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瑜:俱乐部制或许是个好方向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10-11-25 01:46:03
  • 本报记者 黎广 发自北京

    报告文学作家赵瑜,1988年以来先后出版了《强国梦》、《兵败汉城》和《马家军调查》,其中《强国梦》的出版将当时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引向了思辨一端,之后的两部体育作品,也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只是他这体育三部曲,多少得罪了不少体制内的人。

    不过他还是百花齐放,之后的他出版的不少报告文学,先后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等知名奖项。

    可他还热爱体育,谁叫他是李力研的生前挚友,并且还参加过篮球、自行车等体育项目的比赛。

    时代周报:中国的竞技体育是否有可以梳理的发展脉络?

    赵瑜:如果硬是要划分的话,从体制和运动员的关系上来看,大概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计划经济时期,当时国家体委对运动员的管理和当时的公有制是相吻合的。在举国体制下,国家体委当时和其他权力机关的权力基本持平,因此在运动员退役以后,体委安排运动员进入某个单位是很容易的。

    第二个阶段是私有经济逐渐起步,而中国也开始进入了奥林匹克的竞技场,因此体委的编制也开始逐渐庞大起来,这导致大量的运动员在私有制起步的情况下,退役以后的工作成为显著问题,这些问题甚至遗留到了现在。

    第三个阶段是私有经济开始成熟并与世界接轨的阶段,在这个时期比较明显的是私有制的发展让全民的体育运动反而变得缺失,这导致竞技体育的发展和全民体育发展严重脱节,因此在运动员退役以后,进入社会的阻力会更加明显,因为私有经济需要的是专业人才,而举国体制下的竞技运动员,大多都错过了学习专业技能的青春期。

    时代周报:既然很多运动员退役都难以在社会立足,那为何还有这么多人在这一行里拼搏呢?

    赵瑜:必须认识的一点是我国的人口基数大,这样就造成了我国运动员多的基础。另外竞技体育给不少农村和城市经济条件差的家庭提供了一条出路,他们把孩子送到体校,一旦有好成绩,或者夺冠,家里就能翻身。但这恰好又是他们理解的误区,因为冠军永远只有一个,所以这一行的淘汰率太高。在这种基础上,就形成了金牌太少而运动员太多的局面,这是举国体制都无法消解的问题。所以这么来看,如果一个贫苦的农民孩子,如果能上技校学个技能,或许他们的未来会更容易勾勒出来。

    时代周报:这么看来,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瓶颈在哪里?

    赵瑜: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所以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看到的是,竞技体育是个倒三角,上面的人在拼命练,但是群众中间却没有开展,比如举重、柔道、摔跤等等项目。这就是说竞技体育已经和人民的生活脱节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国家的竞技体育是为了金牌而存在的,所以这是体育政策出了问题。一个简单的例子是,目前我国非体育院校的体育设置课程,基本上与竞技体育脱节,就是说目前的竞技体育运动员很少是从学校里选拔出来,而是从小进行训练。这样就很容易失去天赋异禀、而且又有体育兴趣的孩子。所以缺乏群众基础,在这么一个人口大国里,竞技体育的发展是难以维系的。

    时代周报:有什么办法可以突破吗?

    赵瑜:我花了很长时间来观察东莞的CBA,他们是一种俱乐部的模式,就是由商家或者个人投资,组建球队,球队是从各地选拔,队员也可以在球队之间转会,所以东莞的篮球现在发展得很好,而且也有了市场化的雏形。

    实际上这样的发展模式就可以推广到很多竞技体育项目之中,这样可以吸收很多民间的优秀体育人才,通过平时的集训和打比赛,对这些运动员进行职业的训练,一旦打出名气来,其自身的生存也可以得到各种途径自行解决。这种经验如果推广开来,或许能成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一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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