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巍青：某些企业管理模式已经侵犯了人权

2010-05-27 10:06:33

来源: 时代在线网

访谈嘉宾郭巍青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

时代周报：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企业热衷于实行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管理体制，对员工的人身活动、私人时间安排作出规定和限制，请问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郭巍青：企业管理严格，单就这个来说，是没有什么的，这属于企业经营的范围。但是，从山木这个事情来看，可能还包括富士康等一些公司，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企业的这种管理，是否已经侵犯了基本的人权？这个问题，肯定要把它提出来：基本人权是否在你的管理体制中受到了侵犯？全社会都要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为几个受害者伸张正义的问题，更是一个人权受侵犯的问题。

缺乏普遍的权利意识是我们这个社会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如果你自己意识不到这些权利，也没有一个有力的制度来保障的话，那么它就会被人以各种各样的名义侵犯，假如政府不让你说话，你会觉得这是在侵犯你的言论自由，这些问题社会讨论比较多。但是对企业的管理是否在侵犯那些普通工人或者说相对较为低层的、较为弱势的人员的基本权利，关注较少。不管是以什么名义，人身的自由都不应该受到侵犯，更不要说是性侵犯了。可能一些员工本身也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这跟我们的教育有关：服从、对上负责、听话，或者以这样一种关系来取得进步，而不是说，进行一种普遍的权利的教育和保护，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悲剧。

时代周报：避免这类悲剧的对策是什么？社会和政府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

郭巍青：我强调三点，第一点，当务之急就是应该在教育系统和社会各方面要做普遍的基本权利的认识和保护工作，每个人都应该明白他的基本权利。工作是实现我的劳动权利，而不是我对你有人身的依附，中国人太容易产生这样一种依附感。当然企业可以有其要求，从经营角度来说，可能是合理的，但是不论怎么说，我来应聘，这是我的自由，符合条件你就录取我，我们共同保障了我的劳动权利，然后才是说企业经营的问题。

一些学者很喜欢把人作特殊性的区分，其实不论你是从哪里来的，只要你是公民，别人有什么权利你就有什么权利。比如西方的福利制度，是基于普遍权利的，所有的公民都有得到养老金的权利，你不能工作了就有这个权利，政府应该保障这一点。

时代周报：山木公司就是这样一种企业文化，比如每个员工都要背诵的《羊羔跪乳》，它搞的就是这么一套。

郭巍青：这种企业文化与当代的普遍的公民权利是截然相反的，工作合同是一个契约，它基于独立的个体的权利，是受到国家法律和基本的权利条款保护的。这种情况说明我们这个社会还是不太讲权利，公民权利有些是有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之分，积极权利是一定要有条件来保障的。劳动的权利就是一种积极权利。所以，我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强调普遍平等的公民权利，以及基本人权，决不能让一个企业的所谓文化大过基本人权，那整个关系就颠倒了。

第二点，山木的事情涉及到性侵犯，当基本的人权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时，女性可能是其中最为脆弱、最容易受到侵害的一群。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特别讲一下女性权益的保护问题。从报道中我们看到这些受害者，可能是从一个安静的小地方忽然进入一个大城市，遇到山木这样的公司，完全不敢去坚持她自己的权利。宋山木在管理过程中，运用性的手段来达到既满足自己又控制对方的目的，然后藉此建立一个可掌控的关系。这个事情正是一个女孩子不接受这种关系才暴露出来的，前面是有人接受的，他就是用这种关系来控制你，我有你的证据，让你不得不听我的，再一个是给你一点小恩小惠来安抚你，像宋山木就是每月给你发几百块钱等。这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你听话我就给你一点东西，你不听话那就给你以伤害，威胁你的家人，威胁你的人身安全等等。

时代周报：在山木事件中，一个受害者说：“我不敢反抗，我怕他杀了我。”另外一个受害者也说：“我要么在山木工作一辈子，要么在离开山木培训的第二天被人杀死。”

郭巍青：这是被洗脑的结果，山木可能会有一些与黑恶势力有关联的地方，但是还不至于到这个程度，他是在利用他们的恐惧心理。

所谓“我一离开了可能就会被杀死”，这显示她根本感受不到法律系统对她的保护，社会公权力在这方面是缺位和失职的，我们讲法治国家讲了这么久，她居然不知道有一个法律系统做她的后盾，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让我们的法律系统看看，说得过去吗？这才是令人恐怖的地方。

时代周报：一位受害者提出，妇联和团委能不能采取措施保护他们，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这些社会组织在预防类似事件中能起哪些作用？

郭巍青：就是说生活当中应该有妇联、工会、团委、NGO等这些组织，她们可以与这些组织交流，把自己的情况和困惑讲给他们听，从而得到帮助。但从这个事件来看，他们是从来没有得到过帮助的，这表明我们的社会是极其残缺的，完全就是原子化的个人在面对一个公司机器，面对一个庞然大物，这就使她们觉得很无力，觉得根本没法反抗，这种局面再严重下去甚至会有自杀的事情出现。报道里面也提到，一个受害者眼看着另一个女孩被老板叫去，但她不敢说，不敢提醒这个女孩，因为她也害怕。

时代周报：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企业的日常运行是否应该处于一种公众可以看得到、可以监督的状态，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郭巍青：这首先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我们普遍认为企业怎么管理是它自己的事情，外界不应干预。企业的运行不能去侵犯基本人权，如果你侵犯的话，需要有一个揭发的途径，但这还是需要一个个的公民来完成，毕竟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和资源来监督，而且很多东西也是看不到的。我也非常希望能看到企业的员工能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不仅仅是经济权益，还有各种人身权益。

现在对工会组织的要求已经远远超过了对经济利益的保护的阶段，因为现在工资方面基本都能说得过去的，并不会特别苛刻，权益的保护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工人们需要有沟通交流的渠道，比如妇联、团委、工会这些组织，尤其是要有保护女性权利的组织，因为她们是最为脆弱的一群。大家互相提醒，我们是有权利的，如果不从这一点着手的话，事情很难得到解决。问题就在于普遍权利意识的缺失和公权力的缺位，在这“两缺”状态下，具体到山木事件，就是女性是最脆弱的受害者。而要对她们提供帮助，除了司法系统外，最重要的就是妇联、工会、团委、NGO等组织要真正做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