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涉毒”

    金融 > | Time Weekly - 2010-03-11 04:25:20
  • “三聚氰胺事件”的曝光被认为是中国食品安全历史的转折点。尽管我们不敢指望所有的食品安全问题都在此次事件之中获得一次性的解决,但是我们至少有理由期待从此能远离三聚氰胺。然而现实是,三聚氰胺这个幽灵依然徘徊在被严格监管的奶制品行业,这让我们对于海南毒豇豆之类的事件的发生无法表示意外。监管不是阳光,能驱逐一切的黑暗,监管只是路灯,照耀着不大的地方。这其实就是“3•15”这一节日的存在意义—它敦促每一个消费者举起自己手中监管的火把,让我们每一个人手中的火把能连成一片,照亮食品安全的每一个角落。

    毒奶粉沉渣泛起

    赵卓

    如果说2008年爆发的三鹿毒奶粉事件沉重打击了中国乳业,而今三聚氰胺犹如鬼魅的幽灵,甚至是在整个中国食品业中若隐若现。

    30万个结石宝宝啼哭不已、20多家著名奶企名誉扫地、 三鹿企业以死谢罪、主管领导引咎辞职、卫生部率多个部门联合下文对受害患儿进行赔偿和治疗、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期间表示“十分痛心”,并郑重保证“中国将从根本上改善中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状况”……

    当我们以为中国奶企的脓包已经戳破,中国乳业可以轻装前行,却蓦然发现三聚氰胺从未离我们远去。

    屡禁不绝的三聚氰胺

    200912月,陕西金桥乳业公司爆出问题乳制品案。当时,金桥乳业的广西用户在原料进货时,向金桥乳业索要产品的出厂检验报告未果,遂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了三聚氰胺超标。

    2010119,贵州媒体报道称,贵州省卫生厅近日发布三聚氰胺超标食品“黑名单”, 确定四个批次的食品存在三聚氰胺超标问题,分别是上海熊猫乳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中老年高钙奶粉、炼奶酱;山东淄博绿赛尔乳品有限公司产品;辽宁省铁岭五洲食品有限公司的“五洲”冰棒;河北唐山市乐亭县凯达冷冻厂的“香蕉果园”冰棒。

    130,食安办召开2010年全国食品安全整顿工作视频会议,会议点名批评了以上5家产品三聚氰胺超标的公司,食安办表示,这些公司生产的涉案超标产品,均使用了2008年未被销毁的问题奶粉作为原料生产乳制品,性质非常恶劣。

    23,陕西省公安部门公布了渭南市乐康乳业涉嫌生产销售毒奶粉,3名犯罪嫌疑人被逮捕,此前的16,福建漳州芗城南方食品公司生产的“小白鼠”奶糖被检出含有三聚氰胺,而后福建省检查显示这批奶糖所用的原料奶粉产自陕西渭南市;26,宁夏吴忠市天天乳业和宁夏熊猫乳业被责令停产整顿。

    时隔一年多,三聚氰胺死灰复燃,当年的毒奶粉何以没有销毁,又是怎么躲过层层监管流入市场?官方的解释是:将毒奶粉用作燃料对锅炉损伤太大,最后清理锅炉的费用还不如烧煤,作为水泥配料又发现生产的水泥不合标准,大批量填埋担心被别有用心的人挖出来,总之一些本该销毁的问题奶粉竟在技术层面被搁浅。

    广东省奶业协会副会长王丁棉并不认可这个说法,“这就是一个托词”,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三聚氰胺奶粉不能一烧了之,那会产生二英,深埋也很难降解,如果渗入地下水就更糟了,但是作为食品的奶粉,处理起来技术难度也不是很大,可以通过活性炭等物质进行生化分解,或者高温处理。

    维权困难重重

    33,上海“熊猫毒奶粉”案的3名责任人接到了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法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上海熊猫乳品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兼常务副总经理王岳超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40万元、熊猫乳品公司原总经理洪旗德有期徒刑46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熊猫乳品公司原副总经理陈德华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20万元。

    我们可以从这个判决中看到执法者“杀毒禁毒”的决心,但是对于那些结石宝宝而言,苦难远未结束,而通过司法渠道获得赔偿的维权之路则更为艰难。

    尽管国家政策规定可以免费为结石宝宝治病、排石,但是“结石宝宝”家长们渐渐发现,即使结石已经排出体外,各种并发症也折磨着孩子的身体,有的孩子病情反反复复,甚至耗费巨资做了几次手术也没解决问题,有些孩子喝了三鹿奶粉并未长结石,也发生肾衰竭致生命垂危。

    然而这些已经不在国家免费治疗的范围内。由于三鹿集团已经不存在了,那些被三聚氰胺害死或是倾家荡产治病的婴儿的家长,才发现已经索赔无门。自2008年下半年爆发“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以来,能够被法院受理并立案的寥寥无几,而且至今也没有开庭。

    食品安全之路

    在王丁棉看来,三聚氰胺毒奶粉重出江湖有一条长长的产业链条。

    三聚氰胺风暴后,流通环节中的毒奶粉因监管不力再次流向市场,一部分流向了上游饲料业,一部分仍以奶粉形式进入销售环节,还有一部分则作为原料进入食品市场,变身成了糖果、雪糕、糕点、饮料等等。

    因此王丁棉建议,首先,要抓出那些“科技专家中的败类”并加以严惩。“以前养牛的也就会在鲜奶中掺点水,他们一辈子也不会知道什么是三聚氰胺,从苏丹红、三聚氰胺、阜阳假奶粉、瘦肉精到皮革水解蛋白粉,这些食品安全事件背后,都有不少这些科技专家的指点”, 正是这些所谓的专家将专业技术转卖给农民企业、为不法厂商度身定做造假配方、指导他们使用各种非法添加剂,因此不严惩这些幕后黑手,即使今天肃清了三聚氰胺,以后不知还有多少化学物质会浮出水面。

    其次,加强生产环节的监管,通过监控摄像等手段,记录下食品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建立食品的可追溯机制,同时要加强流通环节的监管。此外对食品添加剂的生产要加强管理。

    最后是加大执法力度,20096月,《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2009年底,《乳品质量安全标准目录》开始征求意见,王丁棉认为目前我国关于食品安全的法规已经比较完备,但是执行环节则大打折扣,因此要加大执行环节的力度,同时,完善的官员问责制也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一环。

    “每出一次食品安全事故,就大跃进式地搞个活动,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加强食品安全要从源头抓起。”最后王丁棉说道。

     

     

    毒豇豆的制度困境

    赵卓

    中国人的虎年春节过得并不平静,年前才爆出三聚氰胺奶粉重现江湖,节后就传出中国反季节蔬菜基地海南,流出高毒农药残留超标的毒豇豆。

    豇豆有毒

    12525,武汉市农业局在抽检中发现来自海南省陵水县英洲镇和三亚市崖城镇等地的5个豇豆样品农药残留超标,涉毒豇豆每公斤农药残留为0.14-0.17mg,主要成分是高毒性禁用农药水胺硫磷。224广州市农业标准与监测中心在江南果蔬批发市场抽取了来自海南的5份豇豆样品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表明:来自海南万宁礼纪的豇豆样品检出禁用农药克百威0.223mg/kg;来自海南三亚崖城的豇豆样品检出禁用农药氧乐果0.10mg/kg、水胺硫磷0.11mg/kg、克百威0.321mg/kg。深圳福田农批一个批次豇豆检出水胺硫磷,含量为0.72mg/kg,约是武汉的5倍。同日,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到货的一批来自福建(原产地不明)的豇豆也被查出有超标农药水胺硫磷。

    豇豆在海南产销量巨大,种植面积达20余万亩,其中,80-90%的豇豆销往外地。自2月初武汉对海南豇豆发出禁令以来,合肥、南京、杭州等多个城市都发现了含有禁用农药水胺硫磷的豇豆。

    作为一种高毒农药,水胺硫磷禁止用于果、茶、烟、菜、中草药等植物或蔬菜、水果上,但是散户种植使用高毒农药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高毒农药成本低、效果好,通过地下渠道可以方便地购买到,因此使用高毒农药几乎是散户种植的潜规则了。

    “劣币驱逐良币”

    在中国,食品的安全等级分为无公害食品(初级)、绿色食品(中级)、有机食品(高级),除了这些产品,大部分蔬菜瓜果都是以松散的农户生产方式为主,由于缺少监管或监管成本太高,食品质量往往取决于农户的道德水平,而且小农作业没有“可追溯机制”, 从田间到餐桌,出了问题追溯源头相当困难,同时也加大了散户的侥幸心理。

    即使是 “公司+农户”模式对保障食品和农产品的安全来说作用非常有限,因为农民只能获得整个产业链条中最低端的种植养殖环节的微利,小农往往会违规使用高毒农药或是造假。

    而这种以散户为主的种植模式带来的后果就是,在基本没有法律风险的情况下,使用高毒农药的瓜果蔬菜因卖相好、价格低迅速占领了市场,最后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源头抓起更现实

    之前北京欧阁有机农庄科贸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陈丛红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过,申请有机食品认证的土地提前三年不能施肥,因为国内绝大部分已开垦的土地都被化肥、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农药污染了,完全降解至少需要3年时间。

    监督层面,由于定量检测的成本相当高,而且时间也较长,一般检测机构都采用定性检测,无法精确查出农药残留量;消费环节,各大超市一般使用快速测试仪等方式,只能检测出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等少数几种农药残留。

    在这种情况下,从源头抓起更为现实,比如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监控生产流程、建立农产品追溯制度,同时坚决整肃地下高毒农药市场,从流通环节控制好高毒农药的生产和销售,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保证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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