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级细菌”来袭 警钟还是阴谋?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10-11-03 17:30:00
  • 本报记者 吴晓蕾 发自北京

    与自然界所有的生物一样,小小的细菌也懂得“物竞天择”的进化论。

    在与抗生素“搏斗”了多年以后,2010年,一类携带新基因“新德里金属β-内酰胺酶-1”(以下简称“NDM-1”)的耐药细菌横空出世,使几乎所有抗生素都对其束手无策。

    科学家们为这种耐药细菌起了一个十分后现代的名字—“超级细菌”(superbug)。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攻陷”中亚、欧洲以及美洲的部分国家。一周前,中国大陆也已证实出现3例“超级细菌”的报告。

    而在“超级细菌”汹汹而来的态势下,全球股市上生物医药板块几乎全线飘红,渲染“超级细菌”来袭,究竟是一记警钟还是又一场阴谋?

    揭秘“超级细菌”

    “在专业领域内,超级细菌的概念已经被大家关注了很长时间。”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医院教授肖永红对时代周报记者介绍说。几乎从抗菌药物产生的那天起,细菌耐药性的问题就已经被研究抗病毒问题的学者们所关注。而此次“超级细菌”走入公众视野,既属偶然,又属必然。

    今年8月11日,英国卡迪夫大学医学院教授提摩太•沃尔什(Timothy Walsh)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刊文披露称,研究人员在来自印度的细菌中首次发现耐药基因NDM-1,并意识到由于这种基因的存在,使得这些细菌对几乎所有的抗生素都具有抗药性。

    起初,印度卫生部门还认为这是有意破坏其国家形象、妨碍英联邦运动会的召开。但随后,NDM-1相继在英、法、德、日以及南北美洲多个国家被发现。甚至,全球已出现多起死亡案例。人们这才意识到,“超级细菌”果然来袭。

    而所谓的“超级细菌”其实并不特指一个细菌的名称,而是一类细菌。这一类细菌的共性是对几乎所有的抗生素都有强劲的耐药性。因此,此次发现的NDM-1仅仅是“超级细菌”的冰山一角而已。

    事实上,早在1960年,一种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简称MRSA)就曾以“超级细菌”的姿态出现。随着MRSA耐药性的迅速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MRSA已经成为全球发生率最高的医院内感染病原菌之一。截至到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被证实对MRSA还有效的也只有万古霉素。

    而此次的NDM-1表现得比MRSA更为可怕的是,细菌们变得越来越“聪明”了——对于NDM-1,包括沃尔什在内的科学家们还没有找到特别有效的治疗方式。

    “这也就是说,假如把人类研制抗生素和细菌产生耐药性之间看作是一场比赛,在目前阶段,NDM-1暂时领先。”肖永红对时代周报记者比喻说。

    中国式应对

    在这一轮的“超级细菌”对抗赛中,中国也未能幸免。

    就在欧美国家先后传出有NDM-1肆虐的消息不久后,中国香港、台湾也相继被报道有人感染“超级细菌”。10月26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信息称,大陆方面近期检测出三株NDM-1耐药基因阳性细菌,分别来自宁夏的两名新生儿和一名福建的老年患者。据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徐建国介绍,两名宁夏新生儿所携带的NDM-1基因是从肠球菌中发现的,属革兰阳性菌,“在全世界还没有报道过,这是第一次”。

    但是,中国大陆三起病例的发现都颇有几分偶然因素。

    8月24日,卫生部通过中国疾控中心和全国数十家医院组成全国基因耐药检测协作组,启动了NDM-1耐药基因监测。牵头负责监测的,是国家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肖永红所在的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医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

    接下来,在不到三周时间内,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对2008年以来收集的3500株细菌样本进行了筛查。其中,研究人员在宁夏疾控中心报送至国家疾控中心实验室的两份样本中发现了NDM-1基因,但据宁夏疾控中心细菌学检验科科长郝琼介绍,采集的样本原本只是用作腹泻研究,样本采集的日期为今年3月份。

    同时,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实验室在福建某医院报送的200多株菌株中检出1株NDM-1基因阳性细菌的样本,也是采自今年6月份—这比沃尔什报告的发表日期还要早两个月。

    “这可以理解成该耐药基因可能已经存在于人群中,只是尚未被检测到。”10月27日,国家疾控中心办公室主任王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而从监测所覆盖的城市来看,肖永红也坦承监测的覆盖面并不足够,在其他未被监测的城市或医院中,也可能存在携带NDM-1基因的“超级细菌”。

    据肖永红介绍,目前国家启动的NDM-1耐药基因监测仅选取了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广州、长沙和武汉等“医疗相对较为发达、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在这些地区中,又选取了较为个别的医院作为“哨点”。因此,难免会有“漏网之鱼”。

    事实上,自2005年起,卫生部就开始组织全国多家医院建立细菌耐药监测网,目前覆盖全国的有150多家医院,目的是发现细菌常规耐药的变化趋势,以及对特殊耐药现象的及时捕捉。各医院每个季度向肖永红所在的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报数据,由实验室每年对数据进行一次回顾性分析。

    但在肖永红看来,这样一年一度的监测还是有些“被动”。“这次发现NDM-1是一次主动监测,如果不主动寻求,可能我们还是找不到。更何况,细菌耐药的速度如此之快。”

    “但是,与以前相比,这一次在对NDM-1的处理上,无论是公共媒体宣传,还是相关管理部门采取的办法都相对积极。比如卫生部组织了很多专家进行研讨和培训,还会同总后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组织专家制定下发了《NDM-1泛耐药肠杆菌科细菌感染诊疗指南(试行版)》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肖永红说。

    存在利益动机?

    在肖永红看来,细菌的抗药性是细菌进化选择的结果,而抗生素的滥用则加剧了细菌耐药性的产生。然而,中国却是世界上滥用抗生素情况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据肖永红向时代周报记者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医院抗菌药物年使用率高达70%,但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医院的抗生素使用率还不到30%。此外,在使用量上,中国也是其他发达国家使用量的2-3倍。

    国际医学界的一个共识是:药物的不合理使用、对耐药的后果认识不足,是耐药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尽管中国已经分别在2004年和2009年颁布了《抗生素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及《关于进一步加强抗菌药临床应用管理的通知》,但医疗机构对于上述指南及法规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

    “抗生素在医院的药品采购中是大头。”广州迈特兴华制药厂有限公司的总工李德生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并不排除医院因过度追求经济利益而滥开抗生素的可能性。

    据统计,每年因抗生素滥用导致医疗费用增长800亿元,仅超前使用第三代头孢菌素,全中国一年就多花费7亿多元人民币。但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抗生素属于较为严格管控的处方类药物,医院并不轻易使用。“即使是要用,也会从一线抗生素逐渐试用到二线、三线的抗生素,不会一下子就用结构最复杂的。”李德生说。

    值得一提的是,“超级细菌”事件暴发后,多个制药企业在欧洲乃至全球股市上股价走高,生物医药板块全线飘红。而在中国,10月27日,得益于“超级细菌”概念的联环药业连续第二天封于涨停,西南合成、达安基因、天方药业等股票涨幅也均靠前。因此,有人提出质疑:大肆渲染“超级细菌”的背后,是否存在利益动机?

    根据印度卫生部8月12日的声明,沃尔什的研究报告是由欧盟、生物医学研究慈善机构威康信托和制药公司惠氏赞助的,而惠氏正是对超级病菌有效的抗生素替加环素的生产商。

    中国方面,也有媒体披露,联环药业也正是国家卫生部针对NDM-1治疗所推荐的六类抗菌药物中粘菌素的生产商。

    相关的讨论在网络上持续发酵。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药界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说,讨论的根源,是在历次全球性流行病的暴发中,制药公司的“受益者”角色已在网友心目中形成“刻板印象”。

    9月11日下午,广药集团联合华南新药创制中心等多家科研机构共同启动了《广药集团抗“超级细菌”药物研发大课题》,声称首期将投入5000万元开展3大专项研究,力争在5年内取得阶段性成果。

    对此,肖永红评价说:“我们鼓励企业去研究抗菌药物来对付这种细菌,但是新的抗菌药物研发并不容易,而且越来越困难。在研究超级细菌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和细菌掉了个个儿,以前是先研究抗菌药,再研究细菌,而现在是细菌变得耐药,我们想找抗菌药去克服它。我们在追着细菌跑,始终处于一种相对被动的状态。”

    “这一次的NDM-1绝对不是最后一个‘超级细菌’,还有更多的未被命名或没有被发现。这是给我们敲响滥用抗生素的警钟,如果不加强对抗生素的监管效力,当下一个‘超级细菌’出现时,我们还将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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