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大的年轻人，何以独活？
【时代议题】从潘晓、罗炼到富士康工人：青年的出路和这个国家的未来
策划：彭晓芸
操作：李铁、韩洪刚、王一粟
特邀撰稿及嘉宾：石扉客、彭远文、展江、李公明、毛向辉、王千马
【专题导读】《富士康之殇：青年人何以独活？》
【开篇】《如果“该死”的富士康真的死了》
【意见领袖】《“LOST一代”：个体要在逼仄中生长出责任意识》
【个案】《工厂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
《我的幸运和表弟罗炼的不幸》
【访谈】《喂大的年轻人，何以独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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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大的年轻人，何以独活？
本报记者 韩洪刚
访谈嘉宾 王千马 资深媒体人、《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一书主编
PART 1 “被成长”的人生
时代周报：你们以一本书《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来探问“80后”这一代年轻人。向大家解释一下你们的初衷，以及这个有意思的书名吧。
王千马：独活这个概念来源于一种草，这种草就叫独活。网上有一个很形象的解释：“一茎直上，得风不摇曳，无风偏自动，露出渗透到骨子里的杠头嘴脸，祖宗们便油然生出一股绵绵不觉的爱意，欣欣然将其定名为独活。那意思明摆着，只配它自个活着。”我们以“无法独活”为书名，就是想表达当下年轻人一方面是很卑微的，另一方面是追寻特立独行而不得。“独”指向的是独立思考，独立人格，以及独立精神。
时代周报：你们还用“被成长的喂一代”来描述当下的年轻人，尤其是针对80后，为什么要这么说？
王千马：现实生活中，很多“独子们”都是被喂大的。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喂养者，那就是国家。其实，如果说“喂”显得不够尊敬，按照一贯的说法，国家培养了我们——我们被体制喂养长大，而为之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一切活动都要按照体制要求行事。“喂”这个字眼很有意思。它的左边是个“口”字，要吃；它的右边是个“畏”字，要怕—喂大的年轻人们，他们就是夹在“要吃”和“要怕”中长大的。他们一边向父母，向体制要东西填肚子，一边却又战战兢兢，生怕一言不慎，就要遭殃。所以，反过来说，喂大的年轻人终究无法独活。
其实这一代人具有共同的特质—他们共处在社会转型期，并被这些转型所深深影响：刚刚出生便碰上了计划生育，刚刚上大学就碰上教育改革，刚刚毕业便碰上了打破铁饭碗、自谋生路甚至没就业即失业，刚刚对爱情有所期盼就碰上了“一夜情”、“婚外恋”的泛滥，刚刚想结婚就变成了“剩女”……同样，我们刚刚走进社会就面对全球化，面对着科学技术没完没了的更新换代—一切那么新鲜、变动不居，让人无所适从—你说，无所适从的人生，肯定是“被成长”的人生，你都无法自我选择。同样，最终会导向“无法独活”。
时代周报：“被”也好，“喂”也罢，都是人的逐渐丧失“自我”与“客体化”的过程，结果，人只是由历史与国家这样的宏大叙事构建起来的进程的“客体”，乃至于成为实验的小白鼠。在你们看来，个体有没有可能遏制这一进程并从中“解放”自己呢？
王千马：我们说当下年轻人“无法独活”，恰恰是看到了他们“独活”的希望。这要感谢当下社会的转型，虽然它造成了当下年轻人迷茫和困惑，无所适从，但不破不立，破的是意识形态的束缚，立的是让多元价值观有了滋生并生长的空间。事实上，个体化的社会，也是多元化的社会。它不再只有一种声音—包括口头发声，以及脚步声。以前的日子里，大家不管是青菜、萝卜，都被扔在同一个“盒子”里，被统一命名并统一行动。但当下年轻人却从“盒子”里纷纷跳出来透透空气，甚至就再也不回去了。
这些是外部条件只是一个良机。但是要想真正实现“独活”，还需要当下年轻人能勇敢地站出来。这世上永远不缺机会，缺的是勤劳。面对就业恐慌、新三座大山，我们不能整夜梦魇，而是在做中变得强大。行动让人无畏，空谈让人痿软。
PART 2 “争取40岁时改变这个社会”
时代周报：你和另外四位作者，正好都是“70后”。这难免被解读为一种“70后”向“80后”的当头棒喝。你们是如何理解并区分70后与80后的不同？
王千马：我们更愿意将“棒喝”解读为催促的意思，而不是教训。“80后”现在已经到了三十而立的时候了，该打破沉默，该要担当起来了，按照主旋律的说法就是你们该要做“接班人”的准备了。
不过，现实生活中的80后还是很难“三十而立”。不过，是不是真的就像全国政协委员张杰庭说的：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活法，政府有政府的活法，有钱人有有钱人的活法？当下年轻人就应该心甘情愿当蚁族，过蜗居？我觉得这是不对的。知名评论人五岳散人就很义正词严地说：年轻人被现在的“活法”弄得生死两难，“三十岁是不是能在经济上立起来先不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立起来，争取在40岁的时候改变这个社会”。
不管如何，80后要比70后具有先进性。我很欣赏80后在“自我意识”上的觉醒—虽然这“自我”具有“自私”的成分。但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也难奢求他真正爱别人。80后是成长于正常年代的第一代。一旦80后对他们生存的时代产生更为独立、清醒的认识，那么80后所焕发出的能量将会是超越70后的。
时代周报：从70年代末至今，中国在经历激变，连续性断裂，这造成了“代”的差异，同时也存在地区差异，以及城乡差异。你们如何看待城乡视野中的年轻人？比如，富士康连续的跳楼事件，就凸显了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村进城打工青年的人生困境。
王千马：事实上，我们所讲的“无法独活”，不仅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同样，不仅指向城市中的独一代，也指向农村的80后，包括进城打工的80后。
如今，当一队队农村的80后、90后，奔向了自己的梦想之地。他们以留在城市为荣，学着城里的人打扮，说着从网络上看到的新词儿……可是，他们却又回不去了—他们不熟悉节气，不熟悉农活，拿不惯锄头和钉耙了……除了城里，他们已经无家可回。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他们死活就是融入不了“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他们不仅“子承父业”继续着父辈在城里辛苦、肮脏的活计、同样深受着工头、老板的盘剥，同样深受着城市人的歧视。
新生代农民工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现实，令他们产生异常的“边缘心理”，强烈的“城市失落感”导致他们中的一些人存在着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不愿意扮演“边缘人”的角色，渴望超越父辈拿到“城市身份证”，享有住房、医疗、养老保障，但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心理的失衡加剧了他们走上不归路。
富士康跳楼事件被连篇累牍的报道着，我不想再过多讨论其中的是非，只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的第二代农民工比他们父辈也就是第一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尴尬和困境更多。
时代周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或警惕，这种贴标签式的、戴帽子的划分，有可能会抹掉70后或80后各自内部的差异性和丰富性？
王千马：我曾记得这样一句西方谚语，“当你定义我的时候，你也就抹杀了我”。意思也就是，每个人都是多面体，具有无数个属性，而并非非好即坏、非黑即白。在70后与80后之间，由于这个时代的急剧变革，导致了相邻的两代人，也具有不同的风貌，也就是所谓的差异性。同样，在80后内部，差异性也是非常明显。举个很简单的例子，韩寒和郭敬明都是80后，但是你要说他们没有差异，那简直是在说鬼话。
只是，急剧拉大的差异化也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它会造成个体之间的疏离，以及这个时代的人情淡漠。“集体”和“团结”只有在过度强调的时候，才显得很让人反感。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价值观多元的社会，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没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
有人说，我主编的这本书，也是在给当下年轻人“戴帽子”、“贴标签”，你尽可以这样说，但是，在一个没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我们需要寻找核心价值观。我们不怕抹掉70后和80后各自内部的差异性和丰富性，而是迫切需要寻找他们的共性。
PART 3 无根年代，必须重拾信仰
时代周报：共性是需寻找的，核心价值观是亟待建设的。你们说“时间重新开始，该建设点什么了”，该如何理解呢？
王千马：这可以往大里说，也可以往小里说。往小里说，最起码要有个人的独立意识。没有独立意识，其他的也就没必要多谈了。所以我们说“抛父别兄”—父是指自己的父辈，兄是指自己的兄辈70后。这难免会让50后60后70后不痛快，但是80后如果跟在父兄后面亦步亦趋，那也是很没出息的事情。
对当下年轻人来说，他们需要明白，独立，其实就是单腿也要站立。所谓的单腿，一方面由于生存空间有限，同时放不下两只脚；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被罚站—被父母罚站，或者是被体制罚站，但是你不能因为此就一出溜趴下。
往大里说，当下年轻人哪怕是贫民，是蚁民，或微博里的“微民”，他们最应该要做的是公民。这就需要他们应该进一步系统冷静地接受现代公民教育—人的教育；应该具备独立社会人的常识！不是国家说给你们尊严，你们就有了尊严。尊严和每个个体都息息相关。然后，自我实现，也就是说实现个人的幸福。
时代周报：尊严不是外部赋予的，而是源自人的本性，又是幸福的重要源泉。你也谈到“幸福的花儿自己栽”。你们是如何诠释幸福的？
王千马：幸福的花儿自己栽，其实意思也就是自我实现。还表达了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幸福不是掌握在别人的手上，而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在谈到幸福时，我们首先强调的是，在这个无根年代，我们必须要重拾信仰。只有真正的信仰，才能抚平人的终极恐惧。同时，残酷的现实应该不是道德沦丧的理由；其次，我们需要RIGHT目标。也许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明知即将万劫不复、依然喊出“你多美啊，请停一停！”
当然，我们要明白自己向教育要什么，在我们看来，我们不仅需要向教育要能力，更要精神与自由。目前，市场经济的席卷，让经济成为显学，让当下年轻人也不由自主地追逐财富，被钞票牵着鼻子走，但是在我们看来，对于财富的追逐本身并没有错，但财富并不能解决灵魂的不安，也产生不出特别大的欢乐和幸福。
最后，我们认为，幸福其实是一种能力。就像人生哲理所说的那样，穷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心中欢畅者，则常享丰筵。我们要学会理性地问自己，究竟什么才是自己内心最渴望的。而且还要懂得，施舍他人比自己独自享受更能给人带来幸福感。
时代周报：幸福并没有统一的模式。每个人的内心渴望也不尽相同。“我们到底要什么”，这是你们的书中内涵的追问。但这却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你们找到答案了吗？
王千马：我想，这个答案可以很简单，就是“独活”。我们说当下年轻人无法独活，正是因为他们求独活而不得。独活就是我们的答案和目标。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温家宝总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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