西,这样写了半年左右;写《盛世》的时候我没事做,差不多也是写了半年。

你知道,我主要写评论文章,写essay的人,这是我主要的工具。但是写评论文章不可能把所有的情绪都表达出来,所以等到积累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有必要写一个小说将情绪清理掉,就写一个。据说作家分两类,一类是整天做调查,写小说;另一类写作是为了生活修养,我觉得自己属于后一类多一些。

我自己并不喜欢太长的小说,比如《死在威尼斯》、《沉默的美国人》这些比较经典的小说,都不是特别长篇幅。我认为理想的小说都不用那么长,让人可以有足够的信心读完。像村上春树的《1Q84》我至今还没读,因为三本太长,不太有信心读完,但是《挪威的森林》就不一样。

时代周报:你有一个称号是跨界王,那么多职业、领域中,你怎么定义自己?

陈冠中:跨界王是媒体贴的标签,自己哪里敢这么说?现在是很清楚了,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但是作家在香港养不起自己,必须多产。最开始我做一本杂志,但是亏本得厉害。恰好那时候认识许多年轻的电影导演,他们拍电影需要剧本,所以我就以编剧的身份走入电影圈。做编剧无非很清楚的目的,那边有钱。你看现在许多作家甚至诗人都开始做编剧,因为那个地方有钱,这一点是确定的。如果写作太成功,反而不会做那么多事。

时代周报:你的意思跨界是因为迫于生活压力?

陈冠中:可以这么说。香港许多作家都有其他职业。你看亦舒非常高产,但她之前做过记者、公务员,还做过公关公司。她后来全职写作也是结婚后的事。她之前是做过事的。只有那些早年南来的文人,会每天用不同笔名写很多专栏赚钱,但那需要一天写很大的量,现在的作家不太可能那么做,做不到老一辈的本事。

时代周报:《什么都没发生》是香港的故事,《盛世》算是发生在北京的故事,如果要写下一部小说呢?

陈冠中:我想写一个关于上海的故事,关于后世博上海人的心态变化。我出生在上海,可以算是上海人。香港老一辈的人中很多都来自上海,他们大多是1949年以前从上海来到香港,1949年以前的上海人和1949年以后的上海人差别很大。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香港那些上海人“海派”的作风,和现在看到的上海人的所谓“海派”不一样,前者表现的“海派”是特别爱门面,现在的上海人只表现“精明算计”那一面,我这样说上海人肯定骂死我。1949年以后上海很封闭,改革开放后才真正与1949年之前的上海连接在一起,上海人没意识到这一点,没意识到这其中有很大一个断裂。但现在举办世博了,我想这种受压抑的情绪应该都去除了吧。这是我想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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