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南生访谈 “中国改革之路没有走完”

2010-08-30 13:00:26

来源: 时代在线网

本报记者王晓林发自广州

1979年元月，57岁的吴南生再次回到了汕头，这里是他的故乡，也是他命运的转折之地。

1942年，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遭受破坏，廖承志被捕，南委副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被捕后英勇牺牲，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被捕后立即叛变，形势非常危急。年仅20岁的吴南生临危受命保护南委书记方方等多位领导人，几经艰险，陆续把他们安全地送往延安。随后他自己也到了延安。

等他再次回到汕头，已是1949年随解放大军南下而来，但短短三年后的1952年，他再次因工作调动离开汕头，这次重回故地，已睽违25年。

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此次回乡并非省亲，而是带着省委交给的任务—率工作组前往汕头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当时的汕头地委，包括现在的汕头、潮州、揭阳、汕尾四个市委的工作范围。

但故乡已经面目全非，昔日与香港并肩的商业口岸如今破败不堪，那些熟悉的楼房摇摇欲坠，成千上万的返乡工人和知青无处为家，只得在街道两旁临时搭建竹棚而居，城市主要马路污水横流，入夜，经常停电，一片惨淡。

这一切深深地刺痛了吴南生，而这让人压抑的萧条也绝不仅出现在汕头，刚从“文革”走出来的中国，正处于历史抉择的十字路口，一场充满了中国特色与岭南智慧的深刻变革也于无声处悄然孕育。

吴南生终于在知天命之年，成为堪称中国近代最具想象力的政治经济改革尝试的重要亲历者之一。

1979年，吴南生负责筹办广东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同时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

30年后的今天，吴南生向时代周报回忆起当年创建特区的诸多坎坷，仍感慨良多，与一味地话说当年不同，他更多关注的是特区故事究竟能对今天中国深化改革镜鉴几许？

“要杀头就杀我吧”

时代周报：关于特区的构想，有过许多报道及说法，特区概念究竟是源自地方的诉求，如广东省自身的努力，还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压力，是中央授意广东来做改革的尝试者？

吴南生： 1979年年初，广东省委分工派我到汕头去的任务，就是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从大的背景来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场大辩论，是决定了国家命运的。如果没有这样一场大辩论，仍然搞“两个凡是”，那我们也没有办法。经过那一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辩论，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没有这个，我们也不可能办特区。

改革开放，应该说是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的老同志、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包括海外广大的侨胞的共同愿望，希望中国赶快改革开放，因为中国实在是穷得不得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那种登峰造极的封建主义，是自有历史以来所没有的。由于有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大多数老干部也比较觉悟了，改革已是一种共识了。

1979年2月21日，我在汕头发了一封长达1300字的电报，给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同志、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的杨尚昆同志并报省委，提出了先走一步的想法，当然那时还没想好叫什么。2月28日下午，我从汕头回广州。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就到我家中，我们是邻居，这一晚，我们谈了很多。仲勋同志很赞成我的意见，他说，过几天开常委会议，你讲，我支持。

3月3日，省委开常委会议，我在汇报工作时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先走一步的那个“子”怎么下呢？我想先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比较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际上先进的东西引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经过观察、比较、实践，选择出我们要改革开放的最好方案。

这个地方，当时我提议可以设在汕头。如果省委同意，我去办，要杀头就先杀我！

仲勋同志就说，要搞，全省都搞，4月份中央开工作会议，赶快准备一下，向中央打报告。

这时叶帅在广州。会后，仲勋同志和我立即向他汇报。老人家很高兴，说：好啊，你们赶快给小平同志汇报。

时代周报：中央的态度是怎样的？

吴南生： 1979年4月8日，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习仲勋同志在中南组发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1979年4月下旬，习仲勋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他再次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先走一步”的建议。省委也写了书面报告。”

当时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而他听说“先走一步”的地方名称还定不下来时就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其后，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一重大问题，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等地试办，并定名为“出口特区”。同时，决定由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同志主办这件事。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华国锋同志主持的。习仲勋同志回来后，5月3日向省委传达时说：我讲的，华主席很重视，政治局很重视，紫阳也很支持。华主席说：要进行体制改革，广东可以搞一个新的体制，试验进行大的改革。上述这些都可以说明中央是完全支持的。

“要有理论准备，要立法”

时代周报：这么大的一次尝试，难道当时你们没有预计到风险吗？有没有想过如何规避风险？

吴南生：当然有。“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游街、批斗、关押、监护劳动七年，宣布“解放”了，给点工作做，实际上还是靠边站，直到打倒“四人帮”，我才参加省委。你想想，我能不准备遇到风险吗？不过，这时我已经快60岁了，也无所谓了，舍得了！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苏联计划经济那条路真的不能再走下去了。别人明不明白我不知道，我自己心里明白，办特区就是要改掉那种苏联模式、自以为是的计划经济，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搞成功了向全中国起一个突破的作用，挨整了，我们就说是我自己搞的，要杀头就杀我吧。

从多少年的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活中，我知道很多事，知道会有很多的阻力，甚至遭遇到重大的打击。我很喜欢《孙子兵法》中的几句话：“进不求名，退不避祸，惟民是保”。把这写起来藉以自勉，也聊以自慰。

第一件要做的是理论上的准备。

广东的理论工作者和各方面的学者们都很支持改革开放，在理论工作方面做了很多研究，1979年8月15日，我已经邀请广东的多位学者一块研究特区条例，同时座谈、研究有关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在当时，这点很重要。实践要有勇气，理论突破也要有勇气。

理论上要闯关，我们只好向老祖宗求救。1980年4月14日，我在向省人大常委会作《关于我省设置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问题》的报告中，非常明确地讲出了我们的理论观点：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从来都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绝缘的。按照马克思原来的设想，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因素，同时继承它的合理因素，并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以，列宁就特别强调要吸引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和有用的管理经验。列宁讲过：“要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从列宁的话来看，社会主义肯定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有了这些理论上的准备，我们才有勇气面对“左”派的挑战。当然，找出这些理论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现在看来都有些可笑了。现在我们中国要求别人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变化多大呀。

时代周报：第二呢？

吴南生：第二是立法。

中央决定试办特区之后，海外的朋友对我说，你们中国是没有法的，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呀？我感到当务之急就是要起草拟定一个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我们不能在试办特区问题上开国际玩笑。

可我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懂，其他人也不懂，国内无法无天几十年了，毛主席就说过他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怎么办？还得请海外朋友帮忙，当时主要是通过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等老朋友收集世界各地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出口区的资料，我们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分析研究，适用的就搬过来，要修改的就修改。《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只有2000多字，但起草到公布用了一年时间，写过13个草案文本。

叶帅当时在广州，“条例”在省人大通过后，我向叶帅报告，老人家很支持，他是全国人大委员长。

1980年8月26日，叶帅亲自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同志代表国务院向会议作关于《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的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与此同时，我们还用前述办法起草制定了《海关法》、《投资法》、《土地管理法》、《劳动工资法》等一系列单行法规。

特区条例公布让人对这个国家看到了希望，几天之后，最困扰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大石后、树林里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人民觉得生活有希望了！

这真使我们高兴和意外。

还有第三：我和同事们约法三章：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一句话，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楚搞不明白时把经济搞上去再说。要知道，当时全国都还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罪大恶极呀。

“市场经济仍需不断规范”

时代周报：经济特区30年间取得不小成就，但中国改革之路显然没有走完。广东省委领导提出了，特区过去30年，你们干了什么？恰逢30年，你们能干什么？今后30年，你们再干什么？那从您的角度，您能说几句吗？

吴南生：中国办特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特区要闯出一条改革经济体制的路子。

简而言之，现在回过头看，特区最大的功劳就是突破，引进了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这是特区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也是特区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但，确确实实，中国的改革之路并没有走完，从经济改革方面来说，不断规范市场经济是一个大课题，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要不断规范它，否则也会使国家、社会陷入混乱的。

我想，在纪念建立经济特区30年的时候，我们应该认真考虑整个改革事业，认真注意邓小平同志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小平同志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更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能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你注意到了吗？他讲话的时间是1980年8月18日，政治局讨论通过这一讲话时间是1980年8月31日。最巧合的是：全国人大发会批准和公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时间是1980年8月26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大起动的时间！都刚好是30周年！

你说得很对，经济特区三十年取得不小的成绩，但中国的改革之路显然并没有走完。

吴南生

1922年出生，广东潮阳人。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赴延安。1949年后，历任南昌市副市长，中共汕头市委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等。1975年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1979年初，负责筹办广东省三个经济特区，兼任省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深圳市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