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南：亚运带来一个新广州

2010-11-25 06:01:02

来源: 时代周报

亚运会期间，广州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广州亚组委副秘书长刘江南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笑言无愧于体育局长一职。

特约记者洪若琳见习记者王丽榕实习生朱乔俣发自广州

11月9日，广州亚运火炬传递。倒数第三名火炬手刘江南身着短衫短裤，神采奕奕，他接过“潮流”火炬，轻松自如地跑完不到100米的路程。

刘江南与广州亚运有不解之缘。2002年，他任广州市体育局局长，便开始着手申办亚运。两年后，亚运举办权毫无悬念落入广州之手。随后，他又投入复杂而漫长的亚运筹备工作。

作为一个学者，刘江南对体育产业有深刻的认识。他思考体育场馆的赛后利用，认为要多功能发展，不能光为体育而体育。他打破先例，主导广州亚组委独立进行市场开发，为广州亚运带来远超于往届的收入。

亚运会期间，广州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广州亚组委副秘书长刘江南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笑言无愧于体育局长一职。

主办权就是发展权

时代周报：您曾作过一个演讲，题为《影响力就是生产力，主办权就是发展权—借力体育赛事，打造城市名片》，生产力、发展权，如何表现在本次亚运会上？

刘江南：主办权就是发展权，是指一个城市举办一个重大事件获得发展的权利。我们可以用亚运会这个品牌做许多的事情，比如我们获得了许许多多权利，获得了土地的开发、项目立项等等。

1984年奥运会第一次扭亏为盈，开创了奥运会能挣钱的例子，此后各届奥运会都收到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以北京奥运会为例，它每年拉动北京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拉动全国经济3-4个百分点。

获得主办权就要有相应的调动，不是谁都能申办亚运会的。我们在申办过程中，向亚理事会承诺，要办成出色的亚运会，达到他们认可的标准，有了承诺就必须要有超常规的发展，这其中中央政府、省政府都尽了最大的力量来支持广州办亚运会。

时代周报：如您所说，“借力体育赛事，打造城市名片”，如今亚运临近闭幕，广州改变了什么？广州的城市名片上您觉得应该写上哪几个关键词？

刘江南：（笑）简而言之我觉得就是对汪洋书记的一句话的深刻的理解与认真贯彻。他说：“办亚运就是办城市，办赛事就是办城市。”这句话就全方位了，是吧？广州改变了什么？软件、硬件、环境、人文等等，多了！

单从直观的感受来说，就是汪洋书记的“五个更”—“天更蓝、水更清、路更通、房更靓、城更美”。我相信每一个广州人都能感受得到，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申亚：不战而屈人之兵

时代周报：申办亚运是广州市体育局提出的吗？

刘江南：对，申亚是我们点燃的第一个火种。当然在这之前也有过两次，1987年、1997年各一次，但是没有成功，条件还不成熟。2002年我调来体育局当局长，恰好人大代表提议案，希望配合广州2010年“一大变”，应该有一个大型的综合性国际赛事，如东亚运动会、亚运会。所以我们紧紧抓住这一民意促进一系列的工作，我们是先行军，到现在8年了。

时代周报：能和我们说说申亚的过程吗？

刘江南：当时我们面临三个对手，分别是约旦安曼、韩国汉城、马来西亚吉隆坡，只有广州不是首都城市，但是我们针对三个国外城市的特点，做了大量的化解工作，一一使他们放弃，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从而申亚成功。这是亚运史上唯一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打擂台、投票，把申亚成本越叫越高，我们避免了这个场面。

由此我感到，广州获得了千年不遇的机遇。首先广州能在全国出线就不容易了，按一般道理来说，应该是先轮到直辖市的，特别是上海，还没办过亚运会，如果上海申博没有成功，一定会全力争取申亚。我很珍惜申亚成功这一机遇，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倾注我的真情去做好这个工作的。

时代周报：筹办亚运会的6年时间里都遇到什么困难？

刘江南：纠正一下，是8年，从申亚开始算起，不是6年。

筹备过程是一漫长的历史。亚组委从开始的十几二十个人，到后来的八百多人。从刚开始的临时抽调人员到任命许瑞生副市长为常务副秘书长，主持亚组委的日常工作，从刚开始在体育局办公，后来租了发展大厦办公，再后来才建了这个亚体中心，这都是量的变化和质的提升过程。

我们的人员很精干，北京奥组委是四千多人，我们才八百多人，市政府、省政府各部门的人都动员起来做这件事情。

困难就不讲了，太多了，都是一样的，每周每件事情都有困难，但是我们都克服了。

时代周报：从申办到筹备再到举行，亚运可以说是您任上的一大手笔。

刘江南：也不能这么说，我只是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市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无愧于当时和现在的体育局长一职。毫无疑问，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历史，尽管我当过知青，走过很多艰难的道路。

广州办亚运：厚积薄发

时代周报：我们注意到您来广州27年了，广州在历史上举办的诸多大型赛事，您几乎都一一经历过了。您觉得历次赛事与这次2010广州亚运有什么区别？

刘江南：我是广西人，1983年考研究生来广州的。这是一个积少成多、厚积薄发的过程。亚运不是想办就办的，广州之前举办了国际赛事积累了不少经验，才有足够的勇气、实力和魄力来举办亚运会。以前举办的比赛，为举办亚运奠定基础，而非一口吃成大胖子。广州走过了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子。

时代周报：您觉得历次运动会对广州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刘江南：正如我所说过的，六运会带来一个新天河，九运会带来一个新东圃，亚运会带来一个新广州。我是老广州了，27年了，看着广州一步步变得漂亮，一步步变成现代化、国际化的大都市。现在我们是国家中心城市，正如张广宁书记提出的两个基本点，一是世界著名的商贸名城，二是世界文化名城，这两个方面都离不开体育产业和文化。

时代周报：这些都是亚运引起的变化吗？

刘江南：对，由亚运带动的，当然没有亚运也会出现，但是不会像现在那样迅猛地发展。亚运对经济、对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引擎。亚运是“眼球经济”，它在瞬间吸引了世界、亚洲、全国人民的关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力，在短时间内把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吸纳到这个城市来，使主办地在经济发展发面加快步伐，起着阶段性的促进作用。

场馆利用：不能为体育而体育

时代周报：有一种说法说广州亚运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一种及时经济，应该如何应对“后亚运时代”？

刘江南：这就要看你怎么样用这些资源了。我们在考虑“后亚运时代”体育场馆的使用，不要让它闲置，不要“赛时门庭若市，赛后门可罗雀”。当然，这是一个世界难题，要处理好满足赛事需求和赛后使用的关系。现在没有太多的成功例子，悉尼、雅典奥运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场馆、奥林匹克公园建得离城市很远，或者过分集中。

广州一开始就考虑把设施分布于全市，这就为赛后利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希望今后在全民健身、举行重大赛事、举办一系列文体活动等方面，发挥它的应有作用。

当然，说“全民健身”，是要充分利用好场馆，并非敞开大门给市民无偿使用。“使用”与“利用”一字之差，但相去甚远。

时代周报：体育中心应该说是赛后利用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刘江南：对，这是全国范围内的一个比较好的例子。体育中心收入最好的时候能有1.3亿左右的收入，能够养活自己，还有余钱进行日常维护。体育中心举办的活动很多，有国际比赛、群众体育活动、还有演唱会、在大草坪上免费放电影等等，这都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用体育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功不可没，2008年，广州体育产业增加值达122. 63亿元，占GDP的1.48%，体育产业发展也很快。此外，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有作用，对于那些不适合于国际化大都市的产业，腾笼换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时代周报：天河体育中心的成功，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刘江南：体育馆要利用得好得有个过程和环境，我自己总结了六点。

第一人口要多，人口少很难把场馆有效地使用起来。第二经济要发展，要有一定的经济水平。第三是消费观念也要超前，要引导大家体育消费，让“花钱买健康”的观念深入人心。第四就是地理环境，要把体育场馆分布到不同地方，而不能集中在市区。体育馆既是经济中心，又是文化中心、社会活动中心。广州四季如春，一年四季都可以比赛，一到冬天，北方已经是寒冬腊月，白雪皑皑，我们这里还绿草茵茵。

第五，不可缺少的元素是，城市功能要齐全，诸如信息、金融、医疗卫生、交通、饮食、传媒、治安等，这些不齐全都不行。这次亚运给广州市发展的一个重大的促进，就是使城市的功能更加齐全，样样都是世界一流，真是不简单。

第六就是说离不开的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体育产业不能光靠计划经济的那一套，它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运行。比如，NBA要来打一场球，我们没有干预，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营运，他们自己卖票自己赚钱，我们就是做好服务工作，这样才能吸引体育品牌落户广州。

开先河：广州亚组委独立开发市场

时代周报：您在亚组委中是分管市场开发的，据我们所知，此次广州亚运是唯一一届买断市场开发代理权的亚运会。

刘江南：对，我分管亚运会市场开发部，是第一任市场开发部部长，主要是负责前期的铺垫工作。本次亚运会市场开发可以说是开了运动会市场开发的先河，原来的市场开发都是由代理公司、中介公司进行，一直都是日本的电通，他们是亚奥理事会的代理商。

时代周报：为什么是日本电通？

刘江南：这是一个惯例，广州亚运开始也是按惯例进行，我当时认为电通应该给我们承诺，广州亚运会你到底用这个品牌能够带回多少市场开发的数额。但是对方开始不愿意，我当时感觉到不理解，你是唯一代理商，你不能做到哪算到哪，因此我再三敦促他们给承诺，最后他们给了一个非常低的数字，就是1.2亿美元，按照目前的汇率来算才多少钱，非常少，跟我的愿望相距甚远。

后来在各省市领导，特别是国家体育总局的出面，跟高层多次的交涉，希望他们理解中国，理解广州亚运会，如果单一靠代理公司开发，可能效果不太明显，因此我们希望能够采取让渡的方式把开发权交给广州亚组委，终于达成共识，亚奥理事会也开了先河，把开发权交给亚组委，由亚组委独立开发，这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时代周报：谈判过程中有什么故事吗？

刘江南：当时经常和日本电通争论甚至吵架。有一个小插曲：谈判时，电通说丰田应该做赞助商，他们套用中国一句成语改成了丰田的广告词—“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我马上委婉地回敬他们：“世界处处都有人，有人必有中国人。”（笑）

时代周报：现在广州亚运的市场开发取得的成绩如何？

刘江南：既然开发权交给亚组委，一切得靠自己，因此对我们是机遇，但更多也是一个挑战。而且我们正好在2008年金融危机这个节骨眼上接过市场开发的权利，无疑是一个困难局面，但是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当然还有省委省政府和国家体育总局的大力支持下，社会各界大力的支持下，我的后任方达儿部长带领着大家想方设法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既按照国际惯例，也结合广州的现实，效率大大提高，成效超于历届。

由于是商业的秘密，就不方便具体地说开发数额，但是从数量上说，现在已经有53家赞助商，大大高于历届的亚运会。在赞助商里面，除了有国企还有民营企业，除了中国的企业也有国外的企业，除了有大陆的企业，也有台湾的企业，覆盖面非常广，充分说明了我们抓住了市场开发的机遇，也说明广州亚运会市场开发更多是利用市场机制，而不像以往更多靠的是市长的行为。

广州精神：“敢为人先”

时代周报：您觉得广州的亚运精神是什么？

刘江南：从深层次来讲，在人文方面，亚运城市精神看似很宽泛、很抽象，但确确实实存在，特别是相对于没有举办亚运会的城市来说，尤为明显。具体是什么，有待于大家去归纳总结，上升为理论。我个人的理解是，这种精神涵盖三大方面。

第一，传承奥林匹克精神。通过举办亚运会，让“更高、更快、更强”和“公平、公正、公开”等奥林匹克精神在广州、广东、中国，乃至亚洲得到更大的传承和宣扬。

第二，在广州这个大舞台融合了亚洲参与国和地区的文化。这包含体育文化，广州亚运除了涵盖奥运会28个项目之外，还多了14个非奥项目。这些非奥项目往往体现了亚洲各国、各地区的传统体育文化，藤球、龙船等等。这样就更加充分地体现了“激情盛会，和谐亚洲”的理念。让广州亚运不仅展现流行的体育项目，更要让各国、地区在亚运大舞台上一展风采。

除了赛事之外，还有很多方面体现亚洲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例如，开幕式表演、珠江巡游的45艘游船，等等。

第三，通过亚运大舞台，充分展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主办地的岭南文化。

三大体系，四面八方，交融于一个城市。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又有广州改革开放的精神风貌。除了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两千多年的岭南文化之外，广州改革开放以来“敢为人先”精神尤为突出。这就是广州城市精神、亚运城市精神。

时代周报：广州亚运的特点是什么？

刘江南：从申办、筹办到举办，我总结了三句话。

第一句是，诚意、实力、潜力缺一不可。

我们说，广州有今天，中国有今天，是亚洲各国人民对我们的支持。希望能给一个机会给广州人民，来回馈亚洲人民。这叫诚意。

但回馈亚洲人民要有实力啊，当年我们的GDP是4000亿，一年1000亿GDP的增长，这就是广州的实力。改革开放促进广州社会经济实力大发展，体育场馆、设施遍布城市。这就是实力。

实力还不行，实力是那时候的，那今后怎么办，我们相信我们广州今后更加美好，2004年到现在，六年过去了，果真如此。广州每年1000亿的GDP的增长，广州的城市面貌大改变，就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说的：“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十年一大变。”实现了这个愿望，这就是潜力。

第二句是广州、神州、亚洲紧密相连。

我们广州虽然是主办城市，但是要用亚运把中国连在一起，而且我们不光代表中国，我们还要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连在一起。

第三是五羊、五星、五环同在心中。

五羊是广州、五星是中国，五环是奥林匹克精神，

这三句话是我的体会，作为一个经历者，一个促进者，一个实践者，这三句话，代表着广州人民应该做的事情和美好的愿景，这就是我的切身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