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琐言

2010-11-20 03:18:06

来源: 时代周报

刘绍铭

“China Hand”这名词不易找到适当的中译。或有译为“中国通”者，其实不通。如要名实相副，此“通人”应对中国语文、国法人情、医卜星相、天文地理无所不通。世间何来这种动物？“China Hand”难有中译，因为指涉的范围太笼统，太不着边际。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除布福音外，穷其一生翻译诸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这类经典。如果我们只把他看作“China Hand”，那不但是对他本人，也是对他从事的行业一种莫大的侮辱。他是汉学家（Sinologist），牛津大学第一个中文讲座教授。

“中国通”这个称谓，原指于十九世纪长期在中国通商港口做买卖的生意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对当地人的衣食住行自然会有粗浅的认识。中文动词无时态，中国人吃饭不动刀叉，名字是“姓名”，因此个人的“名”放在“姓”之后。这些规矩，有别于西洋习惯，因此办“华务”（有别于“洋务”）的人回到“祖家”，从未见过世面的乡亲父老围着请说Cathay（中国）。任何原乡父老从未之闻也的事物，经这位还乡子弟细细道来，煞有介事得像一门新兴学问。在那年代、那场合，谁在刀叉银器白餐布的桌上只靠两根chopsticks（筷子）就轻轻把沙津盆上的菜蔬送进嘴里，谁在众人的眼中就是一名“China Hand”。

在中国长大、以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成名的赛珍珠（Pearl Buck, 1892-1973）大概受够了“中国通”的胡说八道，一直鼓励林语堂出书以正视听。林氏《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6年出版后，一纸风行，正是赛珍珠催生的结果。这是一本专以洋人为对象的入门书。

《吾国与吾民》这本为洋人而写的入门本书，其内容对“有识之士”来说多是老生常谈，当年如是，今天亦如是。入门书没有条分缕述的空间，顾此即失彼，粗疏自难免。“中国人”（“The Chinese People”）一章畅论大江南北百姓之特质。语堂先生认为北佬受苦寒天气影响，生活艰苦、思想单纯（simple thinking）、高头大马、精力充沛、爱吃洋葱、性格开朗豪爽。北地是河南“拳匪”和山东响马的老家。

江南子弟，耽于逸乐，脑筋灵活但体能衰退（mentally developed but physically retrograde），好风雅、慕奢华，男子发育不全，女子神经衰弱。南人喜啖燕窝汤，爱吃莲子羹。做生意，精明伶俐，吟风月，得体到家。但江南子弟在战场上一听见号角声就滚在地上叫妈妈（to roll on the ground and cry for mamma）。

说过江南后，林语堂说话广东，“Where people eat like men and work like men”。语堂先生英文流水行云，当然不会辞不达意，只是eat like men和work like men这两句话的“意”究竟如何，实不好解。大杯酒大块肉男儿本色的吃相？“Work like men”更不好猜。像男子汉大丈夫那么刻苦耐劳？可以肯定的是，粤人有进取心、肯冒险犯难，但同时也以性情暴躁、好勇斗狠知名。粤、越相通，广东人嗜蛇，想是百越先民遗风。

语堂先生点评的省份除广东还有湖北和湖南。依他说，湖北人骂街震天价响，又爱“耍手段”（intrigue-loving）。湖北人是外省心目中的“天上九头鸟”。九头鸟因是九命鸟，所以永不言败。他们嫌辣椒不辣，非得先用热油煎炸一番才入口。湖南人呢？湘家子弟兵，勇字当头，见者披靡。语堂先生说总体而言，历代王朝成霸业的开国之君，大多是吃面条的北佬，吃米饭的南人忙着做生意，懒得动粗，因此没几个登上dragon throne（龙位），穿上龙袍。

用英国人的话说，粤、湘、鄂三地的同胞看到林博士对自己的家乡出言如此轻佻，would not be amused（不会会心一笑）。林语堂的学识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中国通”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究竟“中国通”是什么一个模样？且听林先生道来。中国通的“正身”，或为传教士之苗裔、或为船长、或为领事馆秘书、或为只把中国看作沙丁鱼和Sunkist水果交易场所的商人。他们不一定都是胸无点墨辈，有些可能还是出色的新闻从业员。缺憾是他们全是中文文盲，事事依赖别人给他翻译。

留在神州境内的“中国通”最大的考验是因公非得在稠人广众的街道亮相，迫他们忍受千百双异教徒的眼睛贼亮亮的睇视。他匆匆地打量一下眼前一浪接一浪的人海，虽然中国人不像漫画书描绘的那样，每个人都长了懵猪斜眼，但他们会不会背后捅你一刀呢？“中国通”生活于恐惧中。他出门时一定坐上自己的汽车。关好车门、摇上窗玻璃，马上就回到安全明亮的文明世界，跟车外的人海划清界线。

我们“中国通”的家离办公室只有三英里。他在中国二十五年，这一段汽车旅程也走了二十五年。他回英国老家度假或退休时是绝不会跟乡亲提到怕面对人海这回事的。给伦敦《泰晤士报》写通讯稿时，他署名“An Old Resident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突显自己留华二十五年的经验，虽然他从没有在中国人的家作过一次客，虽然他拒绝光顾中国餐馆，虽然他没有读过一行中文报纸，或说过一句“你好吗”。

外行人充内行、一窍不通却强作解人，林语堂笔下的“中国通”，其实是骗子，怪不得他描述他们的嘴脸时用词刻薄，尽讥讽之能事。那年头的“中国通”是时代产品。传教士和领事馆职员也许需要懂一些皮毛中文来点缀，但来华销售沙丁鱼和Sunkist水果的商贾，交易时只要有华人“买办”在场，实在也不用学中文。那年头，正如林语堂说的，the true Europeans in China do not speak Chinese, and the true Chinese do not speak English。那年头，留在中国的“正宗”欧洲人不说华语，怕华语说得到家时难免染上一些华人习尚，看在自己欧洲人眼里，总是“怪怪的”（queer）。华人英语说得太漂亮容易“数典忘祖”，士大夫之耻也，因此“正宗”华人羞说英文。你不干、我也不干，华“夷”双方各有顾忌，用英文给Cathay做解人的，就剩下我们的“Old China Hand”。蜀中无大将，幽默大师说，你只好“put up with”他们了，包涵包涵一下吧。

作者系香港岭南大学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