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部下南洋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10-05-05 23:22:55
  • 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让中国人产生了错觉。

    中国600多万官员中,有将近一万名曾经在新加坡受过职业培训。而新加坡总人口不到500万,土地面积只有700平方公里,但近年来,这里已成了中国政府官员海外培训的重要基地。在这里,官员们学到了什么?

    “我们把新加坡作为领导干部海外培训首选,是因为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的借鉴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如是解读, “新加坡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矛盾,和正在探求的解决办法,正是我们现在遇到或将要遇到的矛盾,我们现在需要用或探索将要用的办法。”

    追溯干部赴新加坡培训初衷,合情合理,学员们的感受与表现又如何呢?

    参考的模式

    新加坡最早面向中国官员的南洋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南大”),从1992年开始开办一周至三个月的短期培训班,课程以中文授课,内容包括经济管理、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至今受训的已有8000多人,分别来自中国各省及中央机关和央企。

    面对中方不断增长的需求,南大自1998年开办了学期为一年的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2005年,南大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及各省市组织部合作开办了公共管理硕士课程,这就是今日俗称的“市长班”。

    市长班课程的主要内容是东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东亚各国的经验,以及新加坡的公共管理模式和操作。该项目主要特点包括由新加坡政府退休官员讲授课程,和参观新加坡各企业总部的活动。一年课程的学费是两万元新币,相当于十万人民币,至今已有300多名厅局级和处级的中国干部参加。

    “中国政府为什么对新加坡非常感兴趣?”市长班项目副主任和助理教授张志斌对时代周报解释,“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新加坡跟中国一样,都是稳定的执政党,而且新加坡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而这正是中国政府一直梦想的。”

    生于中国的张志斌表示,“当然,事实跟想象肯定是有差距的。”

    最突显的差距之一,是小岛和大国之间没有太多的可比性。负责讲授市长班项目公共管理概论课的何启良也向时代周报证实,“学员都能体会到,新加坡的很多体系是不可能运用于全中国。”

    在考察新加坡中央公共基金、住房发展局、贪污调查局等机构之后,很多中国官员对何启良表示,新加坡能实行的政策,因为历史、权力和既得利益等原因,(所以许多政策)在中国的城镇里是不可能实施的。”

     何启良称,至今还没有一个官员受培训回国后,成功地在中国实行一个新加坡式管理体系。“所谓‘新加坡模式’对中国官员来说,恐怕只能起到个参考作用。”

    用功好学生

    虽然无法照搬新加坡模式,但中国官员在南大的课堂上,仍是非常积极的学生。

    “如果是早上9点上课,他们850分就会到。”给市长班讲课有五年经验的何启良称,“他们态度很认真,活跃地参与课堂讨论,对教授的要求也相应地高。给他们讲课时,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成功的渴望。”

    市长班成员是每年由中国中组部、教育部和各省政府,百里挑一而遴选的。何今年的学生名单上,级别最高的是湖北省鄂州市市委书记范锐平,范同时担任了这届市长班班长。

    当年博士第一次给市长班讲课时,惊奇地发现来自中国内地的官员们其实多有积累。“很多来自西方的公共管理概念,他们在中国早就听说过,甚至已经开始实施了。”

    但来自中国的学员们对国际管理理论的理解,跟何想传授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问题是,他们只是大概知道这些概念和技术,并不理解它们更深层、更复杂的真正含义。”

    何启良认为,这种思想上的限制,取决于中西文化和历史上的区别。“他们熟悉的中国体制里,国家、政府和党,都是融成一体的。所以他们很难看出权力分离的重要性。讲到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非政府组织等相关概念时,我也没法找出中国的例子,来给他们解释。”

    一位参加此项目的新加坡本地学生也有类似体验,她对时代周报说:“中国官员对很多概念的理解和我的不同。比如,他们对非政府组织的理解是:一个不是政府直属,但仍有政府官员在内的机构。我问他们:有政府官员在内,有政府的直接介入,不是就不能称‘非政府组织’吗?但他们觉得还是可以,因为他们认为组织里还是需要有政府代表。”

    围成一圈子

    项目副主任张志斌也知道这种授课困难的存在。但他更认为,中国官员在新加坡一年里的教育,并不限制于课堂上的培训。“我们在课程上,的确比较单一注重技术方面的内容。因为中国政府派官员来,是希望他们能学一些技术性的措施,来解决中国一些具体的问题,如城市规划、环境管理等。”

    “但是技术的背后,总是有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因素。”新加坡从1965年独立以来,一直由李光耀的行动党执政。但在宪法和法律上,它有完备的民主构架。张认为,这必然会启发中国官员们去思考。

    “他们在新加坡学习和生活的一年当中,潜移默化而学到的东西,会督促他们突破技术层面,去思考更深层的问题。如: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民主架构要如何建立?它在文化层面上、在体制层面上,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样来,我们既达到了中国中央政府的期望,同时也超越了它,激发官员去思考制度的作用、文化的角色。”

    这或许是生长于中国内地的张志斌对市长班和中国改革发展的理想。但土生土长于新加坡的何启良却观察到,市长班学员和本地人的课外交流非常有限。“我一直鼓励他们多出去和新加坡人交流,不要让生活圈子这么封闭。但是他们就是喜欢围成一圈子。”

    何向记者描述,某届的学员曾经20个人一起去银行办账户。银行一下子接待不过来,便特别给他们开个服务窗。“结果他们却生气了,说为什么对我们的服务不一样?我常劝他们多分开来,两三个人出去玩,会很容易认识新加坡人、被他们接受。你20个人一起出去,会把别人吓走的。”

    给未来打基础

    张志斌对中国的未来,以及市长班对之的贡献,比较乐观。“培训的效果不是一两天内就能看出来的。它是为十年,甚至是二十年后的未来打好的基础。”张认为,“每一个在新加坡住过一年的官员,都会有所改变。”

    “有些毕业官员跟我说,他们回国之后感到很痛苦。因为他们打开了双眼,却发现周围的很多东西跟理想有一定距离。但以个人的能力,他们无法改变这些东西。这种痛苦本身就是很大的收获。”

    对于官员们在新加坡互相交流的行为,博士更是充满希望。“中国文化很讲究同窗。好几届市长班现在都有QQ群。他们跟我说,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这个QQ群,看看五湖四海的同学们最近在做什么,是不是升官了等等。”

    “我希望他们以后能互帮互助,如果真的做大了,当上省长或部长,能够支持‘南大团’里的其他同学。当然我说的不是希望他们去做什么坏事,而是因为他们在理念上比较接近,能彼此认同,或许能把他们在新加坡潜移默化而学到的,体现到政策去。”张志斌笑称。

相关文章: 更多关于干部 官员 新加坡 培训 的报道

  • ·干部下南洋(2010-05-05)
  • ·干部驻村:改变从基层开始(2013-11-13)
  • ·三部委力促高级领导干部上讲台(2015-08-11)
  • ·人权教育,从官员做起(2009-07-14)
  • ·震灾过后官员沉浮录(2009-07-15)
  • ·老百姓VS官员:到底谁该“公布财产”(2009-07-16)
  • ·问责官员复出 应给民众交代(2009-07-17)
  • ·非典型“裸奔”的南京土地官员们(2009-07-17)
  • ·伍皓:作为官员,我更多一点记者本色(2009-07-21)
  •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呼之欲出(2009-08-03)
  • 这里是黑龙江省鸡西市,一座与俄罗斯接壤的东北小城。浓烟发出的位置正是这座城市的火电厂所在地,这里距离市中心只有一公里左右。

    马云背后的“女神”终于走上前台,这位叫彭蕾的女人手上握有马云真正的王牌——她执掌阿里巴巴庞大的金融帝国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

    在经历了火热的招商扩张之后,韩束自称已拥有10万人的微商代理团队。

    岁末年初,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引入新话题: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示,“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将成为2016年降低企业成本的重要突破口。

    北京户籍管理制度越来越严苛,但这扇门似乎并未严丝合缝。据记者了解,假结婚成了另一个进入北京的手段。

    中科院此次改革会大幅提升部分科研人员的薪资待遇,减少对项目经费的依赖度,鼓励科学家在鲜有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上开展合作。

    2015年12月25日,历经800余天筹备,由中国倡议、57国共同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

    悬梁自尽,投资者用最极端方式要回了自己的血汗钱。大业担保,这家曾获舞钢市政府领导站台的投资公司,一度在当地融得1.5亿元巨资,却终究未能逃脱此前已屡屡在神州大地上演的民间集

    2015年12月20日,在“万宝之争”硝烟尚未散去的时候,作为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承认自己在万科的股权治理缺陷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希望获得所有股东的支持。

    要不是事先留意,很难发现深圳北郊笔架山的银湖景区内,坐落着一家全国知名的社会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