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货币革命到“广场协定”

2010-10-21 01:42:25

来源: 时代在线网

本报记者张子宇

当前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汇率争端很难说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货币自古以来对一国乃至多国的政治稳定、国力衰减有着直接影响。

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和人们金融知识的提高，通过操控货币来调整国际国内政治关系的手段愈加复杂。

货币推动历史

货币自出现以来长期都是以贵金属为基础的，如金本位制度或者银本位制度。西班牙发现美洲后，大量流入欧洲的贵金属造就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次 “货币革命”。

获得大量贵金属的西班牙帝国大肆采购以支持贵族和暴发户们的享受以及对新教徒和土耳其的战争。正是这种疯狂的货币流出，导致了荷兰、英格兰和德意志的繁荣，历史上称为“北欧的崛起”。

在反思西班牙帝国衰落中，人们已经意识到了金银价格（可算是简单的汇率）和贸易之间的关系。由此诞生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经济学思想体系——重商主义，核心就是增加贵金属输入和商品的输出。

重商主义统治欧洲两个多世纪，直到18世纪下半叶才因古典经济学的兴起而瓦解。但是其基本思想却影响深远，当今仍有“新重商主义”的概念。汇率调整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从中国金融史看，1935年的法币建立是国际金融汇率问题对近现代中国的一次重大考验，及其背后反映出的金融问题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中美昔日货币战

中国一直实行银本位制度。1934年，在国会中白银集团的压力下，罗斯福总统签订《白银收购法案》。白银收购派的意见是如果美国大肆收购白银，将会使实行银本位制的国家如中国等的购买力提升，缓解美国的出口不振。

美国在世界范围内高价收购白银，使得大量的中国白银储备外流，直接导致数十家银行和近百家钱庄倒闭，触发了通缩、信贷萎缩以及经济衰退。对此，中国不得不废除银本位制度（废两改元），建立法币制度。

在建立法币的过程中，中国一直在寻求美国能够收购中国的白银。对此，美国内部发生了分裂。以财政部长摩根索为代表的财政部赞同收购中国白银，并希望让法币和美元而不是英镑挂钩。但是美国务院出于对日本绥靖政策的考虑，反对单独收购中国白银，而要求中国要向几个大国一起寻求一笔贷款。

经过磋商，摩根索最终和中国特使陈光甫达成一致收购中国白银。为了排除国务院的干扰，协议是以两国财长而非政府名义签订的。通过中美货币协定，美国成功地让法币与美元挂钩并排挤了英镑。

英国《金融时报》在回顾这一历史时评论：“不管采用什么汇率机制，美国的目的都一样，都是为了让美元贬值。能够把参议员舒默及格雷厄姆（要求各国实行浮动汇率及人民币升值的美国议员）与摩根索等联系在一起的，是那种对美元贬值的无止境追求。”

这事件也反映出美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国务院一度占据优势，但是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和罗斯福对外交的干预，财政部取得最终胜利。

重看“广场协定”

上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美国国力的衰减导致美元对黄金大幅度贬值，各国遂解除本国货币和美元挂钩，浮动汇率制诞生。而此后的“广场协定”这一历史事件，成为一经典案例，一旦涉及汇率问题，总是会成为讨论的焦点。

“广场协定”的直接因素是美国在里根政府时期严重的“双子赤字”（即高额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并行。为解决由此带来的世界经济不平衡特别是日美贸易摩擦问题，1985年当时的5大工业国财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秘密会晤后签署协议干涉外汇市场，让美元兑日元、马克等货币汇率下调，使得日元大涨。

关于在这两个不同事件中美国角色的异同问题，国海证券研究院副院长赵永健向时代周报记者谈道：“相同点在于都是美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其他国家强加干涉，美国是主导国和受益国。其背景也都是美国面临经济低迷以及高失业率、高财政赤字和高贸易赤字。”

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广场协定”是美国针对日本的一个阴谋，借此摧毁了日本经济。

对此曾在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杜金岷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其实升值最早是日本藏相竹下登提出的，美国财长贝克只不过是定了一个地点。有些人出于炒作，很希望把这个塑造成一个阴谋，不少流行的书都这么写。但是这些阴谋论者猜测居多，不太严谨，缺乏证据。”

并且日方当事人如首相中曾根康弘，藏相竹下登，日本银行总裁澄田智等日后还是认为“日本这一为美国消解贸易赤字的做法是妥当的”。

但在日元升值以后，美国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速了美元的贬值，比如在1986年2月面对美元兑日元跌破1:180时（日本原本以为美国会干涉）美联储依然降息导致了美元的进一步下跌，这是日本没有预计到的。

所以对于日本政府，小宫隆太郎在《贸易的经济学》中认为：日本认为自己在双边贸易中有大量的顺差，潜在性的理亏，始终处于被动位置，没有认识到日美贸易摩擦美国自身要付更多责任从而理直气壮地交涉。

“广场协定”这问题上，日本面对美国其实没有太多手段，假如中日关系没有什么突破，日本只能继续依赖屈服于美国，因为日本无法向欧洲和苏联靠拢，一旦美日两国宏观上冲突，日本还是会屈服。”香港中文大学张伟华博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最后，很多泡沫经济的标志，如大规模的海外收购，高额股市和地价等，都是“广场协定”以后才发生的。而国内往往误解为这些是在协定前的现象，导致了美国要“教训日本”。

“日元大幅升值以后，日本的产业结构实际上得到改善。日本得以大量地买入西方的技术，使得其工业技术水平大幅度提升、日本企业也大力地向海外扩张。”杜金岷也谈到了协定带来的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