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豇豆”启示录

3月7日，陈生南的脸上展露出十几天不见的笑容。而就在几天前，这位海南三亚市崖城镇菜农的面部就和他的豇豆一样，在阳光暴晒下蔫成一团。

“今天收购价超过了一块五，虽然比正常时候的还是少，但至少也是个好信号。”陈生南望着板车上堆积的成捆豇豆说。不断有人过来问豇豆的收购价，他扯着嗓子大声地与对方交谈。曾经想过把低至几毛钱的豇豆“拿去喂猪”的他，难抑心中兴奋。

同一天下午，远在北京参加两会的海南省省长罗保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豇豆农药残留超标事件“感到愧疚”，并表示将通过大力整顿海南农药和农产品市场，“确保海南豇豆及其他冬季瓜菜质量安全。”

位于崖城镇主干道的崖城果蔬交易市场散布着几百名像陈生南这样的豇豆种植户，他们或开着摩托车，或驾着拖拉机，将自家收成的豇豆拉到市场上待售。“毒豇豆”事件带来的阴霾，正逐渐从这座中国最南面的古城散去。

带毒的豇豆

这一切来得非常突然。

1月25日至2月5日，湖北武汉市农检中心对在武汉市场销售的豇豆进行多次抽检，均发现样品水胺硫磷农药残留超标。经追查，超标样本来自海南陵水县英州镇和三亚市崖城镇。2月6日，武汉市农业局向海南省农业厅发出协查函，自函告之日起，三个月内禁止海南产豇豆进入武汉市场。

2月21日，武汉当地媒体披露海南豇豆农药残留超标。随后，又有合肥、成都、广州等11个城市农业部门相继宣布检测发现海南产豇豆农药残留超标。刚因为宣布发展“国际旅游岛”战略而备受瞩目的海南岛，不到一个月后再次站在了舆论的聚光灯下。

陈生南则是在春节过后发现豇豆“卖不出去”的。一开始他并不知道是何原因，问了别的种植户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知道“大陆”的人不收—他们习惯把内地叫成大陆。“2月22日开始，我家的豆角（即豇豆）拉来市场这边都没人买。就算有，出价也越来越低，几毛钱一斤。”陈生南算了一笔账：他家共种了3亩豇豆，每亩能收成3000多斤，按照年前3-4元/斤的收购价来算，除去化肥、农药等成本支出，他差不多能赚近1万元—当然，这说的是最乐观的时候。

“如果真的是收购价3毛钱一斤，这些豆角要么拿去倒掉，要么拿去喂猪。”陈生南说，豇豆从种下到收成约需两个月，春节前这个时期是他们的豇豆销往内地的最好时机。

接下去那几天，陈生南慢慢搞清楚了豆角没人要的原委。“有个收购的小老板告诉我，大陆几个城市都检测出来这些豆角有农药，所以不让进那边的市场。”但这事令他十分费解：豆角不可能不施农药，否则虫子一多，“那么难看拿去市场也没人想吃。”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一位研究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豇豆在生产栽培过程中会受到多种病虫害、特别是豆荚螟的危害，严重影响豇豆的产量和品质。在这种情况下，以散户种植为主的海南豇豆不可能不施农药。

3月1日，崖城镇果蔬交易市场外依旧挤满了从各地汇集而来的农户，他们顶着烈日，不时从桶里舀上一壶水浇在豇豆上：一是为了卖相更好，二是也可以压秤。这个海南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分成了若干个区域，但豇豆区占了其中最大的一块地方。内地收购商会在本地菜农齐聚之后，带着自己的笔和本子在市场里“闲逛”，看中某个种植户的农产品后，谈好价格，写下自己的档口号交给对方。但这一天，这样的收购商并不多。

交易市场旁立着一块“国家级历史文化古镇—崖城”的宣传广告牌，两条横幅高悬在道路上方，上面写着：“举报销售高剧毒农药者经查实奖励5000元”；“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把好农产品质量关”。

陈生南和他的同行们每天都能看到横幅，却没想过有一天上面写的内容会给自己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豇豆有毒”事发，正是缘于武汉和海南两地蔬菜检测方式的区别。海南对瓜菜传统实行的是定性检测，可以测农药总量是否超标，但无法查出农药的种类；武汉实行的是定量检测，可以精确到农药的种类和含量。

在海口市澄迈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站长李良会看来，定量检测虽然准确和严格，但用来检测运进市场的豇豆不现实。“定量检测成本高时间也长，最快30多个小时才能出结果。平时用来检测有没有人用这种农药还可以，但在市面上这样用就很不现实，你觉得那些豆角可以放在那里几十个小时吗？”

广东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冯夏也认为，所谓高毒农药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水稻、甘蔗、棉花等生长周期比较长的作物，使用一些高毒农药之后，有毒成分会随着时间增加而逐渐分解，对产品品质不会造成影响。而蔬果等生长周期相对较短的作物，一旦使用，极可能造成有毒物质残留。

“你问我知不知道这个水什么磷，我肯定是听过的，但真没用过。”陈生南摊开双手，表示自己的无辜。其他菜农也纷纷表示自己没有用过禁用的高毒农药，但大部分人又知道分布在乡镇街头的某些农药店里，“如果你想要，是可以买到这些农药的。”

毒源何来

禁用的高毒农药从何而来？当人们逐渐搞清楚豇豆“毒”在何处后，这些问题像皮球一样踢给了相关的农业部门。

3月3日，海南省农业厅办公室综合组科员李磊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厅里的大部分处长都到各乡镇进行高毒农药源头排查，“现在去查，大部分农药店都把高毒农药收起来了，他们就会考虑到物流公司去查。”

谈话间，李磊接了一个电话，对方是农业厅的一位处长，告知他们正把某镇的一个物流公司仓库“绑住”进行检查。大约半小时后又是这位处长的电话，称已从该仓库检查出420多箱有嫌疑的农药。

李磊有些惊讶地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得到对方肯定回答后才把它记录在案。他所在的科室负责接收海南各地和其他省市有关的瓜菜质量相关信息，从3月1日开始他们每天都要将这些信息整合成为“安全监管每日一报”，放在官方网站上供人查询。

这份报告的第一项是“网络舆情”，统计了前一天网络上所能收集到的有关海南瓜菜报道数目，分为正面宣传和反面报道。毫无疑问，外界的舆论让他们感到无时不在的压力。

然而，尽管海南加大了查处力度，但导致豇豆在全国受阻的罪魁祸首—高毒农药来自何方，仍然未能查出。

2004年，海南省通过立法明确规定禁止使用高毒农药，近年来一直保持排查，甚至还有举报奖金，但举报者始终寥寥。李良会觉得这次高毒农药的来源问题主要出在经销商：“他们的水胺硫磷一瓶卖十块钱，成本才五六块钱，利润100%，你说这些人会不会千方百计弄来卖给农民？”

当记者再一次问及陈生南是否用过高毒农药时，他先是笑而不语，半晌才开口：“我们用的普通农药，从撒下去到生效一般得两三天，而农药店老板推荐的那种，见效很快，可以用很久。一来一去可以省下不少钱。”说罢，他又连忙摇摇手，让记者不要把这段话记下来。

陈生南和他的朋友们未必能记齐这些高毒农药的具体名称，而造成农药残留超标的农药或许不止目前所公布的水胺硫磷和甲胺磷两种。2月26日，一位网名为“沉着”的网友在天涯论坛的“海南发展”版发帖，声称罪魁祸首是一种叫作“拜克蚧虱杀”的农药。这种农药海南全岛销量有5000-6000箱，每箱20瓶，主要成分是水胺硫磷和灭多威。

3月4日，自称是农业部门圈内人的“沉着”告诉记者：“现在市面上卖的水胺硫磷大多是假货，其中水胺含量不够。最有害的是那些换了名的，事实上‘真材实料’的才是祸头。”据其介绍，“拜克蚧虱杀”登记销售的名字是阿维菌素（一种合法销售的低毒农药），“比水胺还水胺”。

而在搜索引擎上以“拜克蚧虱杀”为关键词搜索，可以找到海南省农业厅2007年的农药市场抽查不合格标签产品名单里就有这么一种农药，供货单位是三亚的一家农化公司，生产厂家位于广西。名单中注释该农药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含高毒农药有效成分水胺硫磷；标签图案超范围；扩大防治范围。

“事实上这个事并不罕见。”“沉着”向记者透露，“农药行业中有很多企业为了业务推广，要去注册一个新产品又嫌费时费钱，禁用农药也批不下来，于是就整出一招‘贴牌’来，说露骨一点其实就是违规套证。”

他分析，套证的意思就是本来药瓶里装的应该是标签上写的东西，但根据不同客户的要求他们会装上不同的内容—这也是农民买无公害农药其实买的是高剧毒农药的原因。

2007年就被抽检出来不合格的高毒农药，三年后又“借尸还魂”捣乱农产品安全市场？记者就此消息向海南省农业厅求证真伪，但截至发稿日，仍未得到相关答复。

李良会认为高毒农药通过套牌等手段“合法上市”是有可能的，长期身处农产品检验系统的他曾听说这些高毒农药最有可能的流入途径，是经销商们在内地生产后，利用随车藏匿等方法运入岛内。

监管警醒

高毒农药来自何方尚未有定论，但豇豆事件背后所反映的监管不力问题已为人所重视。

崖城镇东起元村一位正在田间劳作的农民对高毒农药并不陌生。3月1日，这位来自湖南的中年人告诉记者经常可以在农田的沟渠里看到一个个空置的农药瓶，都是那种“见效很快的”。“我家自己不施这种农药，这边的人也不吃这种农药种出来的蔬菜。”为了表达出对其的反感，他有些夸张地打着冷战。

他回忆起前几天还看到某个地方就存着这么几个瓶子，但带记者过去后发现那边空空如也。“大概是被人收走了，这两天经常有上边的人下来查。”他说。

毒豇豆事件发生后，海南加强了蔬果检测机制。李良会告诉记者，他们检测站的工作人员这两周每天早上6时起床，7时就得分散到各乡镇去进行检测，一直到下班前都没有多少休息时间。

与李良会同单位的质检员陈小红不用外出奔波，这段时间她主要留守在质检中心，负责检验收购商拿过来的样品。3月5日一天，就有不少豇豆货主拿着样品找他们检验。

“我们现在主要还是采用快速检测法，毕竟这样效率最高。”陈小红说，“这种方法要求用‘五点取样’搜集样本，但有时我们取样要多过这个数目。”李良会承认，尽管使用定性检测或许会有漏洞，但已是能做到的最可行办法。

陈小红用小刀把豇豆切成一段段1厘米见方大小，小心翼翼地将其中几段置入小烧杯中，再加入一定量的缓冲液震荡，然后倒入另一个容器里静置。10分钟过后，就可以得到用于检测的样品提取液。

货主邱炎军有些紧张地盯着，他说：“这个货要运到上海和苏州，每天我都自己把样本拿过来检测，争取些时间。”对于这些被“大陆”市场封闭了近两周的收购商来说，更加严格的检测准入制度既是考验，又是新的机会—谁也耗不起。

陈小红把样品提取液和酶液、显色剂一起加入试管内摇匀，分倒入三个比色皿中，再放到农药残留快速测试仪里，按“对照”键。机器的电子显示板上浮现多个数字，下方开始2分钟的倒计时。一旁的李良会说，如果2分钟后显示板里的“抑制率”这一栏小于50%，可以判定该样品农药残留不超标。

倒计时结束，邱炎军这批货的抑制率都在50%以内，产品合格。他看起来如释重负。据李良会介绍，近期基本上所有检验的样品，都是合格的。

通过检验的豇豆会有一张专属的报告单，没有这张单以及上面盖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县（市）、乡（镇）三个章，大部分国内市场都进不去。

但这张由县级部门签发的报告单也有问题：在进入广州市场时曾因为没有海南省统一分发的检测报告而不予通过，在常州市场也因为对方采取了更为严格的检测方法频频碰壁。中国目前已形成了农产品全国生产、全国销售的大流通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认为“如何在不同地域间实施统一标准、统一规范的检测体系，需要认真研究”。

海南豇豆出事之后，让人不能不联想到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苏丹红一号”“三聚氰胺”甚至“桔子蛆虫”等。据不完全统计，2005－2009年，中国发生了近40起大大小小的食品安全事件。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中国西部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王习明认为这些事件反映了中国农业生产过程监控的制度性问题：“比方说高残留的农药，去向性监控好像是空的。应该对这些农药实行监控。就像以前我们说高剧毒的老鼠药，由于政府加强监控，现在在市场上就基本不见了。”在他看来，农产品安全监管机制的缺失，造成了产品运出去后才发现问题的状况。

谁为农民说话

尽管豇豆越来越好卖了，但陈生南还是耿耿于怀—自己没有用过非法的高毒农药，却不得不和大部分人一起为少部分人的行为“还债”。

“我希望这次事件过后，政府可以给我们这些无辜菜农进行补偿。”陈生南的要求并不高，如果没法补偿，他甚至只要一个“说法”就行了。

王习明也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补偿，就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益。在研究农村组织的他看来，这次事件中无辜受牵连的农民是毫无疑问的弱势群体，没人替他们说话，没人为他们申诉公道。“如何对这大部分农户实行保护机制，现在没有；如何对少部分使用高毒农药的农户实行追溯机制，也没有。”王习明说。

事实上，海南的水果早在2008年便启用了相应的产品质量追溯管理制度，这个由海南省农业厅主管的项目，对海南产的热带水果实施“从田间到餐桌”全程信息记录建档。但目前，海南并没有在全省范围内建立类似的蔬菜溯源制度。王习明说，中国虽然早就有建立农产品追溯制度的动议，但实施状况一直不尽如人意。最大的障碍在于组织成本太高。目前农产品多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生产流程难以控制。

“高残留农药进入生态环节确实有政府监管无力的因素，同时也因为目前农民组织化程度仍然很低。农民组织得起来的话，如果有人使用这样的农药，那么其他农民会监督他，制止他。”王习明说。

陈生南也觉得自己在生产中缺乏话语权，“力量太小”。“我们这些人不知道找什么途径跟政府说上话，平时也就有人（基层干部）下来收费时可以提上几句要求。这次出事后，第一次看到这些领导这么关注我们种植户。”

相对于海南楼市的红火，2009年底到2010年初的海南农产品处境普遍尴尬，多种作物滞销。一位在琼海市从事泡椒生产的种植户告诉记者，今年2月以来琼海辣椒的价格大幅下跌，眼看要收获了，却卖不出去。“前几年行情不错，有时一亩地能赚上差不多一万元，结果今年大家都去种辣椒了，现在才发现没人买。政府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该不该种，该怎样种。”而据记者了解，除了琼海泡椒滞销，还有澄迈毛瓜难销海口佛手瓜无人问津等情况。

3月7日中午，眼看自家板车上的豇豆卖出一大半了，陈生南从怀里拿出包“中南海”烟，点燃后狠狠地吸了一口—这是半个月来他第一次这么爽快地享受着。

对毒豇豆事件，他至今还是有些后怕：“你们大陆人这次闹这么一个事有没有什么好处？肯定有，以后大家吃菜也吃得放心些。但真的别再来一次了，一年也就赚你们这几次钱，怕以后没人再替我们说话。”

一阵凉风吹过，穿着单薄衣服的他打了个寒战。半个多月来弥漫在海南的压抑气氛，似乎在冷空气的稀释下即将消失殆尽。菜农陈生南抬起头，看着在崖城市场上方飘荡的横幅，又打了个寒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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