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有责任，而人才属于全人类

2010-06-24 04:38:52

来源: 时代在线网

日前，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家，海外侨胞数量已超过4500万，中国正掀起自上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以来的第三波移民浪潮，这次移民潮的主体是知识精英和新富阶层。如此大规模的移民潮，不禁引起国人的反思与警惕。

时代周报：移民潮的背后有哪些深层原因？它会对我国社会的发展造成怎样的影响？面对社会中坚力量的不断出走，我们如何吸引人才、拯救精英？

范以锦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应该看到这些有思想、有抱负，又很专业的人才不断地流出去，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老一代的精英们已经留下来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那我们怎么留住那些年轻、有发展前景的精英呢？要留住他们，就要提供比较好的平台，让他们看到自己才能施展的空间和上升的希望。然而国内往往是论资排辈的体制，要打破这种格局，让真正有才能的人上位。虽然，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想了些办法，但还需要能真正提供保障的机制和体制，需要有宽松的环境让大家畅所欲言，把热情激发出来，软硬件的条件都要具备。

怎样凝聚人心的问题，是我们国家需要认真探讨的，因为这种离开已不是个别现象了。上世纪50年代，很多人是怀着希望国家中兴的理想回来的；现在从个人来讲，可能是丧失了信心、抱负和担当。但还是要从我们国家自身看，我们怎么营造让他们产生信心的环境。不是发一些文件，说几句要培养他们、重视他们的话就可以了。精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是未来发展的希望，一定要有良好的环境来保护他们、支持他们，让他们看到希望，才能够让他们一往直前地承担自己的责任。

傅国涌

著名学者、作家

虽然我们国家现在是一个崛起的大国，是一个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体，能开奥运，能开世博，但报道出来的大量事实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社会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是不断发生扭曲的杀童案，发生连环自杀，发生矿难，且贫富分化利害，就业问题十分严峻。每个人都有一个桃花源的梦，希望简单地更放松地生活，但现有环境达不到他理想的生活状态，提供不了足够的安全感。

现在的知识分子普遍缺乏担当、缺乏勇气、缺乏对社会的批判精神，比较犬儒，只有少部分人有自主的判断。鲁迅那个时代是大部分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都活得像一个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今天是做不到的。自身责任感的缺失，也是他们选择离开的一个原因。

夏业良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我们要用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人才流动，人才不是属于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国家的，而是属于全人类的。不是说精英不肯为这个国家和地区奉献，而是说你无法为他们提供应有的条件，他们出于无奈才会选择离开。所以不应该都把责任推到这些人身上，认为不为我服务去给外国出力是不负责任的，这是落后保守的思维。只要是人才，不管在哪个地方，只要能发挥潜能，作出成绩，我们就应该鼓励。

此外，现在很多地方想靠高薪来吸引人才，光凭这个是不行的，人家不是只看你给的待遇，如果不能适应他事业的发展，也是待不长的。更长久更有效的吸引力还是制度环境、社会氛围，更适合人的发展，并使人才能确实干出成绩出来，不是各方面都受到限制约束，明知有很多弊端又无法改变，最后人家只有走路了事了！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精英的逃离还是在于法律不彰，司法独立问题没有解决，很多人都很害怕，没有安全感，不管他是企业家、学者，还是演员甚至官员都不踏实，所以就选择了移民。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教育不行，很多人走是为了孩子，孩子在外面，他们也走了。中国现在一些基本的因素，比如政治改革滞后，市场环境脆弱，这是精英出逃的大背景，现在无论医院、学校、银行都像是衙门，要当官才行，是人才却得不到重视，不是按规矩、老老实实干，有才华，就能得到一切。

拯救精英，实际上就是拯救国家，如果国家人才都逃了，不就成了废墟了？现在不正常的状态在加强，各种资源垄断越来越强。在改革之初，一个小商小贩，可能通过自己的勤奋，自己的心机就能发家，但现在越来越难，人们的上升渠道在堵塞，阶层在板结化，到现在局面还是这样，这是很麻烦的。

不能说什么国家培养了人才，国家也是纳税人养的。精英应该掌握话语权，但在体制内来说还是弱势，所以他们选择了离开。他们是精英，应该担负起比一般民众更多的责任，这是一种要求，但不是说他们必须做到，他们不做到也可以，也不违法。

周晓虹

南京大学社会学学院院长、博导

首先，我认为移民与爱国与否不能相提并论。抗战期间，没有走出国门却当了汉奸的人很多，同时期回到自己国家的抗战的人也不少，所以我们不能将移民作为区分爱国与不爱国的标准。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移民是一种传统。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是由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人移民过去的。

比如有这样一批移民，他们是上世纪50年代回到祖国的，但回来后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于是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这些人就重新选择回到国外。所以，我们的国家也应该反省自己的政策，而不应该谴责这些人。我们应该关注如何改变环境来留住甚至吸引人才。如果这些东西不能做到的话，那移民是很正常的。另一方面，客观上讲，中国人口多，耕地等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相对较少，人们选择到国外去更好的生活或施展他们的抱负，也是无可厚非的。

实际上，精英出去以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促进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交流与合作的一种动力或桥梁。因为这些人出去不是单纯养老，而是从经济到文化教育多方面沟通两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移民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的对外交流和改革开放。而大家对移民的消极态度，我认为是因为大家对人才流失后中国的前途和稳定抱有怀疑态度。费孝通曾认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许多有文化的地主从农村流失到城市，结果造成中国乡村社会的凋敝和豪强势力崛起。他把这种现象解释成一种与水土流失相像的现象，叫社会浸蚀。从这两个角度来讲，中国精英的流失在社会层面上对社会的影响可能要大于经济层面。

信力健

民办教育家、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

从表面上看，移民潮有很大的影响，它造成了财富和人才资源的流失，但从深层次来看，移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会太大。财富方面，很多钱流向了移民接收国家，但又变相地回到了中国。而且资金的流动是相互的，在流出资金的同时，也有资金的流入。其实他们很多人只是转变了身份，多拿了一个证，他们的生活还在国内，一点都没有改变，有高收入、有别墅。人才资源方面，走出去的人未必都是人才，很多官员和富商的子女在国外，并没有学到任何真正的东西，而且这些人放在十三亿的总人口里面，只占很小的比重，影响不会很大，我们不要夸大这种影响。

在晚清和民国的时候，有很多中国人走了出去，到东南亚各国，很多都成了商业精英，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广东有很多外汇收入，也有很多华人回国投资，是当时的一大景观。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中国有大量的华侨，他们对中国的转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要吸引人才，可以这样入手，香港人有“回乡证”，台湾人有“台胞证”，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华人证”，这样人才可以较顺当地回到国内，我们要提供一个让所有华人都能顺利报效祖国的机制，可以承认双重国籍。其次，我们应该要维护法律的权威，做到司法独立，假如我们能够给他们一个公正的、安全的环境，那就能够为他们免除后顾之忧。要让民众更有安全感，必须让所有国民都享有同等的待遇，只要没被法院认定为有罪，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一视同仁。媒体要注意传播，不要采用一些概念，比如“富二代”、“官二代”，而要用“国民”的概念。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印度尼西亚、俄国、东欧都有排华现象，但是在国内，你就是国民，不应该存在排挤任何一个人的问题，每个人都得到法律的保护，包括生命权、财产权等其他延伸出来的权利。

郑也夫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这些人的选择就是用脚投票，用脚投票比大选投票更真实。商人在国内的经营环境充满了风险，虽可以发财，但极不安全，为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作出了这样的选择，但同样他们也带走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这也造成了直接的损失；知识分子的外流是因为他们认为自由度大、有发展空间，在国内可能不能获得同样的成就。比如我认识的一个女学者就是因为非常热爱她的研究才出去的，而在国内她是无法安心搞研究的，不仅没有相应的设备和研究条件，还有很多非学术的事情要处理，所以她甚至选择了把家安在国内，一人独自在外搞研究。而且科学是无国界的，出去的人做出的成果日后还会以其他的方式回报给祖国的。

现在在做各种努力，想要吸引人才回来，很多名校都是争相雇佣一些中国海归或是洋教授，而且都给开高薪，给非常丰厚的条件，但我觉得这事情做得有点荒诞，有点过分，虽然是努力吸引他们，但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我不太赞同。美国吸引外国知识分子和对待本国知识分子没搞两个政策，是一视同仁的，确实美国的物质报酬丰厚，研究也自由，但并没有对外国来的人搞特殊待遇，不媚外。我们的吸引也不应该说只是为了把海外人才吸引过来，毕竟国内还是培养了很多人才的，不能让国内的人才觉得只有海归才是人才，才值钱，如果这样大家都会选择出去了。像人大就有一个明文规定：招聘的教师必须有在海外正式学习的经历。这事做的太绝了，太过了，向海归倾斜太重了。

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环境宽松，包括物质待遇也还要可以，但绝对不意味着是诱惑。要是诱惑别人来是荒诞的，那绝对不意味着环境好，要是环境好干嘛还老诱惑人？应该是环境构成吸引，不是说格外拿出什么东西，拿出什么钱来，拿出个什么房子来诱惑你。

徐友渔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这样的移民值得高度关注，它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当前的经济建设的负面作用相当大。一个国家要建成现代化的国家，精英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精英外流的同时带走了发展经济、科技的宝贵资源，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

过去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经济落差非常大，很多在国内已是工程师的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愿意出去做很苦的工作，因为即便在外国很一般的收入与国内相比，也是相当富裕的，所以过去的人愿意出去，多是因为经济原因。当今中国的经济水平与国外相差不是很大，而且国外没有亲朋好友，文化差异也给生活造成很大困难，精英还是愿意出去，主要是出于“安全感”的考虑。当人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后，就会对安全感产生强烈的渴求。霍布斯说过，安全感是第一位的。精英之所以要外出寻求安全感，是因为中国目前法制不健全。在国外虽然有文化差异，生活上有暂时的困难，但在法制国家，后果是可以预期的，即便是做了坏事，比如贪污，他也可以根据法律，对后果做出恰当的预期。而在中国，由于缺乏良好的法制环境，以后的生活不可预期，生活的不稳定因素太多，精英必须靠维持与权势的关系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就造成了很大的不安全感。虽然国家现在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短期这个局面还会继续，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更深远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对待我们的人民，国家怎样落实公民权利，这些东西要解决起来很困难，甚至要根本性的价值观念转变才能解决问题。

中国人思念家乡、热爱祖国的感情一直都是很强烈的，与世界上其它民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情结都是很重的。但问题是，我们社会出现很多不公正待遇，很多人产生了不安全感，这样还要求他们一心报效祖国、为国尽忠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国家要让人们对她发自内心的热爱，不是通过搞一些活动和宣传来要求人们对她热爱，而是要提高其内在吸引力，这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