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大秦帝国》理念答十年批评

2010-09-15 23:24:45

来源: 时代在线网

孙皓晖

我的《大秦帝国》问世以来，褒扬与批评俱在。

自2001年《大秦帝国》第一部问世，到2008年4月全套11卷出齐，至今已经10年。十年来，许多媒体发布过批评文章，这表明了一种趋势：当下社会对中国文明史基本问题的关注与审视正在继续深化，这实在是一件好事。

对于这样一种趋势，我深感欣慰。

从基本面说，十年来的批评意见，具体集中于四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大秦帝国》颂扬专制主义，颂扬暴政。

其二，《大秦帝国》无限拔高秦始皇形象，歌颂暴君。

其三，《大秦帝国》反儒，贬儒，不尊圣贤。

其四，《大秦帝国》抬高商鞅变法的历史地位，无限拔高商鞅形象。

篇幅所限，我在这里对前三个问题进行澄清。

孙皓晖

秦始皇受立法司法的监督

战国时代，多元分治已经发展到空前严重的程度。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历史开始出现了内在的转折—华夏世界在兼并融合中发展为七大板块结构，这就是七大战国的裂土分治。这一过程表现出鲜明的历史趋势—强力融合，多极简化，走向统一。所以如此，根本性的原因是：历经五百余年诸侯分治的震荡，多元裂土的种种致命弊端，都已经彻底无遗地充分暴露出来；对多元分治的危害，当时的华夏世界已经有了痛切透彻的感知，有了深刻理性的思考。

天下向一，因此而成为历史的大潮。

关于秦统一中国文明的价值判断，轴心所在是秦帝国政权的性质。

激情批评者们认为：秦帝国政权是专制主义，是没有文明价值的，是必须否定的。《大秦帝国》非但肯定秦帝国的专制主义政权，且过度抬高，这是对专制主义的颂扬。网络批评的极端语言是：《大秦帝国》为法西斯主义唱赞歌。

明确地说，这种激情批评，我不能认同。

专制主义理论，是一种舶来理论。激情批评者们将秦帝国创建的中央集权制，定性为专制主义，是一种囫囵评判。他们所依据的西方政治学说的简单逻辑是：民主制之外的一切政权形式，都是专制主义；中国自大禹治水建立夏政权，一直到明清政权，都是专制主义；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自然是铁定的专制主义。

果真如此，人类国家时代的政治文明的发展，也太脸谱化了。

既然是依据西方政治学说，我们就先来看看西方人的权威说法。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专制主义的定义是：“一种政治理论和实践，指不受限制的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特别是君主政体。这种制度的本质是，统治权不受任何其他机构（无论是司法、立法、宗教、经济或选举机构）的监督。法国的路易十四对此作了最有名的解释，他说‘朕即国家’。”依据这一定义，一个政权是否是专制主义，其本质界限，不在于它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也不在于它是中央集权制还是另外形式的专制统治，而在于这个政权是否“不受任何其他机构的监督”。

根据这一定义，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似乎距此还有很大距离。

其一，秦帝国创建的中央集权制，是一个有监督制约的权力体系。

权力监督之一，秦帝国有“凡事皆有法式”的体系化的秦法，举国上下有尊奉法制的传统，执法之严明历史罕见，始皇帝远远不能随心所欲地决定一切。依据上述定义，这是来自司法、立法两方面的监督。

权力监督之二，秦帝国中央权力系统中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御史大夫府。就地位说，它位列三公，几乎与丞相同爵；就权力说，它享有监督皇室、稽查大臣的实际政务监督权，并非虚设。依据上述定义，这似乎还是列举形式之外的一种国家权力监督。

权力监督之三，公议制度的监督。秦帝国时代，朝臣公议是一种议事制度。秦史大家马非百先生的《秦始皇帝传》中，专门有“取消议事制度”一节。也就是说，秦帝国创制的前期，若干重大创意的推行，秦始皇都下令群臣公议。

其次，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与后世的皇权制是两回事。

评判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文明，不能以后世的流变为根基，不能囫囵化。秦帝国之后百余年，汉武帝抛弃了华夏世界的多元文化传统，建立了一元特质的意识形态，中央集权制由此埋下了蜕变的种子，渐渐走向了彻底板结。

从总体上说，秦帝国首创的中央集权制，是一种以皇帝为轴心的整个中央权力系统行使最高统治权的集权政体；西汉之后渐渐流变成的皇权制，则是皇权系统几乎完全取代中央行政系统的决策权力。我们不能因此判定，中央集权制在创造阶段就是专制主义。应当说，在遵奉法治的秦帝国时代，中央集权制是具有巨大进步意义的政治文明创造。

虽然，中央集权制与君主制，是最可能产生专制主义的两种政权形式，但是，毕竟不能等同。否则，日本国有天皇制，英国有国王制，它们究竟是民主制政权，还是专制主义政权？从本质上说，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实现了相对的制约平衡，无论从哪个时代的标准说，它与专制主义政权都不是一回事。

政治咒语已被破解

秦帝国暴政，秦始皇暴君，这两句政治咒语，早已经失灵了。

失灵的根本原因，是历史实践的真相已经不断被发掘出来。

秦帝国之后，秦政秦皇备受攻讦两千余年。这其中，也包括了对秦政奠基者商鞅与商鞅变法的攻讦。鸟瞰两千余年对秦政秦皇的攻讦史，其基本状况是：攻讦言辞猛烈，事实举证薄弱；唐代之后，沦入基本不举证而只管念叨咒语的模式，咒语初步练成；宋明清时代，秦皇与暴君等同，秦政与暴政等同，升级为可以无条件引用的历史定式，咒语终于大成。期间，偶有肯定秦皇秦政之异声，会立即被咒语浪潮窒息淹没。近代史以来救亡图存，风雷激荡，正面肯定秦政秦皇者不断发声，不断突破，咒语开始失灵，暴政暴君的定式开始流产。

当下社会精神日趋多元，社会历史意识对秦政秦皇的评价日渐趋于静默，开始进入了真正的思索状态。与此同时，对中国文明史已经开始了相对深入观察的世界目光，也在越来越多的各种形式作品中，将秦始皇作为中国古典文明的真实核心了；那种仅仅以儒家为坐标评判中国文明史的外国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虽然，古老的政治咒语还远远没有在中国遁迹，但是，咒语信奉者们的用语已经日渐枯竭，理论已经日见苍白，其攻讦水准已经远远落后于古代了。

两千多年来，对秦政秦皇的攻讦，以西汉时期为最高水准。

虽然，西汉学者们列举的基本事实，大都经不起历史主义的分析，但是，他们毕竟还自觉注意到了批评者的举证责任。其后任何时期的攻讦，都因为不承担举证责任，不得不沦入咒语境地。两千余年来，对秦政秦皇的攻讦一直未能出现系统展示历史事实的真正有力的论证篇章，既没有田野发掘重大事实的支持，也没有史书明载的基本事实的系统举证。

儒家缺陷可以呈现

儒家问题，是一个同样古老的问题。

任何涉及春秋战国秦帝国的作品，都不能绕开儒家。我的基本理念是：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的一家，是保守主义的学说体系；在春秋战国崇尚思想多元化的健康文明环境下，儒家在整个文明形态的制约平衡发展中，有过客观的历史作用；儒家的缺陷是反对变革与创造，是主张中庸之道，所以只是中国古典思想的一个特定侧面，远非主流，更不是代表；因此，抛弃多元思想体系而独尊儒家，是中国文明的悲剧；从当代文明跨越的历史需求看，应该清理并重建先秦时代的多元思想体系，分析研究各家的优势与缺陷，将所有的优势思想综合起来，作为中国古典文明的优秀传统；其中的儒家，只是中国古典思想的构成部分之一。

在儒家问题上，我所以遭到激情批评，在于中国当代仍然存在这样一个虽然已经日渐稀薄的文化气场：儒家等于中国传统文明，儒家圣贤是完人，不能表现他们生活时代的尴尬，更不能展现他们落后于时代的一面；否则，就是丑化儒家，就是反儒贬儒。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儒家忽然重新变得不能触碰了。

战国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大师。这位夫子很雄辩，但论战作风却很差。在春秋战国各个学派的所有大师中，没有人如此动辄诛心，攻人而不对事，这也是儒家曾经的缺陷之一。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判词，首句就是“心逆而险”，根本没有事实举证。论战之道，当时的“稷下之风”是优良传统；所谓百家争鸣，正是稷下学宫的历史盛况。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大秦帝国》展现了这一类场景，也让张仪“反骂”了孟子一场。于是，《大秦帝国》就被戴上了丑化孟子、贬低儒家、反儒等等的帽子。

历史地看，思想独尊，从来都是宗教世界才有的法则，其实质就是思想专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奉行宗教式的思想独尊，无异于全面扼杀这个民族的精神活动创造力。我们指出儒家的历史缺陷，不是刻意贬低儒家，更不是主张从华夏古典思想体系中剔除儒家；而是要恢复儒家思想的保守主义本质，将它与其他思想体系组合起来，共同构成我们民族的良性文明遗产。

我相信，儒家绝对神圣的时代，已经永远地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