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国际发声 国家信用评级本土化起步
报告一出，世界哗然。这是首次由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向全球发布国家信用等级信息。逾百年来，只有标准普尔、穆迪投资和惠誉国际三大美国巨头才是国际评级舞台上长袖善舞的第一主角。这些寡头以一贯的“标尺”，傲慢地将美国评为顶级信用，即便它负债累累。
赞美和质疑如潮水般涌来，“我并不轻松，反而觉得，任重道远。”关建中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感慨道。
大公的“发声练习”
关建中曾在华尔街打拼。1994年，他创办了华尔街上第一家中资投资银行。“那时，我们在美国世贸中心第89层的办公室，放眼俯瞰，那边是曼哈顿的河水，这边是华尔街的大楼，心中就涌动出一种征服纽约的冲动。”
四年后，他进入大公担任总裁。上任之初，关曾推动大公与穆迪的战略性合作。但这种互动只停留于技术层面，因为他认定，信用评级没有国际标准，中国标准只有结合国情自主研发。
自2005年始，大公斥资两千万元，着手研发国家信用等级的评级标准。关建中说：“当时，我们研究三大巨头所创立的国际标准。一度被它们看似公正、缜密的思维方法所牵引，无法跳脱。”
然而，大公发现，所谓的国际标准，主要依据意识形态和债务国利益认识信用环境，使得评级结果与国家的实际债务偿还能力发生了巨大偏差。关建中认为，欧洲债务危机正是此种偏差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总爆发。而此前的金融危机中，这种偏差几乎摧毁了美国金融体系。
大公希望掀起一场信用评级的技术革命。“以债务人与债权人的一般关系为理论基础，我们判断一个国家债务承受能力的主要依据是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包括国家的管理能力、经济实力、金融实力、财政实力和外汇实力五大要素。”
遵循新型评级标准，此次，针对国内生产总值合计占世界经济总量90%的50个国家，大公给予中、俄、印等9个国家的信用等级，明显高于三大评级巨头；而对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18个国家的评级，一致低于后者。
报告分析认为，9个新兴市场的增长潜力长期稳定，财政稳健性以及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日益增强，相形之下，欧美国家的财政风险，已逐步成为可能引起世界范围内经济二次探底的主要风险源。
当大公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发声，尽管一些国内专家评价为“自娱自乐”，但多数认为，这种“发声练习”是有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告诉本报记者：“有中国机构敢走出来对美国的国家信用评头论足，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
法国“财经”网甚至认为有必要以“大公”为榜样，寻找一种更能准确反映本国实情的参数。
被质疑的独立标签
介绍大公时，关建中最常用的词便是独立评级机构。
目前，大公拥有四个国内“胞兄”，分别是中诚信、联合资信、上海远东和上海新世纪。它们占据着国内80%的市场份额，但四家机构或由三大评级巨头参股、控股，或由其提供技术支持，独立性已被严重侵蚀。大公是唯一没有外资背景的民营评级企业，它多次拒绝外资企业高价参股的大公，已成为中国唯一对抗外资评级机构的民族“斗士”。
《华尔街邮报》认为，大公评级不“大公”，含有政府授意的成分。因为
众所周知，中国吃尽了三大评级寡头的苦头。例如，2003年时，标准普尔对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现状“视而不见”，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维持于“适宜投资”的最低限，并把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定为不适宜投资的垃圾级。
“（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是债权国，有钱，却没有说话权，还要承受低级信用。美国是最大的债务国，没钱，却霸占着金融话语权，还拥有最高的信用级别，合理吗？”关建中诘问。
此次，大公试图通过修正评级标准，还原信用市场的本来面目。但这种调整在“美国之音”等美国官媒看来，却成为了中国的“政治反击战”。
而且，大公的身上，也确实有政府的影子。由于我国的评级业属于国家特许行业，1994年，该公司能够成功获取中国人民银行和原国家经贸委共同批复的“准生证”就足以说明其与政府的“交情”。而它在业界站稳脚跟得益于1998年中国证监会组织编写的《证券知识读本》。这册由江泽民题写书名的普及读物，确立了大公“全国性”信用评级机构的地位。
此后的发展，大公亦获得了政府的扶持。在其迅速成长的2003年8月，中国财政部在第六届东盟和中、日、韩“10+3”财政部长会议上，推荐大公代表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加入亚洲债券市场建设工作组。同年10月，国家发改委确立大公为中小企业信用试点单位的评级机构。12月，国家人事部批准大公成立我国信用评级业的第一个博士后流动站。
“政府支持本国企业并非意味着它就具有官方背景。”关建中说，由于三大巨头的影响根深蒂固，国内评级机构若期望发展、甚至走出国门，就必须获取国家战略高度的助推力。其实，在三大巨头进入中国市场前，美国政府就曾花大力气，为其引见官员，打通关节。
大公的内忧外患
他坦承：“其实，大公所占的国内市场份额正在逐年下降。”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他无能为力。
一位正在调研评级市场的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专业朱姓研究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中国正在走美国的老路。级别买卖、信用招标、价格竞争等机制“毒瘤”已在中国评级市场上越长越大。
这些“毒瘤”最早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彼时，评级机构开始依靠向被评级公司收取费用进行盈利，演变到后期，便出售信用级别，出价高者得高级别。甚至只有给出最高信用级别的评级机构才能获得酬劳。随着三大巨头进入中国市场，制度之疣亦被“引进”。
在关建中看来，美国评级企业的自由竞争只能造就级别买卖和价格标准的较量，而无法促进技术革新。“评级机构逐渐走到了社会的反面，掩盖风险，而非揭露风险。”
如是的行业环境中，大公陷入两难。如果继续恪守公正、客观的评级标准，短期的代价就是市场的萎缩和利润的下降，而这对于计划冲刺美国市场的大公来说，是不利的。
除了“内忧”，大公的“外患”是无法进入美国市场。
今年4月14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将大公的赴美申请正式列入拒绝程序，这已是大公申办“美国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的第三年，其间遭遇过两次“延期批准”。
美国给出的拒绝理由有两点：第一，总部设于北京的大公在美没有办公机构。第二，SEC曾致函中国证监会，要求对大公进行“跨境监管”，但遭到拒绝。
“大公的申请文件是按照美国法律完成的，但美国的拒绝理由却是违反法律的。而第二项甚至侵犯了中国的监管主权。”对此，关建中显然“不服气”。
事实上，中国本土评级机构获取美国牌照的意义重大，这一资质既是评级机构跻身国际舞台的象征，亦是中国赢得国际资本市场话语权的前提。“美国也很清楚评级话语权对于保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性。尽管美国自己的三大巨头正在没落，但它绝不允许其他国家的机构染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专家江涌如是分析道。
对此，关建中坦言，这些问题只有当中国政府将支持大公等本土评级机构进入美国市场，提升为国家战略之后才能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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