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疾呼 霸王条款何时废

本报记者 陈萌 王飞丹 实习生 王滋 发自广州、上海

刘煜辉

社科院金融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郭田勇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赵锡军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

邹平座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面对近期取消银行乱收费的呼声越来越高，时代周报特约国内四位知名的银行业研究专家─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邹平座、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一起深入探讨银行乱收费背后的真实原因和现实困境。

银行乱收费探源

时代周报：近些年银行出现例如小额账户管理费、短信通知费、转账失败手续费等诸多不合理收费，为何各大银行会频频出现此类情况？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邹平座：这与我国金融改革进程有关。中国的银行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程，朝着利润最大化方向发展。特别是今年农行上市后，原先的国有银行都转变为国有控股银行，产权定格引起银行的经营目标指向市场，走向利润，银行的收费开始增加，这是一种函数反应。金融行业本身就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行业，而目前银行收费过高的一些问题，或是老百姓的不同反应，是因为市场的竞争还不够充分。  

刘煜辉：第一个原因是环境问题。大部分银行改为股份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行政体制。银行面临的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盈利的压力越来越大，主要是来自股东要求回报的压力。息差逐步缩小。随着压力变大，银行不愿再倒贴成本来为存贷业务进行支持。

第二个原因是体制问题。中国整个银行体系是政府主导的垄断行业。中国的金融垄断体系有实力做到这一点。这种转换的渠道不存在竞争，消费者没有选择的余地。银行处于强势地位，这就决定了它可以制定一些“霸王条款”，而消费者选择银行以及选择法律诉讼的成本也很高，所以通常只能接受。

郭田勇：根本原因在于银行目前发展中间业务，盈利压力大。

赵锡军：从银行角度来讲，它提供了服务，按照市场经济的做法，就得收费。所谓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东西。之所以我们对收费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就在于提供服务的银行和享受、购买服务的消费者之间，没有形成一个定价的标准。银行认为所有的费用都得由自己制定，我说了算。消费者认为你以前都不收费，现在干吗要收费，这就是双方对定价的一个（理解）偏差。我们现在的市场还不是一个均衡的能够双方共同定价的市场，这是出现争议的原因。

“霸王条款”现实困境

时代周报：消费者对此怨声载道，但银行业却常常搬出“规定”搪塞。这些从银行角度出发的“内部规定”是否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这些规定是否属于“霸王条款”？

邹平座：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以后，银行中间业务出现了服务费，但我国中间业务的占比并不算高，国外像芝加哥那些银行，中间业务的收费占到了总业务的60%—70%，而我国现在仍在10%以下。

银行目前的收费，是中国银行业中间业务进入市场的初期，但监管规则上还没有建立起来，所引起的反应实属正常。正是因为这种反应和解释才引起了监管部门和消费者的重视，从这个角度而言，这是好事，可使银行提高自己的服务水平。

刘煜辉：在这个大体制下，作为银行本身，并不提供公共服务，站在它的角度上效益低的情况下收回成本的做法无可厚非。正因为体制存在着对消费者福利的剥夺，而这种体制不是银行造成的，是政府造成的，因此监管部门有责任引导。其一是监督收费依据，银行说这项业务成本是3块钱，那监管部门就应该去核查它的真实性。其二是督促信息的公开。这些措施可以帮消费者挽回一些利益，如果想扩大消费者的福利，就应该从根本上推动整个金融体制的改革，用竞争冲击垄断。

郭田勇：“霸王条款”是可以这么说的，虽然有些人不认为银行业是垄断，但我认为它起码是竞争不充分的，这就容易导致主观因素过强。

赵锡军：收费是有层次的，一般情况下，提供的服务越重要，收的费越高。提供的服务越大众化，收费就会越低。具体来说，这次跨行提款收费跟银行没有特别大的关系，服务的提供商是银联，不是银行。现在，银联、银行、消费者之间缺少一个公开、透明的定价机制，另一方面，管理者也缺乏对定价机制的管理。所以就会出现双方谈价谈不拢的状态。

自查和检查相结合

时代周报：银监会对银行不合理收费现象下发的通知中是让银行以“自查”为主，你如何看待这一措施？你认为银监会有能力组成专门小组对银行业务成本进行核算吗？

邹平座：银监会的监管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保护消费者，二是保护生产者，即保护提供金融产品服务的银行。在两者的博弈中，只有一个市场来完成这样一个过程。现在银监会要求银行自查，实际上也是在提醒我们这些客户；同时银监会也会对汇率，逐步做出一些规定，因为汇率基准是我们监管的重要内容，汇率的高低，就是监管的责任。

刘煜辉：我认为自查是一种方向，它是有意义的，也是有一定作用的。在自查的过程中，舆论以及监管者都起到一定的外部督促作用。我认为监管部门如果能力够的话，它应该组织一个专家组去核定成本，但我不知道银监会是否有这个能力。当然这些办法并不能使消费者福利得到根本改善。

郭田勇：自查是有必要的，因为首先要相信银行本身的整顿，由于定价机制缺失，没有一个合理的定价机制，所以银行收费引起这样大的矛盾，我认为应有一个透明的形成定价的过程，国外银行定价是要有一套定价方法和模型的，要考虑市场的形势、客户需求量以及成本到底多少，再来评估价格。我认为自查是可以起到纠正一些不合理收费的目的的。

我认为银监会不具备这个能力，应以自查和检查相结合，检查也只能是运用抽查的方法，不可能每个项目都去核查。

赵锡军：我个人认为银行业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它并不是垄断，因为垄断是几个大银行联合起来收费。而我们的银行，大大小小有一百多家，市场上，对消费者来讲在定价方面是缺少参与权的。对一项服务收费是不是恰当，基本是由银行自己来定的，没有一个跟消费者沟通的机制。消费者可以选择银行，但是在任何一家银行消费者都没有发言权。

解决定价机制难题

时代周报：监管部门还可采取哪些措施解决银行的不合理收费问题？有人认为，其他行业收费需要听证，而银行凭借《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拥有了无限制收费权，应该先摘去《暂行办法》这块免死金牌，你们怎么看？

邹平座：首先，监管部门是通过长期的博弈和市场的供需来决定收费与否的。其次，市场竞争不充分，银行垄断很激烈。中国的金融业要发展，就要扩大银行业的服务。再次，民众对于银行收费要有科学的理解，不能说银行收费都是不合理的。我国中间业务刚开始收费，大家并不习惯。收费对于市场经济金融业来讲是正常的，但是因为它的垄断地位导致其定价可能过高，需要对垄断进行监管。最后，银行发展，金融业还需要进一步壮大，特别是一些服务，我们需要为不同客户量身定做一些金融服务结构。　

《办法》里并未排除听证，听证是监管的一个程序。目前，中国市场的发展，并不是收费不够，而是中间业务还未发展起来。所以在整体措施上，我们提倡银行提供更多服务。

我们不用担心银行对某项费用会越收越多，这不可能。市场竞争会促使它回到原来的供需位置；而监管会根据垄断的形成，制定适当的汇率，听证是监管的一项程序。

刘煜辉：措施是比较有限的，第一就是督促信息披露，成本自查；第二就是成本测试，除非促进金融体制的改革，才能起到根本作用，我认为听证没有道理，因为银行是企业，它提供的不是公共服务。

郭田勇：关于中国银行定价问题，我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对定价机制进行研究，必须有一套规范的定价流程和方法，这样才具有透明性和合理性。国外有不少定价方法，如“成本加成贷款定价法”等。

外资行难撼本土银行

时代周报：有学者认为国内银行提高收费标准反而给了外资银行占领国内市场的机会，你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提高服务收费对银行本身和竞争对手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邹平座：这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并不是自然现象。如果银行对某项业务收费过高，我相信银行会自动调整收费，降低它的费用。我国的金融机构，整个银行系统都有“嫌贫爱富”的模式，其本质还是金融体制不够完善。有一些特殊的行业可以提供一些特殊的服务。银行再造里面的核心就是把一些业务外包出去。

刘煜辉：我认为影响和冲击不大。外资银行的客户群比较局限，它主要针对高端，外资主导的市场主要是个人财富管理。外资银行的网点有种种限制，决定了它不可能在低端市场与国内银行竞争。而银行乱收费主要是针对小老百姓，对高端人群例如金卡、VIP客户有种种优惠，再比如净资产50万以上，就可以享受费用减免、低费率。所以外资银行并不会对国内银行造成很大的冲击。

郭田勇：我认为不会。外资银行占有的市场份额极小。现在国内70%客户被四大银行占有，这样就有相对垄断性，几个银行还会联合涨价，这样消费者就很容易被绑架，所以即便不听证，也应该有一定的监督。

赵锡军：这个就是竞争的问题，各家银行有它自己的比较优势，某家银行可能在一项业务上已经比较成熟了，它可以以比较低的成本来提供服务了，它在这项业务上就有了竞争优势。也有些银行，为了打开市场、扩大销路，可能会促销，免费提供一些服务，但是时间一过就会收费了。

我认为从主要业务来讲，存款和贷款业务，外资银行很难冲击本土银行。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本土银行，特别是大银行，网点非常多，所以说中国的大部分客户还是由本土银行来提供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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