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引发震荡 器官移植瓶颈望解
5年前，电影明星傅彪因患晚期肝癌先后两次接受了肝移植的手术，尽管仅仅只延长了一年生命，但在不少人看来，他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中国每年约有15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但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有1万例左右。更多的人，因为器官短缺和手术费用高昂等现实因素，不得不在生死线上挣扎。因此中国的器官捐献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全国器官供需比1：150
朱云松是广州军区总医院的肾移植专家。从事肾移植工作将近13年，已经为1400多位病患进行过肾脏移植手术。朋友眼中的朱云松，就像一个空中飞人。“经常看他提着一个冷冻的密封小盒子，全国飞来飞去，给不同的病人换‘零件’。”
然而即便如此，朱云松还是不免对时代周报记者感叹：相对于巨大的手术需求，肾源还是太少了！朱云松说，我国每年需要做肾脏移植手术的人超过10万，但可以成功进行手术的，仅有5000-7000例。
而根据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原肝胆外科主任冷希圣的介绍，该医院自开展此类手术以来，总共完成的也只有600多例。“关键还是器官短缺。”冷希圣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据悉，全国各地器官供需比例约为1:150，巨大的缺口远远不能满足医疗临床需要。而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调查显示，我国平均每百万名居民中，仅有0.03名器官捐献者。由于捐献器官数量有限，器官紧缺已成为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问题，也进而导致了器官移植市场的乱象。
据权威人士介绍，目前我国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主要来自三个渠道：一是公民死亡自愿捐献；二是亲属间活体器官捐献；三是“灰色来源”，也就是死刑犯尸体的器官等非正常渠道来源。长期以来，第三种器官来源渠道饱受争议。
著名卫生法专家张赞宁曾在2006年就撰文指出，“死刑犯其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又是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监狱）之中，因此，虽有死刑犯生前关于‘自愿捐献器官’的书面签字，也难以证明其是真正出于自愿。”
另一方面，大量的市场需求还催生出倒卖人体器官的黑市交易。尽管我国法律明文禁止这样的行为，但现实中，器官黑市仍然存在。
今年4月15日上午，北京首例贩卖人体器官案在海淀区法院开庭。据落网的人体器官移植黑市贩子刘宇透露，器官移植黑市的利润大到人们无法想象，因为只要有开展器官移植资质的三级甲等医院，都会被中介盯上，这个庞大的利益链可以想象。
为此，近日陕西某医院门前还上演了“肾头”们为了争夺“肾源”当街大打出手的荒谬闹剧。
“虽然《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禁止人体器官买卖，但刑法里并没有直接针对人体器官买卖行为的罪名。”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目前我国没有完善的人体器官移植分配网络体系，供需矛盾过大之下，器官移植市场乱象环生，器官买卖或变相交易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如何规范器官移植市场，则成为摆在卫生监管部门面前的一道现实性的难题。
十省市启动器官捐献体系试点
“在试点启动前，此前广东器官捐献几乎是空白。”在
但事实上，2003年起，深圳就已经开始器官捐赠的试点工作。
1999年，深圳年轻女教师向春梅在临终前提出把自己的眼角膜无偿捐献，成为我国首例角膜捐赠者。同一年年末，深圳青年段国生又成为我国活体捐献角膜的第一人。
“这两个案例让我们看到深圳市民在这方面的勇气和精神。”尽管时隔10年，深圳市红十字会的专职副会长赵丽珍仍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
“因此，我们当时就向深圳市人大提出要制定《眼角膜法》。”赵丽珍对时代周报记者介绍说，当时，经过深圳市人大、政协等长达三年的调研，
业内人士认为，深圳的立法尝试也为后来2006年3月卫生部印发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和2007年3月国务院通过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提供了立法经验。
在深圳，普通健康市民如希望捐赠器官，只需本人或家属在深圳红十字会填写一张登记表即可；而对于病危的“潜在捐赠者”，则可由家属代为填写捐赠表格，之后市红十字会的协调员将对这些“潜在捐赠者”的情况进行跟踪，并安抚家属的情绪。
据赵丽珍介绍，自1999年以来，深圳市民累计捐赠角膜已达360多例。而遗体捐赠方面，仅2009年一年，就有十几例。
也许是受到深圳市红十字会成功模式的启发，2009年8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卫生部在上海联合宣布将启动建立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并在我国天津、辽宁、上海等10个省、市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宣传、动员和器官分配试点工作。
据卫生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建成后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将由国家和省（区、市）两级人体器官捐献组织构成。国家级人体器官捐献组织最高领导机构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委员会，由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和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专家组构成。省级人体器官捐献组织领导机构为省级人体器官捐献委员会，由省级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省级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和省级人体器官捐献专家小组构成。
“这次广东启动的试点工作就是这个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的组成部门之一，这意味着非政府组织红十字会将作为第三方，参与动员和组织器官移植和分配。”广东省红十字会副会长邵岩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具体而言，广东将按试点要求，成立省人体器官捐献委员会、省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省人体器官捐献专家组、省器官捐献组织，省级人体器官捐献资料网；各市也将成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机构。
红十字会将担重要角色
“广东等地试点工作的开展，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红十字会将在以后的器官捐赠工作上，承担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多位受访者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如此评价。
现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负责全国人体器官移植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人体器官移植的监督管理工作。各级红十字会依法参与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等工作。”
“这也就是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红十字会的角色主要是负责宣传，而无法真正参与到器官捐赠的工作当中。”张赞宁认为，没有一个专门的独立机构负责有关事务，极不利于器官捐赠工作的开展。
而就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有望在今年进行修订。
“此次修订将首次明确由中国红十字会负责器官捐献以及器官分配工作，这充分结合了中国国情，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将它命名为‘生命永存’。”黄洁夫说。
“这也许是借鉴了美国UNOS的经验。”张赞宁分析。UNOS（美国器官资源共享网络）是一个私立、非营利性机构，于1986年开始负责管理器官捐献和分配。按程序，希望进入等待移植器官名单的患者首先需找到UNOS下设的移植小组。移植小组会对患者进行评估，以确定其是否属于移植的合适候选人。如合适，移植小组会将患者加入全美等待移植名单中。当有捐献器官可用时，当地的器官获取组织将收集有关捐献者的信息并输入由UNOS维护的程序中。该程序自动生成潜在接受者的顺序列表。从而保证了捐献器官分配能公正合理，避免了人为因素导致的不公平。
“当然，红十字会的努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的立法支持和卫生主管部门的配合。因为红十字会只能在器官捐赠的事情上做工作，器官移植的工作则需要卫生医疗部门来做。”赵丽珍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其实深圳的经验主要就是政府在立法上的前瞻性和组织者的宣传比较到位。”赵丽珍说，虽然目前深圳的器官捐赠者主要以年轻人居多，但这意味着传统观念是可以改变的。
香港《南华早报》发表文章指出，长期以来，内地资源捐献器官者极其罕见，是受到迷信和中国人损害身体乃不敬先人之举的传统信仰的影响。
“其实如果宣传力度足够，我相信这种情况应该会得到改善。”张赞宁甚至提议，公务员可以率先带头签署捐赠意愿书，因为他们享受了公费医疗，是当前国家医疗体制的最大受益者，死后也应回馈社会，“以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最关键的还是要在社会中形成一种以自愿、无偿、死亡为原则的器官捐赠氛围。”邵岩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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