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与渭南移民

2010-09-23 13:12:27

来源: 时代在线网

本报记者杜光利发自陕西渭南

9月3日傍晚，李琼从北京赶到陕西渭南，慢慢穿行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她显得焦虑不安。她向警方询问丈夫被拘留的情况，要求警方放人，却一无所获。她不知道丈夫将会面临怎样的处置。

8月19日，李琼的丈夫谢朝平—《检察日报》下属媒体前记者，因写《大迁徙》一书，被渭南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该书以三门峡水库由兴而废作为历史背景，讲述库区移民疾苦，披露诸多腐败问题，这被怀疑是谢此番遭遇的原因之一。

消息传出后，三门峡库区的移民情绪激动。“谢朝平为我们移民著史，他受了难，我们心里实在过不去。”几位移民说，“如果他被判刑，我们会常去看他，钱没多的，10元8元的就能凑出来。”

谢朝平的遭遇，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由此三门峡水库工程之痛和渭南存在多年的移民问题也再次受到广泛关注。

逃离渭南

9月3日，家住渭南华阴市（县级市）五方乡高家村的64岁移民代表董生鑫，领着时代周报记者来到良坊村陈思忠家。几位移民代表要向记者反映当地被掩盖的移民问题。四年前，72岁的陈思忠问前来采访的谢朝平：“你能不能帮我们写一部移民史？写一写我们几十年的奋斗史、辛酸史。”最终谢被说动了，写了《大迁徙》。

记者与陈思忠聊不到五分钟，突然闯入两名手持砖块的陌生男子，警告坐在一旁的董生鑫：“赶紧离开，否则弄死你！”董生鑫还没反应过来，其中一名敦实的男子飞起一脚，朝他的腹部踹去……

几位老者冲上去挡住施暴男子，董生鑫趁隙开他的“雅绅特”轿车，与记者一起迅速离开，随后董向警方报案。

之前，董生鑫被认为是“不怕事”的移民代表，但遇袭后，他一下意识到人身安全问题，次日他决定去二儿子打工的温州“躲一躲”。之后，乡政府的人郑重告诉他，要他短时间里不要回到渭南。

其实，惶恐和不安，自从《大迁徙》被查抄就开始涌来。6月26日晚，谢朝平将一万多本《大迁徙》拉到渭南，这是他和三门峡库区移民努力四年才面世的书。董生鑫、大荔县移民代表马连保和渭南市移民局干部李万明与谢接洽拿书，准备发给当地移民。

不料，第二天下午3时，渭南市文化稽查大队查抄了董生鑫的数千本书，之后李万明的书也被查抄，理由是“疑似非法出版物”。

而马连保将书运到大荔县时，大荔县文体局稽查队也赶到马家，要求将书交出来。闯进马连保家的人称，《大迁徙》目的是煽动移民闹事，泄露国家机密，“窝藏此书，坚决法办”。

8月26日凌晨，马连保被带到大荔县公安局，警方向他出示了谢朝平的拘留证，老马才承认收藏了书籍。第二天，存放在马家的《大迁徙》被没收了。当晚10时多，马才回到家中。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多年前曾因组织移民向农场“要”地，以及组织非法集会，先后遭到关押和劳教。

其实，自从谢朝平被拘留后，“接书”的几位移民代表就很担心自己也会被有关部门“深究”下去。

9月1日，马连保打电话告诉董生鑫要去浙江避避风头，以免被当地政府继续找麻烦。董当时感觉老马“避起来有点可笑”。没料到，董也步了马连保“后尘”，避走外地。

同时，时任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的李万明也被安排到西藏考察学习。

自1992年以来，李万明便开始举报移民局内部的资金乱象和侵占移民安置土地等问题，遭到持续打压。而许多返迁移民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反映库区贪腐问题不断上访，有一些人被拘留、劳教。

上访似乎没有改变他们所憎恨的东西，却耗去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感到失望，觉得有必要出一本书，记录中国第一代水库移民的艰涩历史。

被改变的命运

1955年7月，国家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库。水库的工程枢纽在河南省陕县（今三门峡市）境内，而80%的面积则是在陕西省渭南市所辖的大荔、华阴、华县、潼关等县（市）境内，即陕西省三门峡库区。

修建三门峡水库的决策流程，自上而下，是在八个月时间里走完的，当年寓意“圣人出，黄河清”的水利枢纽工程，而今被认为是“政治冒进”年代的典型工程。

自论证时起，唯有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工程。他认为：由于黄河多泥沙，大坝建成后，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会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不但发电目的达不到，而且还要淹掉大片土地。他因此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密云水库当苦力。

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工程开工。伴随水库的兴建，是28.7万库区移民命运的转弯。

从1956年开始，在政府安排下，祖祖辈辈生活在三门峡库区的农民陆续外迁。大荔、华阴、潼关，为关中乃至西北地区水资源最丰沛的地方，肥沃的土地让这一带富甲一方。当年，当地工人的月工资是二三十元，而这里的农民依靠种植农作物，年纯收入竟能达到1200元至2500元，买一辆日本富士或英国的菲利普自行车这样的奢侈品，“也不过是二三十个劳动日的付出”。

董生鑫至今记得，1958年一个夜里， 13岁的他上完晚自习，半夜里被家人拽醒，上了一列火车，跟随移民队伍举家搬迁到渭北高原的蒲城县高阳镇。董一家人在高阳镇一住就是28年。他还记得，宣传提纲中的“承诺”说，搬迁后的生活水平不会低于原来，但在安置地，他家的生活很快就跌入赤贫。

“种地完全变成了靠天吃饭，就连吃水也要到五六里以外的山沟里去挑。”董生鑫说，他家原来有20多床棉被，置办了不少家具。但“为了全家糊口度日，20多床被子一条一条地都换了粮食吃，最后把母亲结婚时的嫁妆也都换了个精光” 。

“总算命保住了，但家当都没有了。”又瘸又聋的陈思忠一提起50多年被“拨弄来拨弄去”的移民生活，眼含浊泪。

陈思忠家原是黄河滩边的富裕人家，那时，他家不可思议地攒下了4万元的存款。1956年陈思忠参加先遣队迁往宁夏， 18岁的他被安置在宁夏钢厂，每月只供应5斤糜子，饥饿让他难以支撑；而展现在更多迁往宁夏的移民面前的，只有寸草不生的沙地和一股从不停息的沙尘暴。

由于迁入地生存条件恶劣，移民顶着厄运，纷纷从渭北、宁夏等地偷偷返乡，至1961年出现第一个高潮。为了能吃饱肚子，陈思忠辞掉正式工作，加入到返籍的队伍中，最后他被二次安置在蒲城县。

据说，有的移民被安排迁移了8次之多，迁徙折腾下，家产损失殆尽。有资料称，尽管强行阻挡，但滞留库区不肯再去宁夏的移民就有万余人之多。

1962年3月，运行不到两年的三门峡水库遗患尽显：15亿吨泥沙铺在了从三门峡大坝到陕西潼关270公里的河道中，潼关河床抬高4.5米，黄河上游及渭河等支流水面连连涨高，西安、咸阳、渭南等大中城市受到水患威胁。据此国务院决定，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防洪排沙”。此后，三门峡水库库容大大缩小，陕西境内的80万亩库区不再蓄水，原来被淹没的土地陆续浮出水面，这一“变故”诱发移民重返家园的冲动。

第二波返乡高潮起于1978年。诱因是，1964年前后，为了不使库区的土地荒废，国家决定在库区设立农场，同时还将西安市的大批知识青年招收为农工安排到库区兴办农场。移民代表喊出“库不修，民必返，地必还”的口号。1984年夏，8000多名移民强行进库区，搭建简易庵棚，打算定居下来，其间，与此前已经进驻库区的农场、部队和库区周围的农工争夺资源，引发官民冲突。

1985年5月8日，中办、国办联合下发文件，决定从库区农场和部队农场使用的50多万亩土地中划拨出30万亩，并拨2亿元专项基金，专门安置生产、生活困难的15万移民返库区定居。

1987年初，董生鑫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并担任了移民村的第一任“村长”。

董生鑫回忆：那时，移民们都住在清一色的庵棚里，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荒。谢朝平在《大迁徙》一书没有太多忌讳，全景记录了从1986年开始的历时三年的库区移民的返迁安置历程。

难抹的黑幕

然而，移民的历史并非只有移民颠沛的生活，以及他们为了生存所作的抗争。当地政府在移民安置上的贪腐，也是移民史上无法抹去的黑幕。李万明就是18年来锲而不舍揭黑幕的人，让董生鑫等移民深受感动。

而谢朝平也是因为李万明的举报，才来到渭南采访。2006年他写成的《655次举报》和《渭南移民问题调查》两篇稿件因渭南市政府的公关而被撤稿。但与当地移民接触后，他六次自费赴渭南，写成《大迁徙》。

李万明自1985年成立渭南市移民办(2002年改为移民开发局)至今，都在那里工作，其间还在库区安置科工作。他自称掌握着第一手资料，在他看来，欺诈以及贪腐等问题就隐藏在这个大规模的库区移民安置过程中。

移民们根据李万明的举报，知道了他们原本不知道的东西：1989年返库移民安置结束时，库区实际安置人数是68950人—比中央确定的返迁安置人数少8.1万余人。此外，有7000人以行贿等手段冒充返迁移民被安置。但在呈报给中央和省的有关报表中，渭南市移民局把库区安置移民人数写成12万人，而在后来的工作中一直沿用“近10万人”的说法。

官方压缩了一半以上的安置人数，其结果是出现大量安置经费、土地及物资节余，这给部分官员瓜分截留、乱花滥用提供了空间。

土地是当时移民主要的财富，是他们贫寒、不稳定生活的全部希望，而移民安置土地竟也引来了贪婪之手。中央确定移民安置政策后，库区农场、部队陆续向移民返还土地，但移民不断举报说，本应返还给移民的土地被部分官员和机关瓜分转包。1992年，库区各县(市)给渭南市移民局上报的富余土地由17万亩变为9万亩；2006年，又变成5万亩—10多万亩土地在政府的账面上不翼而飞。

据李万明反映，渭南市移民办经过陕西省和水利部先后向国务院呈报了一系列经费规划报告，索要了大量的移民经费和拨款。但这些移民专款被当成了“唐僧肉”，有1亿多元的移民资金涉嫌违纪，其中被损失掉的资金在5000万元以上。

譬如先后向某物资部门免息借出400万元，到1996年仍欠74万元未还；向中外合资企业大荔矿泉水厂入股300万元，同时下属县移民部门也向该企业非法入股300万元，渭南市移民办将75万元投去陕北子长县打油井，向某港商筹建的万达公司入股55万元，该办下属各县市移民办投资3000万元办实体，这些投资不但从未得过分文红利，连本金也全部化为乌有；另外，还存在其他一些乱花经费、滥发钱物、铺张浪费、请客送礼等各类违纪行为。

《大迁徙》第六章还记叙了李万明举报及其引发的《工人日报》风波。1996年底，《工人日报》以“移民款不能乱用”为题，刊发李万明反映库区腐败问题的“读者来信”，4000份报纸流入库区，有移民代表将群众召集至当地小学宣读报纸，其被定性为违法集会，李万明被关押了22天。

看到李万明为了维护移民利益，铁心反腐，素昧平生的移民给他送来鸡鸭、水果，还有人塞给他几元至几十元，作为寄举报信的邮资。

2003年8月，渭河遭遇历史罕见的长时期暴雨，华阴市的包括移民村高家村、罗西村等11个村庄被定为泄洪区。洪水过后，国家发改委批复，同意将陕西省上报的灾区3474户村民外迁。按照国家、地方、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筹集，按照每户1.7万元的标准补助，中央补助共计5906万元。

据多家媒体当年的调查显示，2004年10月13日，渭南市发改委就下达了首期1188万元灾民建房款的投资计划。10月15日，陕西省财政厅将首期1188万元灾民建房款拨付到渭南市财政局，剩余款项留在陕西省财政厅。随后，1188万元灾民建房款下拨给了华阴市。

这笔巨款迟迟看不到有使用、行动的迹象，董生鑫和移民们既着急又费解。因为得不到当地政府的答复，2004年12月1日，愤怒的董生鑫和几个村民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上访，李万明也投书媒体反映情况。最后查实，到2006年7月，只有50万元救灾款到达灾民手中。看到当年还有灾民生活在救灾帐篷中，董生鑫和一些移民忍不住流下泪水：从“移民”到“灾民”，为什么走向富庶生活的路上有这么多的掣肘和磨难？

2007年，经过陕西省与中央协商，陕西省发改委发文，决定把剩余的4718万元灾后重建款全部转拨给华阴市水利部门，用于该市境内4条南山支流的防洪工程。

但是今年7月24日，尚未加高培厚的罗夫河西堤出现了约60米决口，三天后才成功封堵。这次决口淹没的田地共有万余亩，造成农作物直接损失1500万元以上。而损失最大的，是那些租耕农场土地的移民。

空气柔和甘甜，高高的杨树下，散落着一排排的农舍，周围是广袤浓绿的玉米地。现在，移民村已经不是早年那个随便用土坯、茅草搭建起来的苦难环境。对大多数经历了异乡漂泊迁徙的群体来说，种好庄稼、减轻现实中的苦难感，是生活的真谛。

但是，还有一些移民仍陷于贫困的泥沼中，他们的家还是一个棚屋，或者还在梦想中。而移民的历史问题还是一个颇为敏感的问题，有的“上访户”仍不放弃上访。

书案未了

就在罗夫河决口后约一个月，谢朝平因《大迁徙》一书，被渭南警方以“非法经营罪”带走。

不到五分钟，谢妻李琼就告知了董生鑫。出书前，谢朝平与董生鑫等移民代表有口头约定：不能因为这本书去闹事，否则不会写书。移民代表说他们可以控制局面。但最糟糕的事却发生在谢的身上。

“书我看过了，这本书百分之百地真实。”董生鑫说，可以对他的话录音录像，他可以对他说的每一句话负责。

无论是在北京还是渭南，与移民代表吃饭，请客的都是谢朝平。对这一点，董生鑫打心眼里佩服，他说：“老谢就是有时用了我的车，也会自己掏钱把我的油箱加满。”

谢朝平被抓前，董生鑫每周一都去华阴市文化局，还给渭南市委书记、渭南市市长发手机短信，要求相关部门退还书籍，但没有得到答复。8月5日，董在一份致渭南市政府的申辩书中写道：“你们若想以收书来了结此事，其结果将会是全中国的人都知道并都来关注这本书。”

尽管《大迁徙》作为《火花》杂志社的增刊出版，未经报批许可，显然仍属“违规”，但距离渭南警方认为的“非法出版物”尚远。众多法学家表示，以涉嫌“非法经营”刑拘谢朝平于法无据，因为谢朝平并未从《大迁徙》一书谋利，他自己甚至向印刷厂支付10万元左右的印刷费用。

但舆论质疑之下，一手制造渭南“书案”的临渭公安分局没有感到“有错”并罢手。

9月13日，谢朝平的辩护律师周泽告诉时代周报，临渭公安分局已提请临渭区检察院批准逮捕谢朝平。至9月15日，谢已被限制人身自由达27天，远超《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

而临渭区检察院工作人员透露，检察院尚未作出批捕决定。

周泽称，渭南抓捕谢朝平，目的在于彻底禁绝被定性为非法出版物的《火花》增刊发行流通，掩盖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腐败问题。同时，恫吓其他试图为移民说话、揭露渭南问题的记者、作家。

渭南市一位官员私下对时代周报称，在官场看来，谢朝平不是一个文人正常表达那么简单，他有一种偏执博弈的味道，他的书出现了太多令渭南“忌讳”的东西。

9月11日，李琼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异常失望地从渭南返回北京，曾任教师、检察官和记者的丈夫谢朝平因出书和“出事”，已经将他们家的积蓄全掏空了。

在渭南的几天，她和董生鑫等几位主要移民代表因在外地等种种原因，无法见面。李琼却感觉再一次巩固了与移民们的友谊。她不愿意看到，这些可怜人仍在担惊受怕。

随着媒体密集的报道，她一度乐观地以为丈夫会得到“拯救”，但经过几天的努力，她仍没有向渭南警方要来丈夫的刑拘通知书。她好不容易找到办案民警，李琼称，《大迁徙》一书系免费赠给移民，并未收受书款，不存在“非法经营”。她向对方“要个说法”，但是对方态度强硬，称“到时就让你知道了”。

李琼了解到，渭南警方已于9月8日前往谢朝平四川老家达县寻找证据，她听说丈夫谢朝平一案的办案人员仍在河北廊坊的印刷厂搜集证据，还抓了人，她意识到，渭南警方正在促成证据链的完善。

这时，因为恐惧和压力，李琼怀疑自己有些神经错乱了，但她又提醒自己必须坚强，因为丈夫的案件没有那么快就结束。

探究移民历史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源，有当地分析人士认为，体制的自我纠错历来不易，现在领导与那些举报内容无关，对于前任留下的想解决又无力解决的问题，那些官员希望建起一座高墙把自己和过去隔开，表现出对贪污腐败问题的深恶痛绝，但历史问题总像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又走进一个惯性、一致的系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