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永兴:一生感念陈寅恪

    生活 > | Time Weekly - 2010-04-21 20:43:26
  • 王永兴(19142008)是陈寅恪的学生。王永兴谈起陈寅恪的事,不见倦容。他说:“我现在记忆很坏,但是寅恪先生的事我记得很清楚。现在想起我的老师,心里很难过。我想跟你说,给老师做助教的那段时期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期,因为我整天都能跟老师在一起。谢谢你给我这次回忆的机会,老师的教导我又重温了一遍。”在谈话中,他一口一个“寅恪先生”,让人肃然起敬。他坦言:“我自己一生不能读书研究的时间约为三十年,没有建树,愧对恩师。”

    临行时,先生对我说:“我作为寅恪先生的学生,现在看看他的书,确实是把老师说的不懂的地方都画出来了,可有一个困难,我向谁去请教啊?”

    1934年,王永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710月,清华大学迁到长沙。王永兴和哲学系的同学徐高阮一起去听了陈寅恪的一堂唐史课,大为震撼。王永兴找到当时的教务长潘光旦,要求从中文系转到历史系。此前,王永兴得过肺结核,住过一段时间医院。潘光旦对王永兴说:“你因为这病已经耽误了一年,要念五年大学,现在你要转系,就得念六年。你要考虑考虑。”王永兴说:“我考虑过,但是我愿意跟寅恪先生学习。”“选得很对,那就去念吧!”潘光旦笑道,“陈寅恪先生是‘教授之教授’。”

    战局更为动荡,学校决定迁移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大。王永兴记得,当时陈寅恪住在青云街靛花巷,学生上课则在文林街北院,每天上课,就见陈寅恪抱着一包书,满头大汗进了教室,同学们几次要求去帮陈寅恪拿书,“老师是绝对不允许的”。写论文时,陈寅恪很认真地为王永兴修改,有一次,王永兴的文章中丢了一个字,陈寅恪说:“你不要以为丢了一个字没什么,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能少一个字吗?”

    联大师生们经常跑警报。王永兴回忆:“警报响的时候,我们就往郊外跑。寅恪先生跑不动,在青云街靛花巷年纪大的不止寅恪先生一个人,就在里面挖了一个小防空洞。楼上的人往楼下跑,只有傅斯年一个人往楼上跑,为什么呢?他去扶寅恪先生。”

    194610月,王永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所长郑天挺告诉他,陈寅恪已回到清华大学,提出要王永兴做他的助手。1946年到1948年,王永兴任陈寅恪的助教。有一次,陈师母悄悄让王永兴去劝患眼疾的陈寅恪少开课,陈寅恪笑道:“我是教书匠,不叫我开课,那怎么叫教书匠啊!”

    陈寅恪知道王永兴每天要从城里到学校来工作,十分辛苦,就给梅贻琦校长写了封信,信中说:“若先生无适当之住房,则其牺牲太大,弟于心深觉不安。”很快,学校为王永兴安排三间大房子。从此,王永兴每天可以步行到陈寅恪家。王永兴回忆当助教的见闻:“这三年,寅恪先生给我讲稿,我读一遍《资治通鉴》,他又叫我再读一读杜佑的《通典》。然后他说,你看近期有没有哪个学者发表关于隋唐史财政的论文,注意一下。我一方面是给老师念书,另一方面也是‘应门五尺之童’,有人来叫门,我要管这个事情。他知道有学生因为经济困难要失学了,只要是他认为靠得住的,就给人家寄钱,这些事情都要经过我的。有一次,老师叫我给两个学生寄钱,我不认识,老师认识。老师说这是有为青年,读书做人都很好,师母在旁边说了一句话:‘家里用钱相当紧哪。’老师说:‘我宁可家里再紧一点,也不能再看到青年失学。’我的师母品行也极高,对老师的照顾无微不至。”

    194812月,清华园人心大动。胡适打电话给陈寅恪,南去最末一班飞机为陈寅恪一家保留座位。临行的晚上,王永兴在陈寅恪家帮助收拾行李,陈寅恪平静地说:“岭南大学的陈序经校长、王力先生邀我去岭南大学,在南京小住几天,就去广州。广州的天气好,岭南大学的自然环境好,可以久居,不再去别处了。”师生分别之后,再没见面,却时有通信,不过信是陈师母写的。陈寅恪想吃北京的食物,王永兴就寄去六必居的酱菜和大栅栏一个铺子的萨其马。

    1969年,陈寅恪去世。而王永兴在1957年成为右派,1958年在山西无可奈何地开始了“浪费生命而对国家毫无贡献的二十年”。王永兴说:“‘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死而复活的人。这些事情我向来不和人家谈。悼念老师的第一次会并不是在中国,是在法国。法国有个汉学家,叫戴密微,他听人说寅恪先生故去了,而且故去得很痛苦,他说:‘我绝不相信。全世界还有几个陈寅恪,就这么一个啊。谁有这么坏?!’第二天,戴密微的弟子拿香港报纸的英文版给他念,他才相信了,哭了。”

    1978年,王永兴调回北京大学,成为唐史研究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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