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化的观念与媒体的责任
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命名的德国伯尔基金会，委托德国埃尔福特大学和杜易斯堡大学联合进行了专项研究《德国媒体2008年的对华报道》，今年6月14日在柏林发布了共300页的研究报告。
虽然报告目前只有德语版，却引起了中国媒体的很大兴趣和广泛报道，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不过在没有阅读前提下的解读，如何给中国读者以报告的原来面目，难度是相当大的。因此，伯尔基金会将报告的主要信息用中文概括如下，希望能澄清一些误读，为两国传媒界和公众的沟通交流提供一些学理性的依据。
研究目的：
为德国思考自身提供一个参照
有中国媒体问：为什么以“德媒对中国的歪曲”作为研究对象？
这已是一个误会：作为学术性的研究项目，没有调查研究前是不可能下此定论的。
还有媒体问为什么一个德国的机构要来做这件事？
2008年中德双方在公共领域里关于德国媒体的对华报道有很多争论，但由于没有一个较为广泛的经验调查作为论证的基础，所以常流于相互指责：中国学者对德国媒体所做的一些量化分析以负面报道或正面报道为分类的标准，德国媒体则出于对媒体角色的定位不同，并不认为负面报道就是意味着反华。而对德国媒体中出现的失误之处，中国方面有人理解为特意的扭曲，德国方面则强调外国媒体无法在中国获得一手消息是主要原因，还有人把来自中国的批评都看作是官方的宣传。在当时的情况下，讨论很难不带上情感色彩。
现在时隔一年多，通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德国媒体如何报道中国进行一次梳理和分析，我们希望为德国思考自身提供一个参照，因为人们眼中“他者”的形象，其实是对自己很多特性的反射。同时，希望这样系统性的研究也能帮助中国更准确地了解国际舆论中的自己。
研究方法：
对主流媒体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日报》三家有全国影响的日报，《明镜》周刊、《焦点》周刊、《时代》周报三份周刊以及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节目是本次研究的对象。
德国有人提出意见，认为还有的媒体拥有报道水准很高且态度中肯的驻华记者，却没有被研究收录，网络媒体和广播节目也未被涵盖；另一些人则指出，德国发行量最大的小报《图片报》以及众多地方小报，没有派驻中国的记者，对华报道与上述严肃媒体相比问题更多。对此研究者作出解释：在社科研究中无论对样本如何取舍都会有争议，本次的调查从媒体不同的政治倾向出发（偏保守－中间－偏左），各选取影响力较大的媒体，尽量体现一定的广泛性，但不可能涵盖所有关于中国的报道。
从这七家媒体2008年的报道中一共收集到近9000篇涉及中国的文章，其中约4000篇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华报道。研究者进而对这4000篇文章内容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德国媒体的关注话题有哪些。然后从这些话题中选取一些进行定性分析，从事实的准确性、意见的多元性、消息来源和人物的多样性等方面对文本内容进行考察，最后通过对相关记者和主编进行访谈，了解记者与编辑部对各自角色的理解、报道生产的流程、驻华记者的工作环境等。
研究结果：
德国媒体有盲点，无反华阴谋
研究结果表明，所谓“德国媒体的反华阴谋”在上述被调查的媒体中是不存在的。不仅这七家媒体“统一思想”不太现实，就是在同一家媒体也常能找到立场见解针锋相对的文章。与德国媒体对其他文化背景差异较大的国家（拉美、中东等）的报道相比，德国对中国关注的话题更加多样，经济、环境、文化等都有涉及。这也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和国力的发展，使得西方对中国的各个方面都更加关心。然而报告也指出德国媒体的很多问题：
◎“反面”套话与“正面”套话
首先，近9000篇文章有超过一半并非关于中国的报道，而只是“顺便”提了一下中国， 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数据。在大量的程式化、套话性质的对中国的描述中，以经济、环境和国际关系的内容为主。例如中国是“盗版产品”或者“廉价产品”生产者、“气候罪人”等。但学者们也发现：存在所谓“正面”的套话， 如中国是“具有吸引力的销售市场”、是“有竞争力的产品制造地”等。
然而，无论正面也好，负面也罢，这种套话的使用是对社会上存在的固有观念的重复与迎合，而没有起到媒体应该起到的作用：对固有观念进行质疑和深入的分析。因此带来的危险是：简单化的、断章取义式的套话在社会中的影响又通过媒体的传播得到了强化。
◎选题盲点与欧洲中心主义
在真正报道中国的文章中，研究报告也指出了很多不足之处。例如选题上的盲点：中国的教育、科学、技术领域很少有涉及；而在比较受关注的话题中，研究者也发现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有些媒体在经济报道方面主要着眼于德国相关企业，对中国市场自身情况介绍分析得不够。又如对中非关系的报道中，大多数文章把中国看作是欧洲在非洲能源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同时从道德上指责中国与独裁和腐败的政权进行交易，却没有对欧美在非洲同样推行的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外交策略提出质疑。这个议题明显反映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的日趋重要，西方社会对此有一种焦虑和担忧的心理。
◎事件取向与“坏新闻”模式
此外，这些文章中存在着媒体对外报道常见的现象，即跟着事件（event)走，并高度关注冲突性的、负面的内容，所谓“坏消息才是好消息”。研究者认为这是媒体作为市场化的企业为吸引受众作出的考量，同时建议媒体从这个所谓“媒体逻辑”的窠臼中跳出，在新闻性事件报道之外，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做更深层次的分析。
有德国媒体开始反思报道中的失误，但将失误与驻华记者获取信息和到达现场的障碍，得不到一手的可信资料联系在一起。对此研究报告建议中国有关方面进一步开放外国驻华记者的工作环境。因为研究表明，总体来看，驻华记者的报道更加深入细致，专业性更强，对促进多元化的中国报道是很有贡献的。而从对记者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如果在工作中处处受阻碰壁，可能会造成记者在自己的判断过程中产生有抵触情绪的倾向性，并在遣词造句中流露出来。
报告还建议德国媒体要加强与学界的交流，以使得报道更严谨。对此参与讨论的记者和专家也从各自的视角谈了他们的看法：媒体实践中常常要对新闻事件作出快速的反应，同时限于时间和篇幅不一定能将背景材料介绍详尽。专家则认为媒体的报道和对专家意见的采用，常常是为了“取我所用”，有时会发生断章取义的问题。
中国媒体问题：遮蔽以及偏见
显然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德国媒体中。关于媒体在2008年中德两国关系中的作用，伯尔基金会目前正着手项目的第二步：研究2008年中国公共舆论怎样看德国媒体的对华报道。 研究完成还需假以时日。
◎大多数中国媒体忽视我们的一个结论
有意思的是，近日一些中国媒体对伯尔基金会德国媒体研究报告的报道，同样体现出了学者诟病德国媒体的所谓“媒体逻辑”：中国媒体似乎同样倾向于挑选可能吸引读者眼球的内容，甚而加以放大，因此有了“德媒集体失真”，甚至“德国终于认错”等生动却失真的写法。而德国媒体的反华阴谋这一说法并不成立，这是研究者在报告发布会上强调的一个结论，却成了绝大多数中国媒体报道中的盲点。下面是一些例子：
新华社
《法治晚报》
◎中文版《环球时报》想象力丰富
《环球时报》中文版的问题更多。它在
实际上引言原文是：“中国近年来对西方的涉华报道提出了批评。德国媒体也是被指责的对象。批评来自中国政府、中国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引领者是在德国生活的中国人和之前对德国抱着友好态度的精英阶层。他们关注德语媒体的相关报道，认为报道是片面的、负面的，对中国进行了系统性的诋毁。”所谓“30多名驻华记者”，是从其他段落中硬搬到这里来的，也许这样做有助于营造具体的敌对形象。
接着《环球时报》又称：“参与这次调查的埃尔福特大学学者卡罗拉· 里希特认为，这些报道中，一多半都属于固有观念下的‘陈词滥调’，带有‘矮化（中国形象）’的特点。”里希特女士从未接受过《环球时报》的采访，她在报告中介绍得很清楚：固有观念下的套话中，既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
如果说以上的失误是由于对报告本身的片面解读，《环球时报》对于德国媒体的引用则可以说是想象力丰富了： 它声称《新德意志报》表扬基金会“如今，终于有正式的机构来对此（德国媒体的固化观念）提出反对了”。无中生有的赞扬我们只能敬谢不敏，因为《新德意志报》原文中“正式机构”指中国官方：“那里的官方机构甚至提出了德国媒体阴谋论，这个指责（按照研究结果）是站不住脚的。”
《环球时报》接着又称德国《每日镜报》的评论是：“亲华的记者现在可以兴奋了”， 事实上《每日镜报》相关报道中完全找不到这句话。相反，它肯定了研究报告对德国媒体的工作进行评估是一件对媒体有益的事。
几天后《环球时报》中文版的另一篇文章以“德媒否认有反华阴谋”为题，提到了德国《日报》的相关文章，其实《日报》引用的是研究结果，而非辩驳。
◎以讹传讹的信息屏障
这个分析的着眼点很好，指向记者的角色和责任，与参与研究的一些德国专家意见遥相呼应，可惜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批评转向了自己。这个例子证明了，尤其在语言文化等客观限制较多的国际报道中，记者在挣钱糊口之外，是主要的信息传播者，必须遵守尊重事实、力求准确的职业伦理，否则以讹传讹， 消极的影响更会被放大：该报的评论文章翻译成英文后被多家中国媒体在网上转载，德国记者自然读到了各种不实之处。 此外文中还提到了德国的纳粹历史，这也是在中国媒体中存在的一个对德国的固化观念，即与研究报告完全无关，又无益于缓和双方讨论中的情绪化倾向，的确不可取。因而德国有人批评伯尔基金会，认为做这样一项对德国媒体批评性的研究会被中国宣传工具所利用。
◎英文版《环球时报》报道客观
在政治文化差异较大的国际对话中，沟通是复杂的，又是艰难的。但不能因此就放弃沟通的努力，这样只会使误解和偏见加深。通过我们多年与中国合作的经验，我们有信心认为中国会在沟通中进步，变得更为开放。在这个过程中，政界、学术界、媒体和公民社会都是可以起到推进作用的力量。在此我们要感谢《环球时报》英文版
研究报告的学术顾问、埃尔福特大学传播学系教授凯·哈费茨对德国记者的呼吁，应该也可以为中国媒体人共勉：除了将这一行作为养家糊口的职业，我们的记者能否更多一些理想？别去揣测你的读者、你的主编想看什么故事，相信他们有能力接受你带来的更高质量的、打破固化观念的新内容，从而为这个社会作出你的贡献！
作者系德国伯尔基金会驻华首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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