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水上鳞又起 余英时点滴忆钱穆
2010年8月30日，台湾领导人马英九与钱穆夫人钱胡美琦等人齐聚台北“素书楼”，出席钱穆逝世二十周年追思会。马英九就当年台湾发生污蔑钱穆先生“霸占公产”的“素书楼”风波，再度郑重向钱胡美琦表达歉意。
1990年，钱穆故居“素书楼”被时任民进党“立委”的陈水扁等人指控侵占公产，病中的钱穆不愿背负罪名而搬出，抑郁难平，不久辞世。马英九表示，钱穆因这起“文化暴力”蒙上的不白之冤已得平反，并希望台湾再也不发生这样的事情。
钱胡美琦在追思会上表示，重返故居，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心境如同钱穆写的一副春联：“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她同时透露，《钱穆全集》不久将以“繁体直排”的方式在大陆发行。
本报记者 李怀宇
“素书楼”风波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一代国学大师。1949年，钱穆南下香港，创办亚洲文商学院，后改名新亚书院。学者罗忼烈是钱穆的忘年交，当时正在香港培正中学任教，他回忆：“那时候新亚书院在桂林街，很小，没有多少学生。钱先生的薪水只有150元港币。钱穆、唐君毅、张丕介三个人一句广东话都不懂。当时钱先生希望我能抽空到新亚书院帮忙，但是培正中学的聘约规定不能兼职，只好作罢。新亚书院并入中文大学之后，还是有很多人去读新亚书院。但是钱先生在中文大学受到排挤。‘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钱先生吓怕了，不久就搬家到台湾。他太太对我讲：‘汇丰银行的股票可以在台湾买间屋子。’没想到蒋介石送了‘素书楼’给钱先生，后来害死了他。台湾政局变化之后，那些政客说钱先生的‘素书楼’是公家产业，勒令搬迁。钱先生搬走后，身体就变差了，不知为什么，不能说话了。后来陈水扁向钱太太道歉，钱太太说：‘人都死了，道歉有什么用？’”
1968年，钱穆迁入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之‘素书楼’。钱穆的《师友杂忆》中说：“香港难民潮骤起，乃决计迁居台北，先来择地，得外双溪今址。返港后，美琦自作一图样，屋宇面积略如沙田，惟分楼上楼下，而添得一园地。乃于一九六七年十月迁台北，先住市区金山街，翌年七月，迁外双溪。蒙故‘总统’蒋公命，该所之建筑，全由阳明山管理局负责，并为政府一宾馆……”
“素书楼”成了钱穆晚年讲学论道之所，后辈学子云集。现任台北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的王汎森在大学时代遍读钱穆先生的著作，曾到“素书楼”听讲，却不大听懂钱先生的口音，有些事倒是印象深刻：“当时南美有一位总统访问台湾，三军仪仗队及乐队在机场欢迎他。钱先生认为现代人这种仪式不合古人之道，说是带一群狼狗去欢迎人家，因为仪仗队是带枪的。那时钱先生还抱怨现代人出国要办护照，他说孔子周游列国时都不用带护照。”
2002年，台北市为纪念钱穆的学术贡献，将“素书楼”改为纪念图书馆，委托东吴大学管理，“素书楼”定名“钱穆故居”。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写道：“2002年3月，台北市长马英九主持开启‘钱穆故居’典礼，将它开放作为中国文史哲学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阶整整三十年，如今脚步何等沉重。石阶上的院子搭了一个小篷子，典礼下午开始时春雨下得丰沛，小篷子遮不住雨，场面相当凌乱。我进去后，在后排找到个可以不被人发现的位子，可以听听，仔细想想这三十年间事，钱师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当初议会叫嚣收回市产的时候，仍有一些史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前往素书楼探视，且为他整理、校订旧作。钱先生问他们：‘这些人急着要这房子做什么？’他们说：‘要做纪念馆。’他说：‘我活着不让我住，死了纪念我什么？’”
新亚书院延续文化香火
钱穆一生功业，著作等身之外，亦桃李满天下，尤其是创办新亚书院，为故国文化延续了一脉香火。余英时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在钱穆逝世后，余英时将纪念钱穆的文章结集成《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一书。以余英时的专著而言，标举历史人物大名者还有多本。这些著作的重心实则投注在这些人物所处的时代。余英时在谈新亚书院精神的文章中引《新亚学规》：“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现代的大学教育是课程中心的。我们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由此或许可以看出余英时治学中的一些脉络。
关于余英时从新亚书院赴哈佛大学当访问学人之事，钱穆《师友杂忆》中记载：“哈佛燕京社先于五四年，来函邀请新亚选派一年轻教师，在三十五岁以下者，赴哈佛访问。询之港大，并无此事，乃知在港惟新亚一校获此邀请。以新亚教师无年轻合格者，姑以年长者一人亦曾留学美国者，商其同意应之。哈佛以不符条件，拒不纳。翌年，又来函邀，遂以新亚第一届毕业留为研究生者余英时以助教名义派送前往。一年期满又获延长一年。又改请加入哈佛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是为新亚研究所派赴国外留学之第一人。”
余英时就读哈佛大学时，师从杨联陞，获博士学位。《师友杂忆》说：“学期中，哈佛来邀去作学术演讲。晤雷少华，亲谢其对新亚研究所之协助。雷少华谓，哈佛得新亚一余英时，价值胜哈佛赠款之上多矣，何言谢。英时自去哈佛两年，转请入研究所读学位，获杨联陞指导，成绩称优，时尚在校。”
新亚书院的发展，并不全在钱穆的构思之中。历史的变幻常出人意表，钱穆从香港到台北定居，重要的缘故之一便是新亚书院后来并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在余英时的学术生涯中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他生平唯一从事行政工作的两年（1973—1975），就是任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余英时在《新亚精神与中国文化》中说：“如果允许我用‘异化’（alienation）这个名词，那么我要说，在钱、唐两先生（按：新亚创始人钱穆、唐君毅）看来，新亚的硬件发展是一系列的异化过程。这一过程有几个清楚的记里碑：1954年雅礼援助是第一个，1963年中文大学成立是第二个，1973年新亚迁入中文大学现址是第三个，1977年中文大学改制完成，包括钱、唐两先生在内的新亚旧董事集体辞职，则是最后一个。上列每一个记里碑都标志着异化的每一次突进。我不想细说异化的前因后果了。著名的《木兰辞》长诗，写到木兰从军后整个战争过程，仅仅说：‘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一共只用了二十个字。以此为范例，我在这个问题上所费的笔墨已经很够了。”
钱穆九十岁生日时，余英时写了《寿钱宾四师九十》律诗四首，其四为：
海滨回首隔前尘，犹记风吹水上鳞。避地难求三户楚，占天曾说十年秦。河间格义心如故，伏壁藏经世已新。愧负当时传法意，唯余短发报长春。
钱穆逝世后，余英时又写了一副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
余英时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4月版
217页，18元
《国史大纲（上下）》
钱穆 著
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
914页，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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