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江南:亚运带来一个新广州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10-11-25 01:35:37
  • [摘要] 亚运会期间,广州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广州亚组委副秘书长刘江南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笑言无愧于体育局长一职。

    谈到广州亚运会,刘江南说他无愧于体育局长一职。

    特约记者 洪若琳 见习记者 王丽榕 实习生 朱乔俣 发自广州

    11月9日,广州亚运火炬传递。倒数第三名火炬手刘江南身着短衫短裤,神采奕奕,他接过“潮流”火炬,轻松自如地跑完不到100米的路程。

    刘江南与广州亚运有不解之缘。2002年,他任广州市体育局局长,便开始着手申办亚运。两年后,亚运举办权毫无悬念落入广州之手。随后,他又投入复杂而漫长的亚运筹备工作。

    作为一个学者,刘江南对体育产业有深刻的认识。他思考体育场馆的赛后利用,认为要多功能发展,不能光为体育而体育。他打破先例,主导广州亚组委独立进行市场开发,为广州亚运带来远超于往届的收入。

    亚运会期间,广州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广州亚组委副秘书长刘江南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笑言无愧于体育局长一职。

    主办权就是发展权

    时代周报:您曾作过一个演讲,题为《影响力就是生产力,主办权就是发展权—借力体育赛事,打造城市名片》,生产力、发展权,如何表现在本次亚运会上?

    刘江南:主办权就是发展权,是指一个城市举办一个重大事件获得发展的权利。我们可以用亚运会这个品牌做许多的事情,比如我们获得了许许多多权利,获得了土地的开发、项目立项等等。

    1984年奥运会第一次扭亏为盈,开创了奥运会能挣钱的例子,此后各届奥运会都收到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以北京奥运会为例,它每年拉动北京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拉动全国经济3-4个百分点。

    获得主办权就要有相应的调动,不是谁都能申办亚运会的。我们在申办过程中,向亚理事会承诺,要办成出色的亚运会,达到他们认可的标准,有了承诺就必须要有超常规的发展,这其中中央政府、省政府都尽了最大的力量来支持广州办亚运会。

    时代周报:如您所说,“借力体育赛事,打造城市名片”,如今亚运临近闭幕,广州改变了什么?广州的城市名片上您觉得应该写上哪几个关键词?

    刘江南:(笑)简而言之我觉得就是对汪洋书记的一句话的深刻的理解与认真贯彻。他说:“办亚运就是办城市,办赛事就是办城市。”这句话就全方位了,是吧?广州改变了什么?软件、硬件、环境、人文等等,多了!

    单从直观的感受来说,就是汪洋书记的“五个更”—“天更蓝、水更清、路更通、房更靓、城更美”。我相信每一个广州人都能感受得到,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申亚:不战而屈人之兵

    时代周报:申办亚运是广州市体育局提出的吗?

    刘江南:对,申亚是我们点燃的第一个火种。当然在这之前也有过两次,1987年、1997年各一次,但是没有成功,条件还不成熟。2002年我调来体育局当局长,恰好人大代表提议案,希望配合广州2010年“一大变”,应该有一个大型的综合性国际赛事,如东亚运动会、亚运会。所以我们紧紧抓住这一民意促进一系列的工作,我们是先行军,到现在8年了。

    时代周报:能和我们说说申亚的过程吗?

    刘江南:当时我们面临三个对手,分别是约旦安曼、韩国汉城、马来西亚吉隆坡,只有广州不是首都城市,但是我们针对三个国外城市的特点,做了大量的化解工作,一一使他们放弃,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从而申亚成功。这是亚运史上唯一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打擂台、投票,把申亚成本越叫越高,我们避免了这个场面。

    由此我感到,广州获得了千年不遇的机遇。首先广州能在全国出线就不容易了,按一般道理来说,应该是先轮到直辖市的,特别是上海,还没办过亚运会,如果上海申博没有成功,一定会全力争取申亚。我很珍惜申亚成功这一机遇,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倾注我的真情去做好这个工作的。

    时代周报:筹办亚运会的6年时间里都遇到什么困难?

    刘江南:纠正一下,是8年,从申亚开始算起,不是6年。

    筹备过程是一漫长的历史。亚组委从开始的十几二十个人,到后来的八百多人。从刚开始的临时抽调人员到任命许瑞生副市长为常务副秘书长,主持亚组委的日常工作,从刚开始在体育局办公,后来租了发展大厦办公,再后来才建了这个亚体中心,这都是量的变化和质的提升过程。

    我们的人员很精干,北京奥组委是四千多人,我们才八百多人,市政府、省政府各部门的人都动员起来做这件事情。

    困难就不讲了,太多了,都是一样的,每周每件事情都有困难,但是我们都克服了。

    时代周报:从申办到筹备再到举行,亚运可以说是您任上的一大手笔。

    刘江南:也不能这么说,我只是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市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无愧于当时和现在的体育局长一职。毫无疑问,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历史,尽管我当过知青,走过很多艰难的道路。

    广州办亚运:厚积薄发

    时代周报:我们注意到您来广州27年了,广州在历史上举办的诸多大型赛事,您几乎都一一经历过了。您觉得历次赛事与这次2010广州亚运有什么区别?

    刘江南:我是广西人,1983年考研究生来广州的。这是一个积少成多、厚积薄发的过程。亚运不是想办就办的,广州之前举办了国际赛事积累了不少经验,才有足够的勇气、实力和魄力来举办亚运会。以前举办的比赛,为举办亚运奠定基础,而非一口吃成大胖子。广州走过了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子。

    时代周报:您觉得历次运动会对广州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刘江南:正如我所说过的,六运会带来一个新天河,九运会带来一个新东圃,亚运会带来一个新广州。我是老广州了,27年了,看着广州一步步变得漂亮,一步步变成现代化、国际化的大都市。现在我们是国家中心城市,正如张广宁书记提出的两个基本点,一是世界著名的商贸名城,二是世界文化名城,这两个方面都离不开体育产业和文化。

    时代周报:这些都是亚运引起的变化吗?

    刘江南:对,由亚运带动的,当然没有亚运也会出现,但是不会像现在那样迅猛地发展。亚运对经济、对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引擎。亚运是“眼球经济”,它在瞬间吸引了世界、亚洲、全国人民的关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力,在短时间内把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吸纳到这个城市来,使主办地在经济发展发面加快步伐,起着阶段性的促进作用。

    场馆利用:不能为体育而体育

    时代周报:有一种说法说广州亚运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一种及时经济,应该如何应对“后亚运时代”?

    刘江南:这就要看你怎么样用这些资源了。我们在考虑“后亚运时代”体育场馆的使用,不要让它闲置,不要“赛时门庭若市,赛后门可罗雀”。当然,这是一个世界难题,要处理好满足赛事需求和赛后使用的关系。现在没有太多的成功例子,悉尼、雅典奥运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场馆、奥林匹克公园建得离城市很远,或者过分集中。

    广州一开始就考虑把设施分布于全市,这就为赛后利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希望今后在全民健身、举行重大赛事、举办一系列文体活动等方面,发挥它的应有作用。

    当然,说“全民健身”,是要充分利用好场馆,并非敞开大门给市民无偿使用。“使用”与“利用”一字之差,但相去甚远。

    时代周报:体育中心应该说是赛后利用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刘江南:对,这是全国范围内的一个比较好的例子。体育中心收入最好的时候能有1.3亿左右的收入,能够养活自己,还有余钱进行日常维护。体育中心举办的活动很多,有国际比赛、群众体育活动、还有演唱会、在大草坪上免费放电影等等,这都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用体育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功不可没,2008年,广州体育产业增加值达122. 63亿元,占GDP的1.48%,体育产业发展也很快。此外,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有作用,对于那些不适合于国际化大都市的产业,腾笼换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时代周报:天河体育中心的成功,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刘江南:体育馆要利用得好得有个过程和环境,我自己总结了六点。

    第一人口要多,人口少很难把场馆有效地使用起来。第二经济要发展,要有一定的经济水平。第三是消费观念也要超前,要引导大家体育消费,让“花钱买健康”的观念深入人心。第四就是地理环境,要把体育场馆分布到不同地方,而不能集中在市区。体育馆既是经济中心,又是文化中心、社会活动中心。广州四季如春,一年四季都可以比赛,一到冬天,北方已经是寒冬腊月,白雪皑皑,我们这里还绿草茵茵。

    第五,不可缺少的元素是,城市功能要齐全,诸如信息、金融、医疗卫生、交通、饮食、传媒、治安等,这些不齐全都不行。这次亚运给广州市发展的一个重大的促进,就是使城市的功能更加齐全,样样都是世界一流,真是不简单。

    第六就是说离不开的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体育产业不能光靠计划经济的那一套,它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运行。比如,NBA要来打一场球,我们没有干预,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营运,他们自己卖票自己赚钱,我们就是做好服务工作,这样才能吸引体育品牌落户广州。

    开先河:广州亚组委独立开发市场

    时代周报:您在亚组委中是分管市场开发的,据我们所知,此次广州亚运是唯一一届买断市场开发代理权的亚运会。

    刘江南:对,我分管亚运会市场开发部,是第一任市场开发部部长,主要是负责前期的铺垫工作。本次亚运会市场开发可以说是开了运动会市场开发的先河,原来的市场开发都是由代理公司、中介公司进行,一直都是日本的电通,他们是亚奥理事会的代理商。

    时代周报:为什么是日本电通?

    刘江南:这是一个惯例,广州亚运开始也是按惯例进行,我当时认为电通应该给我们承诺,广州亚运会你到底用这个品牌能够带回多少市场开发的数额。但是对方开始不愿意,我当时感觉到不理解,你是唯一代理商,你不能做到哪算到哪,因此我再三敦促他们给承诺,最后他们给了一个非常低的数字,就是1.2亿美元,按照目前的汇率来算才多少钱,非常少,跟我的愿望相距甚远。

    后来在各省市领导,特别是国家体育总局的出面,跟高层多次的交涉,希望他们理解中国,理解广州亚运会,如果单一靠代理公司开发,可能效果不太明显,因此我们希望能够采取让渡的方式把开发权交给广州亚组委,终于达成共识,亚奥理事会也开了先河,把开发权交给亚组委,由亚组委独立开发,这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时代周报:谈判过程中有什么故事吗?

    刘江南:当时经常和日本电通争论甚至吵架。有一个小插曲:谈判时,电通说丰田应该做赞助商,他们套用中国一句成语改成了丰田的广告词—“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我马上委婉地回敬他们:“世界处处都有人,有人必有中国人。”(笑)

    时代周报:现在广州亚运的市场开发取得的成绩如何?

    刘江南:既然开发权交给亚组委,一切得靠自己,因此对我们是机遇,但更多也是一个挑战。而且我们正好在2008年金融危机这个节骨眼上接过市场开发的权利,无疑是一个困难局面,但是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当然还有省委省政府和国家体育总局的大力支持下,社会各界大力的支持下,我的后任方达儿部长带领着大家想方设法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既按照国际惯例,也结合广州的现实,效率大大提高,成效超于历届。

    由于是商业的秘密,就不方便具体地说开发数额,但是从数量上说,现在已经有53家赞助商,大大高于历届的亚运会。在赞助商里面,除了有国企还有民营企业,除了中国的企业也有国外的企业,除了有大陆的企业,也有台湾的企业,覆盖面非常广,充分说明了我们抓住了市场开发的机遇,也说明广州亚运会市场开发更多是利用市场机制,而不像以往更多靠的是市长的行为。

    广州精神:“敢为人先”

    时代周报:您觉得广州的亚运精神是什么?

    刘江南:从深层次来讲,在人文方面,亚运城市精神看似很宽泛、很抽象,但确确实实存在,特别是相对于没有举办亚运会的城市来说,尤为明显。具体是什么,有待于大家去归纳总结,上升为理论。我个人的理解是,这种精神涵盖三大方面。

    第一,传承奥林匹克精神。通过举办亚运会,让“更高、更快、更强”和“公平、公正、公开”等奥林匹克精神在广州、广东、中国,乃至亚洲得到更大的传承和宣扬。

    第二,在广州这个大舞台融合了亚洲参与国和地区的文化。这包含体育文化,广州亚运除了涵盖奥运会28个项目之外,还多了14个非奥项目。这些非奥项目往往体现了亚洲各国、各地区的传统体育文化,藤球、龙船等等。这样就更加充分地体现了“激情盛会,和谐亚洲”的理念。让广州亚运不仅展现流行的体育项目,更要让各国、地区在亚运大舞台上一展风采。

    除了赛事之外,还有很多方面体现亚洲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例如,开幕式表演、珠江巡游的45艘游船,等等。

    第三,通过亚运大舞台,充分展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主办地的岭南文化。

    三大体系,四面八方,交融于一个城市。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又有广州改革开放的精神风貌。 除了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两千多年的岭南文化之外,广州改革开放以来“敢为人先”精神尤为突出。这就是广州城市精神、亚运城市精神。

    时代周报:广州亚运的特点是什么?

    刘江南:从申办、筹办到举办,我总结了三句话。

    第一句是,诚意、实力、潜力缺一不可。

    我们说,广州有今天,中国有今天,是亚洲各国人民对我们的支持。希望能给一个机会给广州人民,来回馈亚洲人民。这叫诚意。

    但回馈亚洲人民要有实力啊,当年我们的GDP是4000亿,一年1000亿GDP的增长,这就是广州的实力。改革开放促进广州社会经济实力大发展,体育场馆、设施遍布城市。这就是实力。

    实力还不行,实力是那时候的,那今后怎么办,我们相信我们广州今后更加美好,2004年到现在,六年过去了,果真如此。广州每年1000亿的GDP的增长,广州的城市面貌大改变,就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说的:“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十年一大变。”实现了这个愿望,这就是潜力。

    第二句是广州、神州、亚洲紧密相连。

    我们广州虽然是主办城市,但是要用亚运把中国连在一起,而且我们不光代表中国,我们还要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连在一起。

    第三是五羊、五星、五环同在心中。

    五羊是广州、五星是中国,五环是奥林匹克精神,

    这三句话是我的体会,作为一个经历者,一个促进者,一个实践者,这三句话,代表着广州人民应该做的事情和美好的愿景,这就是我的切身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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