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头条：“封村”管理流动人口实乃懒政

2010-04-29 05:51:27

来源: 时代在线网

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可以通过公众和舆论对自由和尊严的敏感程度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市大兴区对流动人口“倒挂”村试行封闭式管理，引起了公众和媒体的质疑，正说明公众对个体的权利和尊严的认知，正在进步。全社会一切听从安排，总是服从大局的局面，已经是明日黄花。

建围墙封闭管理流动人口

北京大兴区警方25日在大兴区老三余村召开现场会，试点推行城乡接合部的流动人口“倒挂”村的封闭管理模式。警方联合政府部门，将在这些村落修建围墙、安装街门和监控摄像头、设立岗亭，并封闭一些不常用的路口。封闭管理的村庄，实行持证和登记出入、早晚开锁门制度，年内将推广至92个村。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在互联网上，支持和反对之声均振振有辞。然而这个管理模式采取了上述诸种危及个人自由的强制性技术手段，而且目前只针对流动人口较多的村庄，故而质疑和反对的声音显得更加有力和犀利。这一打着治安维稳旗号的管理模式，将普遍存在的对流动人口的歧视，进一步强化和具体化，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封村”之举，有围墙、堵路、监控等不容辩驳的事实垫底，激起人们对于隔离的联想，认定这是被警方“圈养”，也顺理成章且十分容易。有人怒斥其为只堵不疏，是“历史性的倒退”，是警方和责任部门懒政，也言之成理。

4月27日，《北京晚报》一篇以《“封村”真相》为题的报道，借该村暂住者和警方之口，回应了舆论的质疑，毫不掩盖为这个管理模式背书的意图，称外界热议而村里平静，暂住者也认为，“封村”后生活会更安全，做生意更放心。关于歧视和排外，北京公安局大兴分局的一位负责人回应说：“我们出台这个制度的初衷，一点儿歧视的意思都没有。”还强调要对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一视同仁。

但是稍加思考即可发现，这样的回应和辩驳未免无力。虽然流动人口聚居的地方，治安压力较大，被认为是一个普遍现象。但诸多事实证明，这二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和必然联系，故而这个管理模式以流动人口“倒挂”为出发点，其合理性就显得可疑。其次，暂住者将当前的安全需求作为首选，对封闭管理模式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不便暂时未予考虑，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认知不足，是很可以理解的事情。换言之，人们都希望治安环境良好，但也必须承认，封闭管理模式并非达到目的唯一途径，更不是最佳途径。因此将暂住者的安全愿望视为支持封闭管理模式，显然十分勉强。

至于警方关于推行封闭式管理模式初衷的申述，当然可以理解并予以采信。问题在于，并非所有良好的愿望都能结出善果，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也就不能因为警方宣称推行封闭管理模式没有歧视和排外的意图，就否认公众从中察觉到被歧视和排斥的现实感受。当然，人们也深知，这种权利被侵犯和尊严有损的感受，根源并非“封村”，而是饱受诟病、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却依然稳如泰山的陈旧的户籍制度。但问题在于“封村”举措，正是立足于这个制度之上，没有与时俱进，而沿袭一贯的习性，只有管制百姓的思维，并无服务公众的理念，管理模式设计中的封堵，成为公众不良感受的引爆点，难逃“懒政”和权力傲慢及越界的指责。

制度缺失是“封村”最大漏洞

人类是群居动物，社会是人个体赖以生存的基础，安全则是温饱之后最基本的需求。即便是古代，企图靠自然和人为隔绝，达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安逸境界，也是不切实际的奢望，更何况天堑变通途，技术日新月异，手段层出不穷的现代社会。

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部追求社会环境安全的历史。从中不难窥见，无论是长城、城墙、闭关锁国、保甲连坐等等外在的强制措施，最终都不能保一国、一城、一村和一人的平安。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无数劫难中安然度过，延绵至今，恐怕只有根植于民间，内生于人心的文化，才算得上是最强有力的保安力量。而乡村自治的传统，历来是维护基层社会安全的最有效的机制。自发自愿的乡规民约，邻里间的守望相助，从来都是维系社会问题、保一方平安的法宝。而近30年的历史则证明，只有开放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只有发展才能促进社会进步，才是巩固小到个人安全、大到国家安全的最优途径。

以此为背景来观察北京的“封村”举措，封闭管理模式的缺陷就显而易见。即使承认这些流动人口“倒挂”村，都有发自内在的强烈的安全需求，现行管理模式的非自愿和自主，而是外在强加恐怕也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至少现阶段还没有“封村”是经过村子里的多数居住者参与了决策过程的事实披露。就拿报道涉及的老三余村来说，十多个出口非堵即封，夜间只留一个出入口，给居住者带来的不便可以想见，难道就没有一点反对意见？

有报道还提及，老三余村村民代表大会年初就通过了安装监控设备的治安整改决议，“与警方不谋而合，还能公费解决资金。”但考虑到该村流动人口数量是常住人口的近10倍，这种决议的代表性也很可疑。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在数量上的悬殊以及权利上的不平等所形成的强烈的反差，正好反映了封闭式管理模式非但没有突破户籍制度的局限，反而堕入其中，强化和固化了其缺陷，给歧视、“圈养”、“隔离”等指责以口实。进一步而言，针对为此无疑将增加的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投入，纳税人还有权追问，其社会效益如何保证？

如果认同尊重公平原则，那么就必须承认，无论是流动人口还是常住人口，对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安全的需求，本质上应该是等量齐观的。遗憾的是制度缺失，将这种别无二致的平等需求生硬地予以割裂，分出了三六九等。而北京大兴区警方的“封村”举措，则体现了权力的自负和盲目以及行政的简单粗疏，天真地以为建围墙、堵路封门、实施监控，就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将一个本可以通过恰当的程序，通过所有居住者民主协商，自觉自愿、自立自为即可解决的问题和多赢的局面，弄成了一个饱受诟病的结果。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