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补充：宜黄投书 没有强拆就没有城市化？

本报评论员 令狐补充

10月12日，一位署名“慧昌”的宜黄县政府官员以《透视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为题，投书财新网，洋洋数千言，呈现了该“官员”眼中的事件始末，指责媒体的“推波助澜”，赞美宜黄的“高速发展”和“崛起”，竭力为“强拆”申辩，称之为“无奈的选择”，也表达了他对事件“深层原因”的分析总结。

“真心话”更显冷漠荒唐

诚如财新网所言：“文章反映了基层政府和官员的一些看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也许正是这一中性温和的按语，映衬出文中的雷言雷语更加抢眼：“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就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就这一说法在网上被迅速提炼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而开启了风靡流行之旅。

通观全文，此文虽出自县府官员之手，却绝非应景的官样文章。从其颇费笔力、行文殚精竭虑，以及触及的问题和言论的尺度看，都不失为一篇精思附会、言之有物、貌似剖心沥胆且用心良苦之作。然而，这些文本的“优点”，并未能掩盖其人性的冷漠、观念的荒唐、逻辑的悖谬以及是非不清、混淆黑白和强词夺理的致命伤。

这无疑是篇难得一见的奇文，其价值在于，满纸都是荒诞的推论、雷人的话语，却栩栩如生地揭示在拆迁这个问题上许多地方官员的真实想法、认识和态度，和盘托出了某些官员们敢于强拆乃至血拆的理论基础。

处处流露出对媒体和舆论的敌意和厌憎，是文中的奇观亮点。其最显著表现是，作者不但祭出了“动机论”“阴谋论”两大法宝，还深文周纳，用春秋笔法杜撰事实，诬蔑构陷，称受害人不惜以死维权是一个圈套，针对政府，疑似有幕后推手，并且得逞了；进而质疑向受害者伸出援手的公众以及媒体和记者，在“扶弱抑强”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一点目的？”认为媒体报道“这种用写小说的手法来描绘引起社会轰动的事件的手法，大概就是西方60年代所谓的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的‘新新闻主义’吧。”

不遗余力攻击媒体，是这篇奇文的重点之一。作者先是诿过于互联网，荒谬地认为是网络的关注引发了事态而非他们的野蛮拆迁；继而指责媒体、记者和评论“不公正客观”，“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即指责当地政府、炮轰强拆政策、同情并声援受伤的当事人”，哀叹“笔杆子杀人”厉害。

奋笔疾书之前没照镜子

吊诡的是，作者一方面不惜笔墨在文中要求“客观公正”，认为媒体应该“对事件作冷静、客观、深入调查分析的报道”，却对事件发生后，宜黄县政府和官员动用公权力，对当事人布防监控，严防死守，甚至不惜书记亲自截访、县长带队抢尸，全力阻扰记者采访等事实只字不提。事实上，为了追寻真相、采访事件当事人，有记者不得不化装成业主、泥水工，以躲避宜黄“维稳人员”的封堵和驱逐。换言之，在此事件中，记者别说采访权，连“免于恐惧自由”的基本人权也没有。

作者在文中用了大量的篇幅为野蛮强拆辩护和张目。除了前述骇人听闻的“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主张，作者还认为，强拆是为了公众利益，“每一个人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显然他对如下事实视若无睹，不肯承认：许多地方政府和官员打着“公众利益”的旗号，本质上谋的乃是特殊利益集团之利，以及为官员自己升迁赚取垫脚的政绩。

众所周知，在文明社会，只有不折不扣地依法保障个人权益，才是公众利益得以保证和实现的基石。作者如此无视这一常识，如果不是无知和愚昧，就是装聋作哑，具体到宜黄事件上，还可以进一步断定纯属混淆黑白、推卸责任。

这篇奇文有别于通常空乏而味同嚼蜡的官样文章之处，在于其深谙皮里阳秋之妙且反其道而行之，摆出了一副直言坦诚的架势。

在其阐述宜黄事件的“深层原因”中，作者先抛出政府要积极干预经济和经济生活的主张，次而强调“过高和过低估计农民的觉悟都是不对的，都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看上去貌似公允，但奋笔疾书之前，显然忘记了照照镜子，故而不知道过高或过低地估计官员的觉悟和素质也是不对的。

有了以上铺垫，作者开始大言不惭，称“依法行政是必须的，但一切机械照搬法律，同样会犯本本主义的错误。”“从根本上，我国依然是人治的国家、依然是官本位的政府。”“‘以德治国’，可谓切中要害，也写进了党章，可是落实起来很难。”

读到这些论调，初时不禁拍案惊奇，大有将对官僚刮目相看之感。然而转念一想：虽然敢直面人治和官本位的现实，但其言辞间弥漫着冒渎法律尊严、毫无道德底线的味道，只不过是官腔官调的另一个版本而已。

明知严格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依法维权，才是根治强拆，真正意义上的维护社会和谐和稳定的终极解决之道，竟然还如此主张，正乃恬不知耻也。

这篇奇文最后得出了一个十分“强悍”的结论：“宜黄强拆烧伤事件终将过去，只要地方要发展、只要城市化没有停止，强拆工作就依然要进行下去。”这种夹杂着要挟和威胁含义的论断，还真有点儿让人哑口无言的功效。至少，只要土地财政一日依然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强拆血拆就可能一日不会止息。现实中，近日广受关注的北海银滩强拆事件，恰好就是一个有力的注脚。

围魏救赵才是本意

当然，稍具理解力，就会发现这篇奇文所谓“透视强拆自焚事件”，只是一个幌子。

其信口开河的缘由，其本意是围魏救赵，目的并不在为强拆鸣锣开道，而是在为因强拆自焚事件被问责的一众宜黄县官员鸣冤叫屈，借个人的名义宣泄小集团心中的牢骚，表达对上级处理决定的不满，以及对抗。

在文章回顾事件始末的段落中，作者沿用了早已不值一驳的宜黄官方掩饰事件严重性的说法，并强调是网络关注导致“主流媒体介入”，给“宜黄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县委领导遭遇强大的舆论压力”，以及宜黄城市建设停顿、领导忙于灭火等。但却对受害者家破人亡的惨境不着一词，甚至哪怕是虚情假意的歉疚也没有一丝表达。

让人齿冷之余，仅凭这一点，我认为即可以揣测：如此冷酷无情之文辞，恐怕不是任何具备人之常情的人可以撰写的，经验表明，这通常是御用写作班子或者说唯利是图的刀笔吏集体作业才干得出来的事。

这一幕，很容易让人想到一段西谚：“有时候猪义无反顾地走向屠夫，是因为它在为农场主着想。”

另一方面，文章更让人震撼的是其暴露出的时代的某种深层次逻辑。

这种逻辑看似暂时隐匿，其实从未消失，仅仅是不那么明显而已，但是，这种逻辑还在顽强而持续发力，改变着社会，规训着中国人的生活，制造着国人的喜怒哀乐乃至生离死别。

正如有评论所说的那样，宜黄投书不乏“可圈可点”之处，这是一个难得的体制内思维的样本，在为强拆逻辑辩护的同时证实了很多我们之前猜测却不敢证实的地方政府执政的立场和思维。

也许，要改变当前强制拆迁中的重重悲剧，必须从清理这种逻辑开始，而宜黄投书，不妨视作这种清理工作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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