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二流诗人的批评

2010-09-22 23:26:58
来源: 时代在线网

黄灿然

威廉·洛根是美国一个二流诗人。二流诗人写诗评,发挥得好的时候,还是相当可观的,就像他们的诗发挥得好的时候,比一流诗人的某些诗还好─或看上去如此。但是二流诗人的麻烦也在这里,他们只抓住一流诗人较差或看似较差的一面,而完全无视一流诗人真正的成就─那往往超出他们的能力。至于那些汗牛充栋的同等二流或更差的诗人,他们就更看不上眼了。这样一来,他们眼中几乎就完全没有好诗人了。

可问题在于,批评的任务主要还是(应该说,根本就是)发现并赞赏好作品,而不是对着垃圾说这是垃圾。这就是为什么,文学批评史上,几乎没有一位批评家是以批评别人─更不要说骂别人─而闻名的,而是相反,所有伟大的批评家都是以赞赏别人而闻名的。批评家的高下,在于他们是否赞赏对了─而一点也不奇怪的是,大部分批评家都赞赏错了,其程度与骂错相仿。爱批评别人的人,似乎都奇怪地没有意识到,当他批评别人的时候,两句都还没完,他已经先把自己的底子全暴露了。尤其是当他批评某位真正优秀的作家或潜在的伟大作家或某位经典作家时,这些作家总会有或多或少的知音,他们理解、热爱并受惠于该作家,很容易就能看出这个批评者的局限与无知。这就是为什么奥登提出一个守则:对坏作品保持沉默。我想,这当然也包括对可能是潜在伟大但你暂时体会不到并认为是坏的作品保持沉默。

而如果一个诗人不断写文章骂他心目中的坏诗和坏诗人又乐此不疲地写下去,那是怎样的灾难,无论对别人还是对他本人。而洛根对坏诗之乐此不疲,已近于坏诗饥渴症─十二年间写了五大本评论集。在最新这本《我们的野蛮艺术:诗歌与文明语言》中,他似乎也隐隐感到不妥:“我写越多批评,人们就越要我写批评,人们越要我写批评,我就越不想写任何(别的)东西了。”

先说说他的优点吧─虽然也属老生常谈,但说得颇活泼。例如他对学院式批评的批评:“在文学课上,一首诗往往是被当作一个‘文本’,反映产生它的世界,仿佛它不是由一位诗人而是由一位历史先生或社会学夫人写的。教授会使用各种解读方法的隐秘术语,这些方法在其推广者眼中能揭示语言中隐藏的张力,在诋毁者眼中则无异于把另一个时代的罪恶强加在某些诗的头上并拿这些诗来游街示众,以及迫使非常不同的诗人唱同一个音调。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罪恶依然是阶级的罪恶;对女权主义者来说,则是性别的罪恶;对种族文学研究者来说则是种族主义的罪恶─那些诗只不过是诗罢了,可他们拿着盖革粒子计数器,在诗上晃来晃去,检查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阶级仇恨的衰减的放射线。”

又:“我对那些关于《雾都孤儿》或《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中的种族主义或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精英主义或,嗯,几乎任何东西中的性别主义总是提不起劲来。这些领域,都有不少深入透彻而富于启迪的研究,但是在教室里你从教授那里获得的往往是阳具象征─这等于使批评沦为如同搜集火车号码。”

对这些见识,相信稍有见识的人都会认同,而且觉得颇有娱乐性。但是,一些看似也颇有见识颇有娱乐性的说法,如果我们稍作思考,就会立即发现其中的悖谬了:“当一本本诗集抵达我门前,我会尽可能看它们,有点慵懒有点随意地,有时候翻阅了十页或二十页之后我只好叹息一声把它放下来,拿起另一本─有那么多诗集在等着,而我可以写评论的又那么少。事实上,如果一个诗人不能在二十页内吸引你的眼光,他可能永远也不能了。人生苦短,而诗集不管多么薄,也是太多了。”

问题在于,如果其中一本诗集恰恰是一位优秀诗人或潜在的伟大诗人(当然不可能是经典诗人)的作品,则用勉强的心态去读,更不要说用慵懒或随意的心态去读,那一定是读不出所以然来的,别说二十页,两年、二十年也不一定读出其好处,这是我们任何一位稍具阅读经验的人都懂得或深有体会的。

而洛根似乎对批评那些已有名声的诗人特别感兴趣,从哈特·克莱恩到谢默斯·希尼,从澳洲诗坛元老莱斯·默里到美国诗坛祭酒阿什·伯里,都未能幸免。女诗人罗莎娜·沃伦“本意良好的诗”大多数“平常如农家干酪”;已故桂冠诗人霍华德·内梅罗夫“能够把如此多抽象东西塞进一首诗中,看上去就像一群兄弟会少年被塞进一个电话亭”;谢洛德·桑托斯的诗“读十来首你便宁愿把手伸进割草机的刀片里”;卡罗琳·福歇某首长诗是“一个墓地,无用的诗行都死在那里”;詹姆斯·芬顿是“他那代英国诗人中最好的”,但其新诗集大多数“如同嚼皮鞋”;弗兰兹·赖特的诗是“被罚入地狱的人的贺卡”。嗯,这些评语,也是出现在导言之后的二十页内。爱尔兰诗人保罗·马尔登“永远有说不尽的话,但都不是值得说的话”,充满“人工糖精、人工色素,可能还受到食品药物管制局管制”;杰弗里·希尔的近作“稀释其精心炮制、严密管理的诗篇的生涯”。就连他一向敬重的理查德·威尔伯,其近作也“混乱昏沉”,像一个“大惊小怪的人,为扔掉最后一对鞋套而痛心”。

洛根这些批评,有个别说对了,但是他所使用的语言、套路,都无一例外地属于二流诗人,这类语言和套路对中国诗人和读者来说也绝不陌生,应该说早已熟视无睹了才对。像这样的事情,也只有一个二流诗人才会斤斤计较:“曾有几个诗人威胁我,有两家报纸要我别再黯淡他们的门口。几年前《诗刊》主编把他向我约的一篇评论退回给我,还警告我不要发表,因为那会损害我的名声。当然,我在别处发表;但在他的任期内该诗刊未再向我约过评论。”

这样一个诗人批评家,其著作如果由一位既欣赏他又完全看到他的弱点的诗人来写书评,那就有点看头了。生于爱尔兰、成长于英国的青年诗人罗里·沃特曼正是这样一个人,上面摘引的洛根评语,都来自沃特曼在美国《黑马》杂志评论洛根这本评论集时的摘引。沃特曼看到洛根的好处远远胜于洛根看别人,但其看到洛根的坏处,以及挖苦程度,则与洛根看别人坏处和挖苦程度不遑多让。

沃特曼指出,当洛根看到若干他欣赏的诗人时,总是有见地的,但洛根即使欣赏别人时,也不忘抓住一条缝,撕开它,塞进炸药,然后乐呵呵退到远处。再如洛根既然那么欣赏理查德·威尔伯,但他在评论威尔伯总结一生成就的《诗合集》时,很可惜竟不愿多花些篇幅来谈谈威尔伯这部诗集为什么必须像洛根自己所说的那样,值得放在任何认真的读者的书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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